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作家以「手術刀」刻出社會對墮胎女性的壓迫

初讀《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最驚訝是它的輕薄好讀，沒有原先設想「傳記體」可能有的厚重與冗餘感。再者，是全書有許多的括號，而括號內容幾乎自成一個完整故事；我會說，如果我們重構這本書的內容，括號裡的就叫做「方法論」。

諾貝爾文學獎給安妮・艾諾（Annie Ernaux）的獲獎理由為「手術刀式的精準筆法」，我喜歡這個比喻。所謂手術刀，我想不單指敘事簡練的純熟，也不單指問題意識的尖銳與正確，或者使人聯想疼痛；另一端的理由，該是她處理了訪談、田野等質化研究方法經常面對的「回溯性問題」——也就是因為素材被「分析」的時間點，距離「現象」發生的時間點太遠，而產生詮釋上失真或偏誤的風險。

為了逼近真實，有效地讓「書寫成為事件」，安妮・艾諾這本充滿括號的傳記體小說，就像醫學手術那樣奠基於嚴謹的理論與方法，示範了以小說寫作的具體細節來推動劇情，又相當體現社會科學在對待「回憶作為一種研究方法」所具備的反身性。

當我們閱讀這本書，可以賦予幾乎是學術上的欣賞，同時配備著角色與場景細節的故事——乍聽這個描述或許以為是大塊頭著作，但這本書最顯著的特徵還竟然是「輕薄好看」。《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這場精準切割肉體來處理集體病灶的手法，如何能夠既動人且動魄，載體又能像晶片那樣微小？我想這便是她所開創的文學成就。

在這篇文章裡，我想至少強調一個觀點：安妮・艾諾的成就是一種融合社會科學知識的寫作方法，而不只是被眾多強調的「自我揭露的勇氣」而已。

這本書不是用寫的，是「刻字」而成

想著手術刀的比喻，一邊反覆重讀《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時，我想到的是今年六月台灣的一部紀錄片《台灣男子葉石濤》。片中林懷民回想葉石濤在清貧的自家門前執筆與紙，那樣的專注與神情；林懷民形容那是在「刻字」（khik jī）。

我能夠想像，《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的每一字也都是「刻」成的，就像她梳理回顧這段記憶，稱之「刻骨銘心」，那個場面「是死也是生」。當她第一次使用毛線針嘗試墮胎，她直接寫出了她沮喪於「沒找到子宮頸」。不假以形容修飾而點出了一個大眾知識上的空白，正如書中所寫「許多小說談到墮胎，可是從未描述詳細經過。發現自己懷了身孕的女孩，轉眼間就打掉了小孩，其中的過程付之闕如。」（頁38）其實必經之路就是子宮頸。單單是「針」與「子宮頸」這樣的描寫，有意抵禦父權加諸以「不敢談」以及「冒犯感受」的道德壓力；這就是「刻」，而不只是「寫」。

故事前提：主角深知壓迫的根源，並非女體本身

1960年代，墮胎是嚴重違法的行為；到了接近21世紀，她才透過年輕時寫下的日記語句（最重要的素材），以及當時她的論文學業、看過的電影、風行的歌曲、街道以及面孔來拼湊記憶，並不時分析、質疑、反覆確證這些自我文本素材。

為了讓小說主角立體化，又不流於自說自話的無趣，她以「沒在更早以前就懷孕，簡直是奇蹟。一直到去年夏天以前，我和人做愛時，總是半途就強迫自己踩煞車，因此我被罵過下流，被罵過賤人。」（頁30）一段話來告訴讀者，她並非對於懷孕的風險一無所知。

她也以「我不用去工廠當女工，不用管收銀機、招呼客人。然而，雖然我通過高中會考，擁有文學學士學位，一但未婚懷孕，也扭轉不了註定的悲慘命運，就像酒鬼的下場。」（頁30）一段話來表達她清楚明白社會現實，而非愚昧無知的年輕人。

接著，她以聽聞前人口述墮胎的疼痛，說出「我也準備好要緊緊攀著洗手台」（頁32）這句話；也就是說，她對女性身體所可能具備的疼痛，有了承擔的覺悟。她一點也不自怨自憐，敘事也沒有落入厭女的陷阱；那是一個知識份子的完整思想配備。

然而，當時代的法律與文化對她是一種辜負；她明白是這一整個結構辜負了她，而非受到她先天被給予的女性身體所辜負；所以她嘗試處理那段歲月裡的「罪惡感」是如何被建構出來。她清晰壓迫的根源。

角色細節帶出劇情，劇情再帶出結構性課題

劇情轉折手法與結構壓迫意涵的雙重表達，在「微笑修女」這段最為深刻。當主角出門尋找醫生，她說那是11月，淡淡的陽光，腦裡哼著流行歌，歌名頗為洗腦的〈多明妮克，妮克，妮克〉歌詞教化人心又天真，旋律輕快愉悅；她說那「給我勇氣繼續我的找尋」——讀者或許幾乎就要以為她求醫的途徑會有所斬獲，總算有點正向感。

下一個段落，並不是直接寫求醫的挫折，而是寫她十年前在報上讀到微笑修女自殺的新聞；因為修女離開教會，跟一個女人同居，並且酗酒。「有些女人讓我心生認同。她們當中有些已經作古，有的尚在人世，有些真有其人，有的只是虛構的小說人物。」她不說破這些女人的定義，抗拒簡化的歸類，只以「她們的故事，就是我的故事」，繞道而行去闡述這個悲劇，不陷入純然的悲情或輕浮自嘲，甚至帶有肯定感。這在小說中是發生在她前往一個實則大失所望之解法的路上。讀到這裡，我感覺沒有一個情緒跟符號是被浪費的，一切如此精準。

在求醫經驗後，她重新抽離回到分析位置。她說，她曾經花了好一段功夫遺忘掉這首歌、這個診所、這個冬日陽光大道，然而，這些避免回想的功夫，其實是「抓住回憶裡隱而不現、抽象、未曾現形的真相——其實正是法律，逼得我自生自滅，獨自奔走，尋覓不知道在哪裡的醫生。」她的無功而返，畢竟是在一個協助墮胎的醫生會被驅逐出境，或者禁止職業的法國社會，如此合理。

藉由回憶方式，帶出「究竟是因為墮胎罪大惡極，才被立法禁止呢？還是因為立法禁止，墮胎才變得罪大惡極？」這個叩問，又是對當時徬徨自我的一種鼓舞，而且並非將挫敗跟失望之情的負面感丟到角色身上，而是法律。她把人們都視作被規範而形塑，實際上這些醫生確實也在劇情中扮演著灰色地帶的作用。

括號裡的方法：刻字過程，作家的暫停與反思

接著，我們就可以示範一下開頭所說的「括號作為方法論」的效果。在微笑修女這個推展劇情且具有分析性的段落中，她插入了一則括號，因為她察覺並反思自己在「下定義」。括號內，她強迫自己「別快馬加鞭而略過記憶的一大段日子」，並「試著用各式各樣的方法，讓記憶裡的光陰緩慢前進，遲緩如夢，比如：探索、記錄各樣細節，使用未完成過去式，分析事實。」（頁48）

在更後面的章節中，她也表現了對於一些措辭的躊躇，可見她對記憶方法與真相的執著。例如當「又一次看見」（頁65）這個詞彙出現，以及當她發現自己在不同文件中反覆使用了「手榴彈」、「酒桶木塞炸開」（頁109）等語彙的意味；又或者，她藉由對物質的捕捉來作為更有力的回憶證明（頁77）；又或者，她說明她如何處理書寫與情緒的關係（頁99）。

這些文字同樣讓我感受到「刻的過程」。即使，對作品的前後刪改，本是任何寫作者都有的經驗；她的括號方法卻是更為直接且誠實地讓讀者感受這個「刻的過程」。而且並不只基於那是一段痛苦的自身經驗，也因為她對待自我記憶的素材是如此嚴厲。我們甚至能夠猜測、想像哪些內容是被這樣嚴謹的回憶寫作方法給取捨掉，哪些又是為了讓所有細節敘述構成一個更好的故事，而被精煉地打磨過後成為敘事主軸。

透過角色，反覆提及「知識分子」與「務實需求」的矛盾

這本書，也像許多成功的小說那樣，不是絕對的正反雙方，而是描繪了灰色地帶。例如不願執行墮胎手術，但繞道方法開盤尼西林給主角的醫生。又例如一名道貌岸然的男性朋友，他後來確實間接協助傳話給一名具有墮胎經驗的人給主角認識；但身為「爭取避孕和家庭計劃自由」的組織成員，起初邀請主角到家裡來，竟趁老婆外出時想與主角做愛；當主角掙脫這名男性組織成員，繼續洗盤子，聽到隔壁房裡傳來孩子的哭聲，她的心裡描繪是一句「我好想吐」。這個想吐，可能是害喜，可能是想像自己也懷孕並可能生出小孩的抗拒感，也可能是對著這名男子有些不快。

類似這種對「知識分子幫忙有限」的輕巧批判，也出現在她描述兩個好朋友身上，她說女性好友們「都沒有評判我，可是顯然嚇壞了。別人的恐懼並不是我需要的東西；她們沒辦法幫上我的忙。」（頁62）而出於機緣，陪在主角身邊、後來也為她剪掉三個月胎兒臍帶的，卻是一個「出身資產階級、篤信天主教」的不討喜女孩。她的一句心理描繪是「我多麼渴望告訴別人我的狀況，我才不管他們的思想是保守或開放，才不管他們會怎麼評斷我。」讓她感到無助的，更是務實上的墮不了胎，而不是進步思想。

當年的墮胎師、現在的人蛇，都是正式法律和常規的產物

真正幫上大忙，也被她稱為天使的，是後來遇見的墮胎師，「不故作親熱，發問直擊重點，不帶感情也沒有道德批判。」但她不避諱在與墮胎師打交道的過程中，對其粗鄙氣質抱有一種不適。在這場不對稱權力關係的互動中，她不忘同理墮胎師的處境。由於墮胎師的正職工作是清理病人便盆的護理師，她設想，對方平常在職場受盡醫生鄙視，除了賺錢，墮胎這個秘密工作，或許也有種職業成就的認同。

當墮胎師功成身退，主角又再次加了一個括號，說她在寫這本書的時候，來自科索夫的難民正在嘗試從法國加萊偷渡到英國，說即使人蛇可能會丟包他們，科索夫人也不打退堂鼓，「來自貧窮國家的移民也不會：他們別無他法。人蛇被通緝，被眾人唾棄，就跟三十年前人人撻伐的墮胎婆一樣。沒人去質疑，正式法律和常規造就了這兩種人。跟從前的墮胎婆一樣，那些人蛇裡頭，一定也有正派的人。」（頁95）以過往的個人經驗，與數十年後寫作當下的社會事件來做比較，批判論述的強度又提升一階，也不免讓人反思現下許多議題中的行動者，確實處於難以簡單定奪是非的狀態。

回到書中，她在放導管的劇痛手術後又加了括號，說全世界沒有一間美術館藏有她當時所看到的畫面。總結了女性經驗在知識系譜上的空白，以及在務實需求的匱乏。

同學們、精子來源者P，都只是主角回憶歷程的參照點

人物，同時也是回憶方法的一環。她回想當時身邊「不懷有身孕」的同學們，不是為了寫出欽羨或嫉妒，而是藉此追尋「當時的自己的狀態」是如何偏離常軌。

括號說明「竭盡回想同學面孔跟名字」作為一種參照方法，她說，是這群人召喚出二十三歲的她，而不是她個人的記憶。「正是他們，讓我明白，我當時確實過著學生該有的生活。這些臉孔和名字的存在，也解了我當年何以心慌意亂：和他們相比，和他們的世界相較，我的罪惡感油然而生。」（頁55）這段補充，不但確實地增加了內容的可信度，也解釋了主角一開始決定墮胎的決然好像毫無罪惡感，後來卻屢屢受挫的矛盾心情。她原先理智上不覺得這是罪惡，卻因為她身處的世界而不得不感受到罪惡。

再者，人物之中理應有一個特別的角色，就是讓主角懷孕的那名男性P。確實，P出現在故事中的一個重要環節；然而，這段環節之所以重要，完全不是因為精子。

主角提到她在執行墮胎手術前，需要一點放鬆與娛樂，所以跟P和一對情侶友人去滑雪。她輕描淡寫彼此的親密與衝突。接著我們會發現她真正的意圖「我只對運動有興趣，冀望靠著劇烈的活動或是狠狠摔一跤，讓我擺脫『這個東西』」是因為滑雪，她才會去。愛情、友誼與性，都是其次。可以說，一個女子懷孕必須處理，在這個故事之中，使懷孕發生的男子是無足輕重。P作為角色推動故事的功用，僅限於此。

讀者或許以為這個段落是要處理意外懷孕劇情之中理當配備的男女愛情關係故事，卻被作者完全的割捨掉，這個切割又更好回扣到主角的心理世界，更顯推進之精巧。懷孕女子冀望意外發生而流產，這是對於「不必去執行墮胎手術」的最後一個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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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無非徹底看透的一切》：切開集體意識的病灶，書寫墮胎真實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