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明、陳偉仁／寫在鐵路刺警案之後：重返犯罪與法庭現場

（※ 文：陳明，唯心法律事務所合夥律師、本案辯護人；陳偉仁，唯心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本案辯護人。）

北上自強號列車停靠於嘉義車站，一名罵天罵地罵政治的男子，突然取出預藏紅柄嫁接刀，朝向接獲通報前來執行勤務的員警李承翰腹部猛刺。

嘉義往返台南開庭，自強號是常用交通工具，車上昏昏欲睡的燈光、突如其來的驚恐變故，彷彿身歷其境，歷歷在目。108年7月3日，眾人無不為英勇的員警祈福，但李承翰仍於翌日傷重不治，回天乏術。

再返案發現場

經法律扶助基金會指派，為鄭再由辯護。由於本件為矚目案件，幾乎必然起訴，因此偵查中辯護方向以蒐集鞏固證據為主。

依據媒體揭露，於案發當天，被告似乎即於台南市區四處徘迴游蕩，另依車上乘客所攝影片，亦可知被告有嚴重精神疾病症狀，因此向地檢署聲請函調就醫紀錄，以及清查其至警察局、派出所、市政府、議員服務處求助、至保險公司解約，以及至小北百貨買刀的監視器畫面和人員接觸等資訊。另依檢警查扣手機勘驗結果，其中亦提及「整人計畫」，顯示被告懷疑有人要謀害自己取得保險金。

即便有以上證據，檢察官仍以鄭再由自承警員要他下車是在堅守岡位，對自己行為認知應無障礙，認為被告行兇過程意識清楚。

嘉義地方法院一審審理傳喚鄭再由子女、親人和工作夥伴，釐清事發前精神狀況。其於民國90年起即於精神科就醫，主要症狀為多疑、敏感、易怒；99年呈現明確被害妄想、聽幻覺及出外遊蕩，當時亦懷疑周遭親近人士要陷害自己，於台南遊蕩後再搭火車至台北躲藏，經奇美醫院診斷為思覺失調症，但服藥至106年即未再回診。

108年間他的病況再次惡化，在6月間，於向來只有傳送早安貼圖和影片分享的同學群組稱：「有個感覺莫名其妙、已經思考了很久」，再於7月1日稱：「今天這個問題，我已經想了一個禮拜」、「昨天晚上，已經在臉書上發現非常危險的後果」、「早上已經有告知清潔婦全部的計畫」、「我要告訴你，這位編劇，這是一個沒有理由的整人計畫」、「你們兩個......這是一個精神恐嚇嗎，我已經弄到草木皆兵」。

鄭再由的工作夥伴則證稱7月1日本來要帶鄭再由去廟裡問事收驚，鄭再由所謂「要陷害自己」的其中一人是同業，但完全不認識另外一人，；其子女則稱父親在7月2日晚間質疑家裡的麵包飲料從何而來，並拿手機的不雅照質問這是不是他。

嘉義地方法院再傳喚接觸人員和車上乘客，釐清7月3日事發當日鄭再由的精神狀況。派出所員警轉述鄭稱有人跟蹤他、要拿保險金、兒女也是同夥；社會局人員則稱他待了整個早上都在講電話，卻說自己手機撥不通；保險公司人員則表示，當時雖向鄭說明保單已經快到期、退費錢也不多，但鄭仍然堅持解約，但保險受益人為其子女、而非所謂整人計畫主謀；議員服務處人員則稱很難理解既然保險已經解約，鄭先生為何仍然重複稱壞人夥同兒女要殺死他詐領保險金。

作證的自強號乘客表示在列車長查票後、員警上車前，鄭再由即在車廂中間走道對著空氣自言自語、大聲咆哮，除了有關政府、政黨、股票少數內容之外，其餘謾罵內容均難以理解。

為了貼近查明刺殺員警當下以及被捕後的精神狀況，法院勘驗乘客側錄和媒體採訪影片。於查票後、員警上車時，列車長即對員警稱被告「不知在罵什麼」、「有夠兇」；法院另播放乘客側錄影片，於員警請鄭再由下車時，其稱：

我恁懶叫啦！誰要下去？你現在給恁爸叫警察！沒政府，恁爸要跟你（不清楚），什麼冷靜點，恁爸把你烙下去！幹你娘機掰！你跟他們講一句，恁爸現乎死。蹲下，（不清楚），蹲下喔，幹你娘機掰啦！（此時刺向員警），要怎樣？沒政府的喔（此時再度刺向員警）。

以上發言內容，似乎並非針對員警而發，則當下有無幻聽情形、又是否需為其不可控的疾病幻想情節負責，日後成為爭執重點。另亦勘驗7月4日李承翰殉職後、移送時被告與媒體對答，表示這是詐領保險金謀殺計畫、計畫要整人，要向社會申請大家公審、並非票務問題，思緒表達仍相當紊亂。

一審無罪引發爭議

被告移送羈押後，就診紀錄記載：

病患於7月5日當時情緒激躁不安，自言自語，思考不合邏輯，答非所問，被害妄想，關係妄想，現實感不佳，缺乏病識感......持續接受門診治療，情緒改善，言談較為切題，但被害妄想仍存在，甚至談及妄想內容時，情緒會突然失控，仍明顯須接受完善精神醫療照護。

法院另將本案送交台中榮總嘉義分院鑑定，觀察與病史相符：

約於93年因支票跳票出現疑神疑鬼狀況，怕被跟蹤與監視，由家人陪同收驚並到成大醫院就醫，因症狀改善而未再回診；99年因出現幻視（看見家人靈魂）、到處亂跑、怕被下毒與行為混亂（自行關在籠子裡睡覺）之狀況，再度被家人送至奇美醫院精神科就診，診斷為思覺失調症，有規則回診拿藥，但服藥順從性不佳，直到106年至今均未再回診，但仍舊存在被害想法。

鄭再由雖於門診時否認有幻聽，但鑑定人沈正哲醫師敘及：「思考鬆散、邏輯性差，且多妄想內容（被害妄想、關係妄想及被跟蹤妄想）。關於犯案過程之描述，明顯受其妄想內容所影響」、「智力為邊緣型智力水準......理解力差」，推測犯案行為亦是受其精神症狀影響所致，符合刑法第19條第1項所稱「行為時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

109年4月30日，嘉義地方法院綜合上開證據，判決無罪，輿情譁然，總統蔡英文和行政院長支持檢方上訴。檢察官延續策略，除稱被告裝病、精神鑑定報告於速食店完成有不專業之虞，並指控被告具有反社會人格；另為推翻支撐一審判決最重要的兩項證據：刺警當下的勘驗內容以及鑑定報告，則分別提出重新勘驗以及聲請再次鑑定的主張。

檢方上訴，二審翻盤

經過三位法官以感官體驗、檢辯雙方同意的勘驗內容，通常難以藉由再次勘驗而顛覆原本認定的結果。然而，高等法院台南分院較為罕見地應檢察官要求重新勘驗，並更改事發當下的譯文如下：

（其他乘客：下去啦！） 下去你懶叫啦！誰要下去？你現在給恁爸叫警察，沒政府恁爸給你......意思，恁爸跟你「戰」，恁爸給你喇下去，幹你娘機掰，你「減說」（台語發音）一句，恁爸「現乎你死」（台語發音）！一句話，你要叫我下去，你幹你哩啊你娘機掰（碰撞聲），吵什麼，要怎樣，沒政府了？不然怎樣？

其中將「你跟他們講一句」改為「你『減說』一句」、另將「恁爸現乎死」改為「恁爸現乎『你』死」，發言對象已從針對天意自言自語，轉變成為面前員警，與一審的勘驗結果相去甚遠。

二審法院再應檢察官聲請，送交成大醫院鑑定，亦提及就醫紀錄、在家中窗外看到過世家人，以及智力測驗偏低。然鑑定認為事件當天被告雖處於急性發作，但因於109年8月17日鑑定會談時表示他清楚所刺殺對象為執勤員警，亦知道員警工作是來叫他下車，且「既然沒有政府我也不當你是警察」，而持刀刺向員警，行為應受妄想型思覺失調症影響，致辨識和控制能力顯著降低，但尚未達不能辨識程度。

鑑定人陳柏熹醫師另敘及：筆錄雖記載「列車長要求我在嘉義一定要下去，我不知道意圖是什麼」、「我覺得那個警察是在為魔鬼執行任務」，但該等說法無法排除係因案發接受藥物治療後，精神及現實感改善所致。二審判決因此改判殺人罪，但因辨識能力和控制能力顯受疾病影響，依刑法第19條第2項減輕其刑，而處有期徒刑17年。

刑法第19條第1、2項之間，本無明確界線，需要綜合案件一切情形，判斷是屬於不能辨識或控制其行為，抑或僅因疾病影響而顯著降低，倘若認定標準趨向嚴格，無異要求病患對其疾病負責。本案當中，不論醫師意見或法院判決，一致認為思覺失調症嚴重影響行為，值得重新省思的問題在於：係以被告刺警當下認知對方是警察且正在執行職務，而認定有罪？或是認為其自疾病時起漸漸無法控制，包括見到家人鬼魂、幻想親人朋友乘客謀害，終至誤認列車長和員警亦為同夥，無可避免而鑄下殺警悲劇？

二審判決於此，已作出令人佩服的詳細論證，但可惜並未給出完美的答案。首先，勘驗車內人員制伏鄭再由影片，要將手上的刀放下時，其表示「煏空了（曝光了）」、「莫（mài）演的啦」「都曝光了」，可見妄想對象有所擴張，仍將乘客和站務人員當作同夥；再者，二審判決亦認為其原先並未將警察列入其妄想對象，但「及至本件行為時」，擴張其妄想對象，已經妄想列車長和警察均為同夥；最後，判決採納成大醫院鑑定，然而該鑑定雖以接受治療為由排除鄭再由「警察是在為魔鬼執行任務」的說法，但卻反而採信事發治療一年後說詞，認為其清楚刺殺對象為執勤員警。

至於最高法院三審判決，更是越俎代庖，為了支持勘驗譯文將「你跟他們講一句」改為「你『減說』一句」、另將「恁爸現乎死」改為「恁爸現乎『你』死」之正當性，竟棄榮總鑑定報告業已提及「99年出現幻視（看見家人靈魂）」等節不論，以病患自身否認幻聽，以及沈正哲醫師作證用語均僅稱「可能」有幻覺為由，認為刺警當下並無幻聽、幻覺。精神醫學和法界溝通大門，於焉終結。

結語

回顧案件過程，除了總統和行政院長公開表態支持上訴的荒腔走板，檢方不顧鄭再由完整精神病史，多次指摘被告裝病、具有反社會性人格，質疑鑑定報告作成經過，亦使爭點模糊、討論失焦。

我們希望現代醫學進步，能讓病患回歸現實，卻又心痛待其大夢初醒之日，發覺已經身陷囹圄，十餘年後才能返家。原來最把精神病患說話當真的，其實是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