倉促修法無限期隔離精神病犯，病人、家庭、社會只會落入三輸局面

Right Plus 多多益善 06 Jan, 2022

去年鐵路警察李承翰因處理自強號補票糾紛遭刺不治，圖為台鐵全國各地列車在告別式起靈時間同步鳴笛三秒哀悼。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台灣社會近年在鐵路殺警案、桃園弒母案、屏東挖眼案等重大刑案後，對於原本就不甚了解的精神障礙者又多了一層恐懼。

法務部在全民激動的背景下推動修法，試圖把原本最多被監護五年的精神病人強制住院／監護處分天花板打破。日後，只要「有心」（例如輿論壓力過大時），受監護的病人將可能被無限期和社會隔離。（參考：各修法版本比較）

倉促的修法在未經充分討論下重重闖關，甚至已列入立法院下週即將展開的臨時會議程，眼看著只差臨門一腳就要三讀通過，諸多民間團體如伊甸基金會、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監所關注小組都連署反對修法，質疑無限期監護只可能加重公共風險、不可能減緩社會焦慮。

為了釐清修法爭議，我們參考引用監察院調查報告、民間司改會12月26日座談會等各方資料，整理出關於監護處分的背景解釋與修法質問。

受監護的精神病人仍要服刑，監護是在刑期外做的治療

監護，是國家要求被告進入精神醫療機構等處所，以監督、保護和治療，來協助犯法的精神障礙者穩定重返社會，也讓社會得以重新接納彼此。

許多人誤以為精障者可以用監護名義逃脫刑責，其實犯錯的精障者還是需要為做錯的事付出代價。

依照犯行當下的狀況和案件不同，的確有人會在精神鑑定過後被判無罪，但有更多人是需要服刑期的，只是在服刑前或後，還會被加上監護。例如，犯下嘉義鐵路警察命案的鄭再由，後來即被判服刑17年再加上強制監護五年。

監護的目的，不是為了完全「治癒」精神病人，而是用一定程度的「治療」讓病人穩定，能夠銜接社會，重返日常生活，達到社會安全的目的即可。

34%的被監護精神病人，犯的是竊盜罪等輕罪

大家都怕惡人惡意拿精神疾病當作犯罪藉口，其實真正的精神病人才怕用精神疾病作為辯護。曾有一個思覺失調患者便說：「我寧願我是犯人，而不是精神病人。」

和媒體大肆報導精障傷人的社會新聞印象相反，根據監察院調查，十年來，被地方法院一審判決受監護的人中，以竊盜罪最多（約占33%）；近五年來的受監護處分案件，也是以竊盜罪最多（約占34%），其次才是暴力犯罪（21%）、公共危險（11%）、妨害自由（5%）等。

竊盜侵害的是個人財產，不是傷害生命、身體等重罪，行為也不具暴力性和攻擊性。如果是一般人犯竊盜罪，原本只是六個月左右甚至可以易科罰金的輕罪。但，只因為他們是精神病人，反而因此會受到長達一至三年的監護隔離，更是如今社會高喊「關到死」首當其衝的一群人。

換句話說，一個分不清現實的精神病人，在急性發作時，如果因為肚子餓走進便利超商拿了一個麵包，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偷竊」，原本可以罰款或以六個月服刑負責，現在卻常因為是精神病人，而被強制住院、和社會脫節一至三年，導致出院後病情更不穩定。

大家都怕惡人惡意拿精神疾病當作犯罪藉口，其實真正的精神病人才怕用精神疾病作為辯護。示意圖。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半數以上是思覺失調患者，暴力犯罪比率僅占0.7%

在監察院調查中，近五年來的受監護處分案件中，有五到七成是思覺失調症患者，心智障礙者則占一成。根據美國學者Swanson研究，思覺失調症患者的暴力犯罪占全部暴力犯罪不到一成。我國統計也顯示，近五年來，台灣思覺失調症患者的暴力犯罪比率，僅占所有暴力犯罪的0.7%。

此外，醫療上最難以處理的反社會人格，其實一開始就被《精神衛生法》排除、無法以精神疾病為辯護理由（無法動用《刑法》第19條）。這群最被社會大眾恐懼、難以矯治的犯罪者，根本不在監護處分會覆蓋的群體中。

就算是合併反社會人格而進入監護的病犯，在調查中都顯示，醫療上能協助的有限，看不到明顯的治療效果，反而造成醫院員工和其他病人的威脅。

無限期延長監護、無止境加蓋精神病院、隔離這群被媒體妖魔化的患病者，真的能緩解我們的焦慮嗎？

修法打破監護期限天花板？全面佈建司法精神醫院？

如果修法闖關通過，會發生什麼事？目前法務部提出的監護修法已進立法院，只差三讀闖關，其中兩大重點：

檢查官可以不限次數延長監護年限，每次不超過三年
建置／擴充司法精神醫院和病房

國家強制觸法的精神病人住院治療，其實違反CRPD等國際公約，但這暫且不談。重點是，礙於資源和諸多問題，如今許多執行監護的醫療院所幾乎只剩下監禁功能，只有「監」而沒有「護」。其中不僅沒有真正有效的治療，反而缺少一般監所會做的勞動和活動，以及一般精神病人在病院中能做的復健和權利。

這些權利包括家屬會面、室外職能治療活動、出病房在院內購買生活用品等，還可能因為空間設施限制，而和其他精神病人產生衝突。

或許有人會問：「如果犯了法，本來就該付出代價，哪來要這麼多權利？」先別提國際公約和人權，被強制住院的精神病人並不代表不用服刑，住院的目的是為了監督、保護和治療。

先別提國際公約和人權，被強制住院的精神病人並不代表不用服刑，住院的目的是為了監督、保護和治療。示意圖。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如果住院五年都治療無效，還要繼續住到老？

現在的法律規定監護上限五年，是因為三至五年是精神疾病治療的黃金期。如果一個病人治療超過五年還不見成效，就像我們一般人住院五年還不見起色一樣，沒有人會自主選擇繼續住院。既然住院五年都無效，為何還要再加長？

這次修法如果通過，原本以治療為本的精神醫療院所，很可能成為「監獄的延伸」，以監護之名行人身拘束之實，不僅違憲，也只是暗示更多的判決往這裡前進。

再加上，現行監護成效不彰，各地區資源和戒護人力不足，執行監護的醫療院所經常無法做到有效的分流和多元的輔導。例如，有藥酒癮的、思覺失調的、性侵害或重刑犯等，需要的治療和因應方式（處遇）都很不同，許多地區醫院根本無力執行。有些發展性障礙、智能障礙等，也不屬於可治療的「精神疾病」，需要的是特殊教育和協助。

「沒有專設機構、專業的人力物力，執行時間再長也難有成效。」高雄大學張麗卿教授在監察院調查中說：「不同狀況的精障者，甚至合併兩種以上疾病的，需要靈活多元的處遇。」

人終究是要回歸社會，越晚回來越危險

所以，和大多數人想的不同，延長強制住院時間並無法解決問題，反而讓長久與社會隔離的精障者，更難融入社會。因為「壓力」和「孤立」正是觸發精神病發作的高危險因子。人被孤立越久，越跟不上外面高速變動的世界，出院（監護結束）後也越無法適應。

伊甸基金會主任廖福源便說：「國際上對待精神障礙者，是以全力減緩孤立、提供社區支持為原則，台灣卻背道而馳。」

除非我們都打算漠視憲法和國際公約，把所有人關到死、終身監禁，否則一旦這次修法倉促通過，在周邊配套措施不足之下，與世隔絕超過五年、十年、二十年的精神病人只會更難和社會共存。

把精神病觸法簡化成醫療問題，是非常危險的誤解

生病並不是犯罪的必然條件，有病的人不等於會犯罪的人。反過來說，就算精神病人在監護期間被「完全治癒」，也沒有人能說「沒病的人就不會犯罪」。

撇開精神病人，我國對於一般受刑人，也只要求服完當初被判的刑期、付出該付的代價即可出獄。沒有任何人能保證誰這輩子不會（再）犯罪，也沒有人能斷定更生人一定會再犯。

嘉南療養院醫師李俊宏在監察院調查中說：「把精神病患犯罪問題簡化成醫療問題非常危險，其中有先天或性格因素，還有家庭和社區環境等問題。如今卻全歸在精神醫療系統，不管把監護期限修得再久，問題都不會解決。」

宏恩醫院龍安分院也在調查中說：「要預估再犯風險或評估危害公共安全之虞，太難！心智狀態或精神疾病，都跟犯罪行為之間沒有絕對的因果關係。」

在日本，要確定精神病犯是否能出院，評估重點並不在他們再犯的可能性，或出於公共安全的維護，而是著重在患者本身。從行為、症狀、治療情形是否有助於患者改善、是否能復歸社會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