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該如何捕捉抗爭者？談《未來，未來》的影像手法與敘事

許恩恩 05 Nov, 2021

《未來，未來》（Dear Future Children）是一部成功透過分別來自智利、烏干達、香港三名年輕抗爭者的生命故事，將議題與街頭帶到觀眾面前之作。這是今年人權影展「人權現場」單元的選片，我也參與的司改會台中辦公室的聚落串連放映與映後座談，以如同被攝者身份那樣的袒露自己的社運參與與生命經驗。

當時，主持人林佩蓉律師提了一件事：「有機會的話，真想問導演，為什麼都拍女性？」後來我在韓麗珠老師的文章中讀到她的答案：

或許因為，人們已進入了如水流動的時代。陰性的力量，可以陷進不同的容器，不斷變形，適應變化，卻從未被環境改變本質。她們三人，也如我們一樣，都已走投無路。

本片以三名年輕女性抗爭者為主軸，且並未將個人議題「性別化」，女性作為抗爭的個人主體已經不證自明。三名角色的處境、抗爭歷程及編排剪接，自然帶出了個體與集體的親和與衝突，這確實是柔和且成功的一步。

除了性別的三個議題：英語霸權、補拍畫面、鏡頭倫理

不過，本片的定位幾乎僅是一則深度的報導，拍攝者全然退位，對三位女性做了「採訪」並串接在一起，以紀錄片的技藝而言並不深刻，甚至有些需要商榷的部分。人權影展或許是出於以「議題導向」的觀看預設，但我認為，既然是拍攝社會運動的紀錄片，身為（尤其是也參與社會運動的）觀眾，就更不要把「鏡頭」看成是外在於社會運動之物。實際上，我在觀看此片時，有至少三個層面上的不安與懷疑。

首先，拍攝者雖然在鏡頭前退位，卻透過了三位被攝者的語言，而以一種帶有權力關係的方式彰顯出來。來自智利、烏干達與香港的三名被攝者，對著鏡頭說話時皆是使用流利的英文，同時，在跟貼身夥伴與家人溝通時，自然皆是使用自己的母語。先姑且不論在各類社會運動當中，皆有國際倡議的英語系霸權的菁英篩選效應。在《未來，未來》裡面，不僅許多自我獨白搭配補拍的畫面皆是用英文來口述；甚至在片中幾幕倡議者之間的對話，也有刻意使用英文的痕跡，像是烏干達的Hilda在她的家鄉與氣候運動夥伴的英文對話，鏡頭則在旁拍攝。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在觀看過程中很明顯意識到「導演／鏡頭」是一個被刻意轉譯的說話對象，而這是透過三個非英語國家的被攝者去妥協，或以一種傳遞訴求的方法在對拍攝者（就像平常對抗爭現場的記者）說話。這組權力關係出現在紀錄片中，同時也因為語言的錯位與影像前後不一致，帶來了某種不真誠感——這並不是指導演不願真誠拍攝，更不是指被攝者說的內容不真誠，而是身為觀眾的感知切換，無法密合地橋接三個人「在她們各自土地上說話」以及「在鏡頭前對我們（觀眾）說話」，是一種作品與觀眾之間的無法完全真誠之感。

其次，有些獨白搭配的補拍畫面，看來相當不自然，像是以智利的Rayen去凝望牆上諸多犧牲者的海報，或是香港的胡椒在看街頭群聚的人們、看著香港的自然景致；相較之下，拍攝到Hilda在國際會議上的發言、反思與她對這種大人物場合反照家鄉的低度現代化之景，就顯得非常有說服力，她對鏡頭說出「我已經說了太多，重點是行動。現在，我要說我自己。」是對這部片以運動者生命歷程為題的最好總結。其實，智利與香港的抗爭皆有高度相似的創傷符號：催淚彈、年輕人喪命於鎮暴、警察槍向頭部因此都出現了「獨眼」代價的抗爭者，這組對比或可不必刻意用抗爭者的口白與補拍畫面，而是更多將創作者的位置擺進來。

最後，也是我在整片中最感到不安之處，有一場戲我看見了紀錄片的企圖：Rayen在廣場的鎮暴之後來到逝去的Abel家，與Abel的家人在餐桌上一起吃飯。看片時我很困惑，Rayen是因為作為Abel的好友，又或者有能見度的運動領袖，而能夠取得足夠的信任，因此帶著攝影團隊來到這個才剛經歷喪子之痛的家中嗎？鏡頭特寫了Abel父親的故作鎮定與躊躇，及母親的悲痛，Rayen跟他父母有一個日常的餐食對話，最後我們仍看了一個很顯然是刻意補拍的角度從家屬身後看著拿逝去的Abel的照片，最後結尾在一個對餐桌有距離的靜止鏡頭。

這整場戲的操作，可以看見作為一個電影載體的企圖，卻也有著鏡頭倫理的為難。身為觀眾似乎也只能跟隨著去感覺那種躊躇與為難，由於對智利的家庭情誼文化並不熟悉，無法推測在那個抗爭脈絡下，受害家人是不是有更多想藉由鏡頭傳遞控訴之意。這卻至少讓我們明白，要將社會運動主題拍攝成一個不只是傳遞被攝者意識的好作品，並不簡單；當拍攝者想要盡可能從畫面退位，隨之而來的倫理挑戰與拍攝技藝，並不因而減少。

面對抗爭：紀錄片的困境

上述所提出的三點是我對《未來，未來》較為嚴厲的評價。看似有許多的挑剔，實則我在映後座談時，面對著如片中主角那些比我更年輕的聚落活動參與者（恰好也皆是女性），這些評論都輕描淡寫地帶過了，更多的仍是想去回應被攝者談到的主題：抗爭第一線的恐懼、自我利益與整體利益的衝突、「如果還有抗爭，會不會站出來？」的大哉問。在策展映後的場合，我也選擇退去對電影本身的評論，更多地回到三位主角的口述及試著想像彼此之間生命議題的異同。

導演或許也面臨這個困境：退位，是想要以被攝者的意識與影像為本，如同前陣子重現於觀眾眼前的《三島由紀夫vs.東大全共鬥》，也退到了僅僅是採訪之線。但我們仍然可以且應該想像一些更好的社會運動紀錄片，而且已經看見：以今年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為例，香港的《理大圍城》便是遠超出抗爭紀錄格局之作，泰國的《民主盜起來》充分發揮了創意去體現個人和社會的關聯。世界各地的抗爭前線女性，作為「如水流動的陰性容器」如何被影像給捕捉串接，應該還有更不突兀斷裂、不僵硬出神、不躊躇不安的紀錄方式。這樣的紀錄片，也是值得探索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