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輕世代沒做過的事，為何要悔罪？一段台灣與德國學生的對話

吳忻穎 08 Jun, 2021

只有坦誠面對過去，才能勇敢走向未來。

六四剛過，不少外媒在這一天做了回顧報導。雖然在中國和香港被迫「噤聲」，香港的一些悼念活動也被打壓，¹但極權政府或可堵悠悠之口，卻無法抹去人民歷史記憶中的傷痛，以及對於言論自由與人權的渴望。當年天安門前發生血腥屠殺的事實就是事實，不會因為否認就不復存在。

就在六四前，旅居德國的筆者與德國籍朋友在街上看到二戰期間納粹屠殺犧牲者的紀念地磚，開啟了一段關於歷史記憶與轉型正義的對話，或許可以作為我們的借鏡。

「看腳下，妳有注意到這些金色的磚塊嗎？」

只要有在德國深度旅行、認真體驗歷史文化的朋友，應該都會注意到以上這張照片中，鑲嵌在地板上的金色紀念磚，這在全德國境內所有大小城市隨處都可以看到——只要在街上散步時多多留心腳下。

這是德國人對於二戰期間罪行最深切的反省，他們把歷史深深的鑲嵌在地板上，提醒所有後人：

Hier wohnte…／這裡曾經住著○○○
Geb….／出生於
Verhaftet 2. 8. 1943／在1943年8月2日遭拘捕
Deportiert／被驅逐出境
Ermordet in Auschwitz／並在奧斯威辛集中營被「謀殺」²

從希特勒上台到1945年二戰結束，納粹殘忍地屠殺了大量猶太人、吉普賽人、同性戀者、殘障人士、反對意見者。「奧斯威辛（Auschwitz）」就是最能代表這些罪行以及德國人由此而生的羞恥感的一個詞。事實上，在該營有一百多萬人喪生，因此雖然奧斯威辛並非納粹殘害生命的唯一集中營，卻時常成為「集中營」以及納粹暴行的代名詞。

因為納粹邪惡的罪行，德國人從上個世紀反省到這個世紀，如今的德國，處處都可見到這樣的地磚和紀念碑，提醒後人，曾經有個人在這裡生活，但卻被國家不正義的暴行謀殺。一塊塊金色的磚塊，代表一個因為納粹暴行而犧牲的生命，德國讓這些犧牲者的名字牢牢地嵌在人行道上，他們不是無名無姓的犧牲，要讓每個行經的德國人都記住國家曾經犯下的罪惡。

稱為「絆腳石」（Stolpersteine）的金色地磚，提醒後人曾有個人在這裡生活，但卻被國家不正義的暴行謀殺。圖／美聯社

我的德國朋友與我走在街道上，突然停下腳步，指著地上這些金色地磚，問我有沒有注意到，跟我說「這在德國到處都有」，彷彿生怕身為外國人沒有注意到、不知道這是什麼似的。我的朋友跟我是同校同學，當然也是年輕世代的德國人，出生時距離二戰早已久遠，但他落落大方地指著這些地磚，不忘批評自己的國家：「這是德國人幹過的羞恥事！」這是一個國家對於過去不正義的自省——從上到下、從政府到人民、從上個世代到這個世代。

年輕世代的德國人雖然未曾經歷過二戰，但透過學校的教育以及日常不斷出現的提醒，這些歷史記憶也深深烙在他們的腦海並內化。在德國，如果我們控訴某個人的種族歧視觀念「像是納粹」，是非常嚴重的指控，恐怕比罵人是畜牲還要嚴重。而「新納粹」的問題在德國非常嚴肅也敏感，每當新納粹（少數）發起什麼活動，就會引發反新納粹（多數）的運動；立場傾向極端排外、右派極端的政黨與言論，也往往挑動著德國多數人敏感的神經。

在我2019年剛搬到德國時沒多久，極右派分子涉嫌縱火，且人們發現牆壁上出現新納粹的符號，這立即觸動了德國人反納粹的神經，在校園展開反新納粹的集會遊行。之後長達半年的期間，校園多處不斷出現噴漆「納粹滾蛋（Nazis vertreiben）」等文字表達對於新納粹的不滿。

而我與同學之前也曾經見聞零星新納粹分子在深夜前往宿舍區嘶吼「外國人滾出德國人的房子」、焚燒布條，很快引來整棟宿舍的同學集體對於新納粹的憤怒，於是報警驅趕新納粹分子。再沒多久後，電線桿、廁所門板、牆面上開始出現一些貼紙展示對於納粹的反擊：「納粹滾蛋！外國人留下來！（Nazis vertreiben! Ausländer bleiben!）」從這些快速「反擊新納粹」、「支持外國人」的生活經驗中不難發現，德國人比外國人更厭惡納粹，背後的原因，便是不斷提醒的歷史教育。

公車站牌上所張貼的反新納粹的集會遊行宣傳海報，也因為這場抗議活動，當日部分公車停駛。圖／作者自攝

城市出現新納粹的符號後，人們在牆壁上表達對於納粹不滿的噴漆：「納粹滾蛋（Nazis vertreiben）」。圖／作者自攝

相較於「國族情感」，還有更多重要的價值

德國人不太會秀出國旗，朋友笑說：「國旗有什麼功用？大概只有在足球賽時才派得上用場。」除了前述引發多數人厭惡的新納粹份子極端行為以外，平日裡把國旗穿在身上彰顯愛國，或是動輒公開揮舞國旗訴諸愛國主義的人，我在德國未曾見過，因為這種行為在德國人眼中可能會被當成怪人。極端的愛國主義，也會觸動他們歷史記憶中的敏感神經，引發在轉型正義後深入骨髓的危機意識。³

我對於德國的觀察是，這個國家很少訴諸「國族榮耀」，因為跟「愛國」比起來，還有更多更重要的價值，例如人權、難民政策、務實的政策等。這一年來，德國看似「反應慢半拍」、「不慍不火」的防疫作為，走到現在，卻讓我看到真正務實做事、從教訓中不斷應變、把人權看得更重要（而不是在恐懼中瘋狂獵巫）的態度。

新聞偶爾也會報導少數人歧視外國人的偏激行為，但都被當成是少數特例的行為而引起撻伐，多數人是做不出獵巫、道德綁架、把外國人當「罪人」的事情的。我認為這些與德國人從歷史中學到的教訓與悔罪，都有一些關係。

德國是兩次大戰的戰敗國。二戰過後的德國分為四個佔領區，其後英美法和蘇聯關係破裂，德國等於被兩大勢力瓜分。在整個歐洲對於納粹罪行的厭惡之下，德國人堪稱當時的過街老鼠，要說這個國家聲名狼藉、跌入谷底也不為過。

德國人選擇的出路，是認罪、悔罪，最有名也最有代表性的便是1970年的「華沙之跪（Warschauer Kniefall）」，當時的西德總理Willy Brandt在華沙猶太人紀念碑前下跪。當時的這個舉動，不免引來德國國內一些批評指責，但更多的是贊同，成為和解的象徵。德國人選擇誠實面對過去的錯誤，進而能夠得到原諒，勇敢走向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