顏值、態度，還是社會經驗？——淺談審判者的偏見

孫健智 16 Apr, 2018

屏東地院剛剛結束的國民法官模擬審判，審的是一樁強盜案。在現實事件裡，這個案件是以8年有期徒刑確定，而模擬國民法官審判的結果，最終做出了無罪判決。經過這麼多次的模擬審判，參審員或陪審員通常判得比法官輕，也更容易判無罪，這樣的結果應該已經沒什麼好訝異的了；尤其，在現實世界裡，這個案子也曾經一度獲判無罪。令人訝異的，是無罪判決背後的理由。

據報導，參與該模擬審判的一名國民法官坦言，自己有婦人之仁，當被告頻頻高喊無罪的同時，感受到對方的態度誠懇，加上稍有顏值，所以整個人都被影響，最後投下無罪票。這說法嚇倒了不少人，也在法官之間傳為笑柄。

然而，就在法官們掩嘴竊笑之際，也有人不甘示弱地反駁：

法官難道不會受到當事人的態度跟顏值影響？素人法官願意承認這一點，職業法官敢承認嗎？

法官的偏見

一切在法庭上所發生的事情，都可能會影響法官的裁判，包括當事人的「態度」。事實上，法官必須把呈現在法庭上的一切事項都看在眼裡，就連律師也會事先與當事人「溝通」，法庭上該怎麼應對進退。儘管如此，對法律實務工作者來說，事情從來就不是「態度好+顏值高=無罪」這麼簡單。

態度好的當事人容易獲得有利的裁判，不完全是因為法官偏心，更常見的原因是，合作的態度，本來就比較能夠協助法院查明真相。

套用一本法普著作的說法：「否認犯罪也必須『誠懇以對』」（參見姜長志，《說真的，你很好騙：27個詐欺暗黑真相大揭露》，第370頁）。法官能分配給每個案子的時間都是有限的，如果當事人把這些時間拿來講幹話、戰態度，卻沒有針對事實或證據表示意見，要贏這場官司，就只能寄望於對造犯錯了。

然而，態度的影響卻沒有止步於此。法官必須提醒自己，裁判必須以法律與證據為基礎，而態度跟顏值不是法律也不是證據，但再怎麼提醒，都難以完全排除偏見的影響。正如《不平等的審判》一書所指出的：

故意作成的偏見其實並不是法官主要的問題……所有法官都會受到許多不被認可的偏見左右，這會影響到他們對於看似中立之法律及事實的認知，和他們最後的判決。（第194頁）

性別、種族、階級和其他許多因素也都有類似的軌跡。法官們都很清楚不應該讓這些因素影響判決的作成；其實，他們還常指示陪審員在評價證人、被告和辯護人時，不可以受到這些差異的影響。不過，法官也只是這個社會的一分子，在這個社會中，這些因素就是會帶來許多聯想……（第199頁）

這本書主要的研究對象是美國的司法，但同樣的說法，在臺灣也是成立的；正如美國的法官是美國社會的一分子，臺灣的法官也是臺灣社會的一分子。

比方說，學者指出，在離婚的父母爭取子女監護權的案件裡，臺灣的家事法官幾乎一面倒地偏向於把孩子判給母親，這是因為，法官往往先入為主地認為「女性比較會照顧小孩」，這樣的想法，往往還跟所謂的「幼兒從母原則」或「襁褓原則」結合。

這樣的見解，固然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不過，個案之間都有差異。「幼兒從母」儘管是判斷過程中的一種指引，但爸爸比較會照顧小孩的案例，也是存在的。筆者身為家事法官，最感困窘的是，知道這些問題，不一定能幫助我做出更好的判斷，因為我們常常找不到適當的證據方法，來呈現父母子女平日的相處互動。

另一個例子，是關於「案重初供」的迷思。初供，就是被告剛被抓到的時候講出來的供詞，「案重初供」的意思，就是這種供詞最為可信，因為被告往往在此時最沒有防備、最不會說謊。我們的最高法院很久之前就指出，法官不能用這個標準，機械性地判斷供述是否可信。從此以後，幾乎沒有刑事判決敢寫出這四個字；只是，法官心裡到底是怎麼想的，就是另一回事了。

同樣地，「案重初供」不是完全沒有道理，但這種說法要能夠成立，有賴一定的前提要件配合。被告在毫無防備的時候講出來的話，或許最不經修飾、最不會加油添醋，但同樣地，在那種毫無防備的情況下，他卻也最容易受到誘導、誤導，而即使訊問者沒有刻意誘導或誤導，還搞不清楚狀況的被告講出來的話，也可能是最不精確、最不完整的。更重要的是，即使法官深覺初供可信，在被告的自白之外，有沒有合乎刑事訴訟法的補強證據，仍是問題所在。

人民的偏見

非常政治不正確的是，《不平等的審判》一書也指出，人民對法官也常有偏見：

我們很容易覺得法官有偏見——就算他們並沒有。因為相信自己的觀點絕對正確，所以如果我們很反對某位法官的立場，我們會懷疑他不值得相信。如果我們認為某一位法官屬於行動者，而另一位則是裁判員，兩者的不同可能並不是因為他們真的有什麼偏見，而是在於他們是否與我們的觀點一致。（第194頁）

同樣地，這個說法在臺灣也是成立的。比方說，認為法院總是用似是而非的理由輕判、縱放被告，認為法院太過保護被告人權的想法，在我國人民之間似乎十分流行。然而，有位外界譽為司法最後良心、唯一良心的前輩法官，卻成天批評自己的同事缺乏人權意識、缺乏憲法意識，甚至痛斥最高法院是「沒有靈魂」的法院。他的批評不但經常得到人權團體的共鳴，在法官、檢察官之間也能取得一定的迴響。

確實，筆者準備律師、司法官考試時也發現，刑事法的爭議問題，學者之間眾說紛紜時，最高法院十之八九會選擇對被告最不利、保障最低的那一說，通常也是法學者們最反對、批判得最兇的那一說——保守的人罵你太前衛，進步的人罵你太反動——夾在中間的法官，大概也只能深感手足無措，不知道哪一邊才是真正的社會期待。

再比方說，有一種常見的批評認為，法官、檢察官多半出身上流社會，無法同理社會底層民眾的苦處。從筆者的個人經驗來看，這種批評只說對了一半，甚至只說對了四分之一。

法官、檢察官多半出身於什麼樣的社會背景，目前沒有完整的實證研究，因此，「法官、檢察官多半出身上流社會」的說法，只能是一流的嘲諷，三流的臆測。

依據筆者私下觀察自己同事的經驗，確實有些法官出身優渥，並因此對社會底層缺乏同理心，但也有些出身優渥的法官，知道自己跟當事人來自不一樣的社會背景，反而更願意試著理解當事人的處境。

同樣地，有些法官出身低微，因此能夠輕易理解社會底層的境況，但也有些出身低微的法官，對來自社會底層的當事人特別缺乏同理心，他們的出身反而造成一種心態：「我出身低微，但我憑著自己的努力出人頭地，你怎麼可以說，你出身低微，所以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

經驗經驗，多少罪惡假汝之名？

我相信，不少讀者已經摩拳擦掌地準備反駁我。理性勿戰。這是我的個人經驗，如果你相信，很好，我們已經達成某種同情的理解；如果你不信，也很好，這終究不是你的經驗。

人是萬物的尺度，每個人的經驗，對他自己來說，都是最真切、最實在的，但每個人的經驗都是有限的，更受到時空背景的限制。誰要是不願意承認「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偏見」，那麼，更多的社會經驗，就無法洗刷他的偏見，也不見得會淬鍊出什麼人生智慧，反而提供了更多的素材，讓他能將自己的偏見包裝成「洞見」。

對於裁判者而言，社會經驗不會只有助力，還是偏見的來源，而助力與偏見其實是一體兩面，因為人是萬物的尺度——無論這個人是法官、檢察官，還是參審員或陪審員。回到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模擬國民法官，他對於被告顏值與態度的偏重，難道不也展現了他的社會經驗？

到頭來，缺乏社會經驗並不可怕，不知道自己的經驗有其侷限，甚至自以為很有社會經驗，才是最可怕的。把社會經驗當成司法改革的通行證，將司法裁判的「不合乎社會期待」，歸咎於法官欠缺社會經驗，或者將人民參與審判的理論基礎，建立在「參審員或陪審員比較有社會經驗」之上，或許，都是太過想當然耳的「偏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