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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能選擇,你還要「居家辦公」嗎?那些未浮上檯面的交織經驗

國外不少調查指出,即使疫情趨緩,員工仍想保留一定比例的天數在家工作,無法接受回到過去「每週五日進辦公室」的生活。 圖/路透社
國外不少調查指出,即使疫情趨緩,員工仍想保留一定比例的天數在家工作,無法接受回到過去「每週五日進辦公室」的生活。 圖/路透社

國外不少調查指出,即使疫情趨緩,員工仍想保留一定比例的天數在家工作,無法接受回到過去「每週五日進辦公室」的生活。

誠然,並非所有職業類型、工作內容,都有辦法居家處理。然而,也存在許多行業組織僅是為了路徑依賴、不願改變規範而死守「員工就是要進公司」的觀念。組織內部的改造與創新,是否能帶來更好的效益,減少勞逸不均及管理成本的難題?這個問題,若非完整實驗過一次,終究有許多只是沒有依據的猜想,難以理性分析利弊。

幸也不幸,台灣在全球疫情爆發的初期便是國際優等生,縱使去年的三級警戒,多數人也抱持著「之後會回到正常」的心情;說不定,這反而使得許多企業錯失了數位治理與數位轉型的機會。居家辦公在台灣,尚非主流,一方面是防疫成果,另一方面或許是文化與產業別。矽谷已有「覆水難收的遠端工作:史無前例的員工抗拒潮」,德國也有《居家辦公法》的討論浮現

我曾與幾位女性遠端工作者討論這一題,希望能在這題在國外已廣為討論、國內或許也仍有討論空間的議題中,補充一些未浮上檯面的交織經驗。

一、居家辦公,使家務勞動分配更不均?

有論者認為,就像工業革命發明了洗衣機並未替女性帶來解放,而是承擔更多家務勞動。女性若是居家辦公,或許會被期待「既能工作,空檔時間又能洗衣服」。台灣在性別平等的指標當中,家務勞動往往是進步得最為緩慢。確實多數時候,女性被期待要承擔多數的家務工作,在這種分工與責任的驅使之下,很有可能導致這個情形。

但是,也有另外一種可能,伴侶同住且都居家辦公,家務勞動能夠被「可視化」。原先家務分工可能是透過夫妻之間的言說協商,話語帶來的權力關係便會佔主要作用?實際上看到對方需要花多少時間、心力來洗衣服,亦可能增進同理與分工的調整。提升同住者在家的時間,固然可能帶來溝通上的衝突,但原先因為勞動而注定錯開的時空,也帶來一些經驗上的同理與重新溝通分工的可能。

同理,「帶小孩」這件事因為學校的關閉,也被迫使夫妻需要共同面對。撫養照顧已經超出遠端工作的範疇,無法居家辦公的人可能甚至需要請假,然而,無論是照顧或各種家務工作,不應該被簡化被視為純然的「對女性不利」,尤其這還奠定在一個不平等文化下「女性承擔過多家務勞動」的現實基礎。

遠端工作提升同住者在家的時間,固然可能帶來溝通上的衝突,但原先因為勞動而注定錯開的時空,也帶來一些經驗上的同理與重新溝通分工的可能。 圖/路透社
遠端工作提升同住者在家的時間,固然可能帶來溝通上的衝突,但原先因為勞動而注定錯開的時空,也帶來一些經驗上的同理與重新溝通分工的可能。 圖/路透社

二、居家辦公,屬於「住得好」的中產階級?

同樣在居住不平等的基礎之上,高房價、租屋市場差、城鄉差距等問題,都可能同樣複製到居家辦公情境上。但同樣地,我認為這題之於遠端工作,不該被簡化為純然的「有房階級、薪水高低與否」的利弊二分。即使是租在簡陋雅房的單身獨居者,若擁有一定比例、彈性的在家時數,對於改善居住空間亦可能是正面影響,例如忙於通勤的租屋族能夠更有餘裕地清洗居家用品,或是因應季節來重新配置家具、改善隔熱與照明。何況,若非疫情影響,勞工如果能自由選擇在家裡、甚至公共空間上班,省下金錢與時間的成本,也很難說只是對中產階級有利。

除卻薪水與是否需要繳納高昂租金等問題,「住得好」似乎伴隨著一種「所以生活過得好」的刻板印象。但試想對於許多內向性格,甚至失眠困擾、藥物需求者族群而言,每日人潮擁擠地通勤,以及辦公室的必然社交額度未必有助於他們的生活。此外,其實對於某些「生活並不那麼快樂、容易受集體與他人所影響」的人而言,他們或許是中產階級、或許居住空間不錯,但上班會帶來更多負面的情緒與壓力,反而在家工作更能調適身心,進而擁有更穩定的工作產出及效率,也不必擔心是否影響到群體。

去(2021)年,經歷三級警戒與降級「解封」,不少人重新看到朋友、同事而感到實體相遇的快樂,但也有人未必對此有強烈需求。以資產劃分階級是一種分類,有另一些難以分類、易受污名的標籤群體,就算住得不好,說不定還是比進辦公室,還要自在。

試想對於許多內向性格,甚至失眠困擾、藥物需求者族群而言,每日人潮擁擠地通勤,以及辦公室的必然社交額度未必有助於他們的生活。 圖/美聯社
試想對於許多內向性格,甚至失眠困擾、藥物需求者族群而言,每日人潮擁擠地通勤,以及辦公室的必然社交額度未必有助於他們的生活。 圖/美聯社

三、居家辦公,對生理期女性的「公平」

難以說這是一則「優勢」,因為台灣現有制度與職場本來就對生理期不適的女性相當不公平,即使《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4條明列「生理假」,對於「月經」作為一種通常每月都會遭逢的處境,仍有併入病假計算的上限。而更艱難的在於主管的態度及同事之間的揶揄,還有在各種可能的性別不平等文化上「反而不敢/想請生理假」。何況經期不適未必只有「每月一日」。若是居家辦公,更容易以種種因人而異的方式來舒緩疼痛,也能減少社交與情緒勞動等等額外負擔。

同時,只需簡單試想,無論何種生理用品,最大量被使用的衛生棉就容易造成悶熱潮濕的皮膚、婦科問題,棉條須攜帶替換、月亮杯需要清洗,布衛生棉與月亮褲也皆可能有上述問題。除卻經痛,這些問題對於女性,基本難以迴避。若能彈性在家工作,便無需逐日盤點生理用品,能選擇寬鬆的衣物,並即時因應需求清洗、更換,生理用品的選擇空間也更多,說不定能因此省下相關開銷。居家的選擇性,若以情境區分,對於月經者,甚至就只是「比較公平的選擇」,而非「遠端工作的優勢」。

然而,若是工作單位並未有好的遠端制度、數位治理文化或種種「因應彈性在家」的配套,這種合理調整的公平選擇性,也只會被視為員工的個人化特例。或許有些公司環境可以打造成更合適於月經者的空間,那也會是處理的途徑之一,不過疫情帶來的居家辦公潮已經示範了一種可能。

更多樣態的遠端工作者經驗,以及想像「這些工作能否在家處理?」

在家工作究竟好不好?因人、因身份也因工作而異。我們或許還需要更多不同產業別、不同職位的經驗,交織不同身份、處境,才能夠避免對於居家辦公的簡化刻板印象。疫情無法預測,超出疫情以外,未來說不定也會有其他情境,導致「員工無法進辦公室」。即使未有居家辦公經驗,也能思考「這些工作能否在家處理?」在多元經驗與想像力的基礎上,企業、組織若是勇於嘗試創新,現在仍是一個好的時刻,在下一波社會條件變化的時候,更有機會免於(被迫)轉型的衝擊。

在家工作究竟好不好?因人、因身份也因工作而異。我們或許還需要更多不同產業別、不同職位的經驗,交織不同身份、處境,才能夠避免對於居家辦公的簡化刻板印象。 圖/美聯社
在家工作究竟好不好?因人、因身份也因工作而異。我們或許還需要更多不同產業別、不同職位的經驗,交織不同身份、處境,才能夠避免對於居家辦公的簡化刻板印象。 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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