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母親》：垂直梳理西班牙歷史，水平凝視當代女性處境
（※ 本文有雷，斟酌閱讀。）
作品風格大膽直率的西班牙導演阿莫多瓦，善用通俗劇情節與艷俗電影色彩，捕捉鏡頭之下角色的愛慾情狂，尤其常以女性為主角，解構父權社會的框限，擁抱身心靈的自由。然而，年過七十的他，在近年越發內斂的《沉默茱麗葉》（Julieta）、《痛苦與榮耀》（Dolor y gloria）之後，新作《平行母親》（Madres paralelas）不僅助繆思拍檔潘尼洛普克魯茲奪下威尼斯影展后座，本片也將角逐今年奧斯卡最佳女主角、原創音樂兩項大獎，再以女性題材電影，創造其生涯新巔峰。
《平行母親》以阿莫多瓦擅長的通俗劇入手，描述兩位意外懷孕的母親生產時結緣相遇，卻又再「意外」結下不解之緣，展現女性在當代「平行」等量的多重困境，情節褪去以往獵奇，以鏡頭平視生活的荒唐。同時，阿莫多瓦也藉女主角欲開挖家鄉亂葬崗，揭開佛朗哥獨裁政權致使西班牙的創傷，「垂直」凝視歷史的痕跡，成為他迄今最政治化的作品。
電影不僅藉通俗劇，呈現現實與人心的荒誕，更特寫西班牙的殘酷史實，讓創傷於日常生活中自然表述。阿莫多瓦讓個人與集體、死亡與新生、父權壓制與女性自主、歷史創傷與現代困境，垂直與水平的時空脈絡，重重交疊出《平行母親》，觀眾得以直視每一抹因果的風景是如何成形，解密過去與當今的真相。正如劇中台詞所述，要了解自身與國族的過去：「妳才能決定妳未來要去哪。」
「垂直」梳理家國血緣史，以小喻大的通俗劇寓言
回顧過去很重要，人們因此才明白當前生活的問題，是從哪裡一脈相承。——導演阿莫多瓦
電影一開場，潘尼洛普克魯茲飾演的平面攝影師嘉妮，即對著曖昧的拍攝對象、法醫兼人類學家阿杜羅，侃侃而談其家鄉在西班牙內戰初期遭逢的人禍：包含嘉妮曾祖父的村內男性，皆遭當時以佛朗哥為首的長槍黨謀殺，屍體遭任意埋葬，如今她與受害者家屬欲開挖亂葬崗，希望尋求阿杜羅的專業協助。《平行母親》免去阿莫多瓦早年「活色春香」的起手式，立即讓嚴肅的政治議題，呈現於角色日常對話之中，更彰顯他在本片的企圖心。
軍人出身的佛朗哥在內戰爆發不久後，成為國民軍大元帥；1939年贏得內戰勝利，正式就任為國家元首，直至他因心臟衰竭過世，長達36年的獨裁政權才就此瓦解。而後，西班牙用「以利政府體制過渡」為名，各派政黨協議出《遺忘公約》（The Pact of Forgetting）與《大赦法》（Spanish 1977 Amnesty Law），保證對參與獨裁統治者「有罪不罰」。避免「清算」確實加速西班牙的民主化進程，但「轉型正義」不全卻致使荒誕後果，例如：導致迫害平民無數的佛朗哥，其遺體卻與內戰受害者同安葬於「烈士谷」（Valley of the Fallen）之中。
2007年，西班牙終於通過《歷史記憶法》（Historical Memory Law），開始正視內戰後的國族創傷，以及佛朗哥獨裁政權的毒瘤，包含從公共空間移除佛朗哥雕像，向政權受害者及其後代提供援助等，然而卻仍被保守勢力阻擋。2011年至2018年，偏右派人民黨掌權時，刻意刪減挖掘內戰亂葬崗的預算，致使歷史傷痛無能緩解，如同《平行母親》嘉妮在片中所控訴：「只要我們沒完成這件事，戰爭就還沒結束。」
因此，電影開場由嘉妮手拿相機拍照，畫面屢次定格並配上仿底片邊框，《平行母親》片名豔紅現身，宛如嘉妮藉「攝影」回望個人與家族的經歷，更像阿莫多瓦藉電影，檢視西班牙的歷史創傷。該片攝影也採用極小光圈拍攝，不論近景遠景都清楚對焦，令觀眾能清晰檢視片中細節，猶如期望觀眾也審視歷史的斑斑軌跡。攝影指導荷西路易斯艾可尼提及：「我認為畫面最好提供滿滿訊息，觀眾才能感覺自己和演員同在，承接等量的情緒。」
電影在具40、50年代懸疑片風格的配樂之下，以大量繁複弦樂揭開此親緣難捨的故事：嘉妮與阿杜羅發生關係後意外懷孕，生產時認識同日迎接女兒誕生的年輕產婦安娜，兩位母親從此結為好友。不久後，兩人回歸各自生活，嘉妮經親子鑑定得知自己照料數月的女兒，竟非自己「親生」，滿腹疑問的她卻沒向他人透露，甚至更換手機號碼，切斷與外界聯繫。
直到某天與安娜重遇時，得知她的女兒安妮塔意外死亡，嘉妮望見對方手機中的嬰孩照片，立即認出與自身的相似輪廓，才確知兩人在產後抱錯嬰孩，得知悲劇卻已難以挽回。而後當安娜逃離原生家庭，成為嘉妮女兒塞西莉亞的保母並與嘉妮同居，甚至兩人還擦槍走火發生關係，但即便如此，嘉妮再偷偷讓安娜與女兒做親子鑑定，確認兩人確實為親生母女，卻還是遲遲不向安娜透露真相，因為她害怕自己從此失去「兩位女兒」。
《平行母親》以嘉妮個人當前的過錯謬誤，不願正視問題的態度，回應西班牙曾不願「深掘」過往，選擇淡忘歷史過錯的社會氛圍。電影從嘉妮個人視角，以內戰受害者後代身分，渴求國家還予上代家人尊重，歷史創傷也直接或間接導致，嘉妮家每代女性皆為「單親母親」；同時也是個抱錯嬰孩而「將錯就錯」的母親，隱瞞真相導致錯失與親生女兒相認的機會，更差點致使安娜成為痛失小孩的孤身母親。
阿莫多瓦以小喻大的懸疑通俗劇寓言，「垂直」梳理個人與國族的血緣。若從女兒塞西莉亞觀點來看，養母嘉妮不肯訴說真相，即是阻攔塞西莉亞認識自己的身世之謎，正像西班牙政府的《遺忘公約》，或不支持挖掘內戰亂葬崗，剝奪人民審視家國過往的權利，致使受害者後代宛如「歷史上的孤兒」，無得追溯自己的出身。正如阿莫多瓦所述：「你不能要求人們忘記……記憶永遠是我們靈魂的一部分。」
電影以鏡頭清晰審視人物，直視角色面容與對話，歷經數次淘洗偽裝的汙泥，被遺忘的真相才浮出水面，如被內戰深埋的屍骨，終於有機會重見天日。最終，正如嘉妮選擇對安娜坦承女兒身分向她致歉，家鄉亂葬崗挖掘工程開始動工，現實中西班牙政府於2020年批准《民主記憶法》（Democratic Memory Law），更專注革除佛朗哥遺毒，重視受害者家屬權益，但面對極右派崛起的西班牙社會，轉型正義仍是困難重重，阿莫多瓦也只得說：「我不確定法案是否為時已晚，但遲到總比沒有好。」
「水平」凝視當代女性，自主、結盟打破母親的平行命運
現在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覺得我是自己的主人。——《平行母親》
《平行母親》的嘉妮作為女性攝影師，開場以自信專業姿態，要求人類學家兼法醫的男性權威代表阿杜羅，擺放各式姿勢與表情供嘉妮攝影，而後阿杜羅更受其吸引，主動邀約嘉妮，而對方也盛情接受與他同床歡愛。電影不僅完全翻轉60年代安東尼奧尼《春光乍現》（Blow-Up），男攝影師拍攝女模特兒展現的慾望從屬關係，更表明《平行母親》是由女性凝視（Female Gaze）出發的作品。
電影描繪當代女性的生活，「水平」凝視相異成長背景、價值立場的「母親」所歷經的困境。女主角嘉妮無疑是現代獨立女性的代表，出身鄉下但歷經打拚，成為備受讚譽的平面攝影師，即便意外懷孕、男方有家室而無法建立關係，也毫無猶豫地要產下女兒，一如她對阿杜羅大喊：「我就延續家庭傳統，和媽媽、外婆一樣變成單親媽媽。」顯示她在絕望之餘，仍極力掌握自身的情感與身體自主權。
然而，嘉妮身為單親母親，仍遇上育兒、工作兩頭燒的狀況，更曾因不滿互惠寄宿生看顧女兒不用心，直接「碾對方出門」，而後找上在產房有一面之緣的安娜，作為女兒的保母（實際上也就是女兒真正的生母）。相對而言，出身保守家庭、雙親離異的安娜，不幸遭多名男同學性侵而懷孕，更為了逃離傷心地，離開父親家投靠母親。生產之後，母親又忙於舞台劇演出，無暇照顧安娜與孫女，處境比起嘉妮來得坎坷許多。
《平行母親》回溯兩人的成長經歷與家族史觀，嘉妮曾祖父成為長槍黨殺戮下的亡魂，因此曾祖母獨立撫養祖母長大，嘉妮的母親嚮往「自由的空氣」成為嬉皮，更以該時代代表歌手珍妮絲賈普林（Janis Joplin）為嘉妮（Janis）命名，母親也同珍妮絲賈普林於27歲因嗑藥過世，因此嘉妮由鄉下祖母扶養長大。嘉妮流著母親自由奔放的血液，又在祖母講述內戰歷史，耳濡目染的教養之下成長，自然孕育其「左派」思維，講求進步自主、尊重多元包容。
安娜的母親則欲躲避父母而成婚，又為逃離婚姻而被迫割捨女兒。不想成為妻子與母親的她，只渴望成為演員，聲稱自己不像藝文圈都是「左派」：「 我對政治無感，我的工作得取悅每個人。」母親的身教儼然也影響安娜，她亟欲逃離保守父親與創傷回憶，選擇逃避現實、不問世事，決意遺忘過去、重啟生活，並藉此擺脫家庭與社會束縛，但也猶如許多西班牙年輕世代「活在當下」，對於歷史與政治不予置喙的冷感態度。
因此，當嘉妮得知阿杜羅協助申請的基金會，願意動工挖掘家鄉亂葬崗，欣喜若狂與安娜分享時，只換得對方冷冷地說父親告訴她：「人要往前看，往後看只會揭開過去的傷口。」嘉妮因此指出安娜家族的立場即屬於「遺忘派」，致使西班牙社會無法徹底轉型正義的僵局，提醒她超過十萬人因內戰或佛朗哥政權「被消失」，警示年輕一代審視未來的重要：「妳最好想清楚，妳就能決定妳的未來要去哪。」猶如社會上左派與右派之間迥異立場的辯證。
《平行母親》不如許多歷史題材電影，穿插回憶過往的閃回畫面，反倒將重點全然聚焦於現代，凝視每個女性角色，回顧她們如何成為自我，家庭、時代的風景如何造就她們的境遇，讓彼此有著平行卻相似的命運。片中更可察覺，男性角色幾乎全然缺席，嘉妮的曾祖父輩因戰爭犧牲，安娜父親一代保守而與之疏遠，阿杜羅因有家室而無法待在嘉妮身邊，安娜的年輕男性同輩是她的創傷來源，也暗暗批判父權建構的家國體制，便是如此缺乏擔當而無法奠基。
因此，女人才必須穿上嘉妮「我們都該是位女性主義者」的標語白衣，不僅要自主起身，更得結盟扶持彼此，打破平行而封閉的命運，整個西班牙也得倚靠這些女性，才得以養育國家。電影中的生育場景，安娜有母親陪伴可想而知，但照料嘉妮的則是其女同志閨蜜艾蓮娜。身為公司高階主管的艾蓮娜，由80、90年代阿莫多瓦的御用女星蘿西德帕瑪回歸演出，更在嘉妮產後無微不至提供工作機會、一同與她回鄉監督亂葬崗挖掘，展現彼此深厚的女性情誼。
同時，嘉妮與安娜的命運也在相識後不停交纏。兩位母親錯抱對方的女兒，安娜成為嘉妮的保母後與她同居，再擦槍走火成為同性戀人，片中並無明確交代兩人性向，一切都如日常般自然不過，再度展現阿莫多瓦對情慾流動的開放態度。嘉妮而後又再度懷孕，雖然論血統阿杜羅仍是父親，但論生活日常上更像是嘉妮與安娜、甚至艾蓮娜，共同養育出的結晶，猶如回應《瀕臨崩潰邊緣的女人》（Mujeres al borde de un ataque de nervios）結尾，女人的性與生育不再倚靠男性，也得以自主完滿而幸福。
影像證據會說話，政治與性別交錯的魔幻時刻
其實我所有的電影都有政治，只是這次《平行母親》變得更直接了。——導演阿莫多瓦
如同前述，《平行母親》格外強調嘉妮的攝影師身分，多次呈現她在攝影棚全心投入工作的場面，電影也格外注重「影像」的力量，例如：嘉妮展示同為攝影師的曾祖父，為家鄉男性同輩拍攝的舊照，作為他們曾經存活的證據；嘉妮家中也展示母親抱著年幼的自己、照料她長大的祖母以及曾祖父母的照片，象徵她對家族的緬懷與留戀；當嘉妮得知安娜之女安妮塔，其實才是自己親身骨肉，除了做親子鑒定之外，同是透過觀看女兒照片，才確認她的血緣身分。
2018年，阿莫多瓦擔任監製的紀錄片《沉默正義》（El Silencio de Otros）問世，片中訪問佛朗哥獨裁統治下的受害者後代，要求政府釐清殘酷的真相，為逝去的親人、愛人扳回尊嚴，也提醒前人的過錯不得被遺忘，更應被審視甚至懲處，歷史才不會重蹈覆徹。電影不僅入圍歐洲電影獎，更在西班牙國內引發熱烈討論，甚至令萬惡的《大赦法》，成為Twitter的熱門hashtag標籤，進而促使《民主記憶法》順利通過，讓西班牙持續往轉型正義之路邁進。
《沉默正義》藉「訪談影像」記錄歷史的軌跡，正如《平行母親》以「照片」呈現角色的生命歷程，電影或攝影成為歷史的證據，對照現實更成為「照妖鏡」，當傷痛的回憶陳列現身，驗證了遺忘絕不是面對現況的答案。正如同《沉默正義》導演阿莫迪納卡拉希多所述：「理解政治的另一種方式，便是把觀眾帶入影像體驗之中，沉浸其中並參與這場走向正義的旅程。」
相對《沉默正義》的坦然直述，《平行母親》的鏡頭清晰呈現場景與角色間的關係，仿若顧及環境與個人之間的影響，並從女性的當代群像，藉由阿莫多瓦最擅長的通俗劇情節，向上回溯歷史如何血脈相承，呈現政治與性別的交織性（Intersectionity），致使當代問題難解，也向下直指面對問題的核心，即是誠然面對真相，思考如何彌補過錯，未來才知前行方向。
如同嘉妮坦言自己隱瞞「抱錯女兒」的實情，祈求安娜原諒，安娜起先不諒解而欲帶女兒離去，經過沉澱後也轉變心態，打電話給嘉妮告訴對方說：「我們必須一起面對。」嘉妮則感到寬慰回應：「我們隨時都能好好談。」雖然安娜迅速接受事實，乍似顯得太快速且唐突，但對照起西班牙社會對歷史真相的遺忘、對佛朗哥獨裁遺毒的冷感，「理想化」誠實面對現實的態度，鼓勵人們持續理解與對話，或許就是阿莫多瓦對母國最大的期許。
「我們應該重返亂葬崗現場，追溯佛朗哥犯下所有待處置的罪行。佛朗哥所做的就是把受害者埋得如此深沉，彷彿徹底否認他們的存在。」正如阿莫多瓦所述，電影結尾之處眾人聚集至嘉妮家鄉亂葬崗現場，鏡頭望向土推之中埋葬80年的骸骨，霎時間竟變換為交疊臥躺的男性身軀，彷彿他們還入土不久，成為全片最魔幻寫實的一刻。既控訴獨裁政權的殘酷，也回應嘉妮片中的台詞：轉型正義未完戰爭不會終止，國族哀痛的血肉也無法乾涸分解。
不過，最撼動人心的一刻，其實是嘉妮、安娜與艾蓮娜率領村落一眾女性，前往亂葬崗認親的場面。鏡頭水平橫搖，捕捉每位女性的面孔，瞬間我們得以明白在場每位都是「平行母親」，政治、歷史與性別因素彼此交織，讓她們本應平行的命運從此交集，匯聚於此面對時代的集體創傷，緬懷她們失去的摯親。「骸骨幻化真身」既可視為阿莫多瓦的控訴，也可視為片中每位母親懷抱熾熱思念的溫柔想像，就此回應開場暗示的：這是部「女性凝視」之作品。
阿莫多瓦前部明確描繪西班牙歷史的作品，已是1998年的《顫抖的慾望》（Carne trémula）。該片回顧1970年佛朗哥政權宣布全國進入緊急警戒、限縮人身自由時，描述主人翁誕生在夜晚公車上的奇情故事。阿莫多瓦稱此日是母國「最黑暗的一夜」，而當時飾演主人翁的性工作者母親，奮力在公車生產的即是潘妮洛普克魯茲，此片是兩人的首度合作，克魯茲也就此成為阿莫多瓦的繆思，其重要作品《我的母親》（Todo sobre mi madre）、《玩美女人》（Volver）、《痛苦與榮耀》皆有她的身影。
歷經23年之後，兩人再度聯手「催生」《平行母親》，即便翻開的歷史更為殘酷，但電影氛圍不像《顫抖的慾望》暗黑絕望。阿莫多瓦期許劇中人物，能像兩人合作的另一部《玩美女人》，克魯茲伴隨妹妹、女兒至墓地掃墓，對上一代不帶有悔意，而僅是自在舒坦地思念：「受害者家屬們只是希望像《玩美女人》，有個地方能探視親人、獻上鮮花祭奠亡者而已。」
最終，鏡頭停留在女兒賽西莉亞身上許久，她繼承嘉妮祖母的名號，安娜是其生母、嘉妮則是養母，是「平行母親」們共同養育的女兒。而她伴隨母親專注亂葬崗的眼光，正是阿莫多瓦對下一代的期許：「所有人都該了解家國歷史，即便是最黑暗的一塊，這是你得以克服現實、前進未來，並且不重蹈覆徹的唯一方法。」嘉妮也說自己腹中未出世的孩子，若為男孩取名為曾祖父之名安東尼奧，女孩則取名為安娜，更暗示《平行母親》對過去的緬懷與今日的期許。
歷史不會被噤聲，無論如何被點燃，無論如何被掩蓋，無論如何被曲解，人類的歷史終究會被發聲。——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於《平行母親》片尾引用
當前西班牙工人社會黨主持的左派政府，已在2019年將佛朗哥的遺體遷離烈士谷，但隨著極右派的呼聲黨成為國內第三大政黨，將西班牙內戰歸咎於1931年成立的第二共和國，而非佛朗哥的軍事政變，罔顧歷史製造「假新聞」，更曾反對移除國內的佛朗哥雕像，讓轉型正義的進程仍有所阻礙。
同時，亟欲訴諸歷史的《平行母親》雖在去年風光入選威尼斯影展開幕片，更讓克魯茲獲得影后銀獅獎，卻在西班牙哥雅獎入圍八項而一獎未摘。最終，西班牙影藝學院選擇以《我不是慣老闆》報名角逐奧斯卡國際電影（但未獲提名），而非國際知名度更高的《平行母親》，皆可見該片直指歷史弊病、有失西班牙國家顏面的表述，並不受影藝學院青睞。
不過，《平行母親》照樣以西語片之姿，入圍奧斯卡最佳女主角、原創音樂兩大獎，而阿莫多瓦前次以《悄悄告訴她》獲得原著劇本獎之時，該作同樣並非西班牙的外語片代表，因此《平行母親》仍有望在奧斯卡摘獎。面對國內藝文圈的冷落，或者國際獎季的熱議，阿莫多瓦在訪談間都顯得輕鬆以待，年過七十的他儼然如嘉妮一般，更專注於如何以鏡頭捕捉眼前的世界，繼續傳遞他看盡生命長河，仍急切想訴說的故事：「我會繼續拍電影，這才是最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