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看不見電影裡的壞人：《巴黎屬於我們》精準詮釋「何謂政治」

即使不懂1960年的歐洲、不懂莎士比亞的《波里克利斯》（Pericles）、不懂巴黎、不懂冷戰、不懂麥卡錫主義、不懂《大都會》（Metropolis）、不懂佛烈茲朗（Fritz Lang）或希區考克——我們依然可以看懂1961年的《巴黎屬於我們》（Paris Belongs to Us）這部由法國導演賈克希維特（Jacques Rivette）執導的首部長片。正因為「即使不在脈絡內，依然能被這部片打動」，在2021年台北文學．閱影展看到這一部片之後，我認為《巴黎屬於我們》是一部最有效傳遞「何謂政治」的鉅作。

如片頭引用了「巴黎不屬於任何人，也正因此，巴黎屬於所有人。」實際上《巴黎屬於我們》一點也不美，幾乎可以輕浮比喻「政治不屬於任何人，也正因此，政治屬於所有人。」劇情講述一個文青大學女生安妮，因緣際會進入某些交際聚會，得知一個素昧平生的男子自殺／謀殺的謎題，接著就如破案解謎般地捲進調查真相的過程，同時受到劇場導演傑哈的邀請而開始在舞台上練習演戲；過程中，她受到可疑美麗的女子、帶有愛慕之情又好似有著生命風險的劇場導演，以及親人朋友的對話互動所牽引；最後，安妮還是無法阻擋接二連三的恐怖慘劇發生，被指控「還不都是因為你想調查真相才會導致今天的結果」，她虛空地坐落原地不語。

若要簡單傳遞這部片的旨意，可以俗氣地涵括為三句話：你不關心政治，政治也會來影響你；然而介入政治，可能帶來非意圖的後果；個人跟政治的關係，便是抽絲剝繭之後，模模糊糊的一場空。

但是，也有三個理由，使得《巴黎屬於我們》完全跳脫了政治主題作品的俗氣，甚至比任何更「美」的作品來得更接近「個人」與「體制／共同體」之間關係的樣貌；而這樣的真實，使得跨越數十年、任何國家的觀眾，都有機會普世地受到這樣一部電影的震撼。

台詞、動作與情境完美具現「捲入政治的人會長成的樣子」

每個場景的「氛圍」都太精準了：打從一開始女主角安妮意外參與的聚會，男性角色們穿著正經，嘴吐知識份子文本跟輕浮玩笑之語；再到流亡至巴黎的美國人菲利普的神色緊張，舉止怪異，以受迫害姿態欲拒還迎地要「傳遞真相」，且期待他人的幫助又擔心害到對方；還有成熟風範又有致命氣息的女子泰莉及安妮的兄長、欽慕之劇場導演傑哈，都用一種「你不懂但我懂」的驕傲講話姿態，用代號跟符碼在說話，彷彿日常談吐也需要「創造性模糊」；但他們面對年輕純真的安妮時也會遮掩成知識份子禮儀般地「帶有前提、給你選擇、我不要太說教」的話語風格。

這些種種角色談吐、動作的情境，即使我們不懂法文、不認識法國人及其脈絡，也能感覺到「對，政治涉入者的說話方式就是這樣，搞革命或受秘密壓力的人說話就是這樣，兩面不是人的中介角色說話就是這樣。」而且如果我們是這場談話桌的初心玩家，我們必須知道那些代號跟符碼是什麼。資訊就是權力，大局勢的政治判斷，或是人們的親密關係、生命經驗等種種小道消息，只要在這個賽局裡，首先就要通過語言的考驗。安妮所經歷的一切，就是任何想投入政治的人會經歷的一切。

這是我在看《巴黎屬於我們》綿密的談話、舉止，以及我所不能全然理解的莎士比亞在意味著什麼的同時，仍然點頭稱道的原因，這些戲裡面精準地捕捉了「捲入政治的人說話互動起來，就是長這個樣子」。我不知道這些表演及調度是如何做到，但每一個串接與對白，都讓我覺得過分合理，包括劇場導演傑哈寫給安妮的（不知是真是假的）自殺字條，及隔日與另一女子的輕浮親吻後，突然迎向死亡，這樣混亂倒錯的情節，都能膝反射感覺到「權力關係就是這麼一回事」而被說服。

陰謀／壞人／主事者的全無線索：「後面」沒東西，所以可以是任何東西

電影最後半小時，安妮經歷了親人愛人的莫名死亡之後，好像終於要水落石出地挖掘出真相，誰是間諜、大家在幹嘛、任務是什麼、背後是誰主導，但在一個郊外房屋之中，神秘的女子泰莉只是在一個樸實的房內場景，用一連串哲學囈語式的詞彙列舉著所謂掌控人類行動、忠誠與背叛及其後果的「東西」，既不能只限縮是一個組織，也不只是國家政府，而是一個控制性的意識形態，也可能是戰後的思潮或資本主義商業社會的集體運作邏輯。

是的，泰莉有說跟沒說一樣，而女主角安妮只能聽完這一切，無所適從，跌坐。

這種「後面沒東西」，或說只把陰謀／壞人／主事者的比例與線索降到最低的手法，為什麼有用且高明？舉一個前面的場景為例或許會更清楚，安妮有一次到菲利普家，外頭突然一陣騷動，安妮被安置到隔壁女子房間，隔著房門，我們聽到門外樓梯聲有一群人來追查，女子貼著房門聽到那群追查者說沒有找到人，她們就鬆了一口氣「他逃掉了」。

在這個場景裡，我們沒有看見「警察」，或者是「秘密警察」，或者是「手握資源或暴力的某個組織裡面派來的人」長什麼樣子，我們（至少台灣人）卻完全知道那是什麼。電影刻意不將任何陰謀／壞人／主事者及其碉堡或同夥的「影像線索」透漏出來，因此那就可以是所有國家／組織／黑道派系／恐怖組織的軍人、警察、探員或什麼特攻隊，例如國民黨、或者白色恐怖時期的體制幫兇。但是，萬一我們在電影最後半小時的「真相」或是過程中的「成員」中以影像看見了任何蛛絲馬跡，我們可能會投射到一個具體的國家或組織，進而很難想像投射自身的文本，就更進不去廣泛性的政治本質指涉。電影顯然刻意要避免這件事發生。

這就跳脫了任何意圖指涉政治本質的政治主題電影，因為幾乎全無線索，所以誰也別想輕易把這部片拿去動員在任何的組織、體制、共同體。電影給你一個完整的結構，你可以投射所有的素材，帶入這個公式，都會有效，而這個公式竟是一部縝密的電影。

美麗的巴黎，只發生在創作者的飄飄然

安妮在受到純真的真相困惑及情感關係的趨力之下涉入調查真相，同時開始在劇場練習演戲，這一組對比再清楚不過，現實的展演與劇場的展演之虛實交錯，大人場域的社會化與舞台表演的熟練化，本來就是同一回事。而我想談的是，雖然文章前面說「《巴黎屬於我們》一點也不美」，但其實有一個遼闊巴黎風景的鏡頭非常美，就是傑哈在勤換場地苦苦排練莎士比亞的《波里克利斯》之後，終於得到大劇場的肯定，得以保證一定場次的放映權，形同創作者終於出頭天。

此時傑哈走上了屋頂，我們看見整個巴黎，富有文化美感建築的巴黎。那種飄飄然的喜悅刷洗了電影籠罩著不安與疑慮的氛圍。然而接下來，我們看到傑哈在咖啡店裡與安妮坐下來，安妮欣喜地抱著台詞劇本，想要從一個素人演員迎頭趕上成為夠格的舞台演員，卻被傑哈告知「因為放映劇場的要求，要讓更紅的演員來演......沒辦法讓你演。」剛點的飲料一口也沒喝，兩人便離開了這個地方。

這種極為少數的「從高空俯瞰美景巴黎」只出現在劇場導演的飄飄然之時，更凸顯此片比例如精緻調酒一般精準：酒精濃度的多寡不會決定一杯調酒是否成功，酒味必須剛剛好。傑哈的這一幕珍稀且剛好，在大螢幕看電影（跟劇場一樣作為創作形式）時，也看見了作者某種自嘲或藝術領域的自我反省之意。這是政治主題的藝術電影，然而藝術也是政治的。這場戲的企圖相當聰明且成功。

小結：追求「解釋力」的電影

電影可以不只追求美，而更追求解釋力。《巴黎屬於我們》就是一部解釋力超高之作，即使如我一個60年後遠在亞洲島國的台灣觀眾，也可以一邊看著長達近三小時的巴黎電影，一邊在腦內同步帶入我所經驗過的「台灣政治」。台灣人怎麼會看不出來，有些情境多像所謂「白色恐怖」時期的樣子，有些情景又多像「搞革命的人神秘兮兮講出來的話」，那些台詞又多生動體現了「政治人物開會講話高來高去的嘴臉」？縱然我們的島國調性跟巴黎作為世界文化的中心大相徑庭，但在政治展演與政治解讀的能力上，該有多麼容易投射、沉浸與讚嘆《巴黎屬於我們》的電影體驗。

最後，這部長達兩個半小時的作品，前面兩個小時都在迷迷糊糊、亂七八糟、焦躁不安地「調查真相」，直到最後大約半小時才「水落石出」（只是那水後之石仍籠罩在霧中）。這個電影「結構」如此寫實：我們任何一個人，開始對政治啟蒙、藉由場域內的人引介、參與或介入某些事件、有所體悟之後會懂得什麼叫做「非意圖後果」，最後並帶來破壞性創傷與虛空。那種節奏，就是《巴黎屬於我們》裡面平凡的女主角走過的這兩個半小時，前面有八成時間都在以個人生命去碰撞、體驗、探索、情緒化、裝模作樣、犯錯並調整，但到了最後，又很快地就收束到一個「我做的事情再怎麼公共（屬於這個城市），與我個人的生命、生活，實際上仍是兩件事，甚至可能矛盾。」

最打動我的是，電影最後半小時，接連發生兩個死亡的劇烈轉折，以至於女主角回顧自己過去「行動」的不明與困惑時，電影就結束了。主角所經歷的消耗與疲累之感，電影是沒有用任何台詞、場景，去做任何多餘的說教、嘮叨，沒有對觀眾下以指導棋的價值判斷，反而拍攝了湖面動植物生態自然之景，交給自然，交給觀眾。

因此，兩個半小時的時間分配除了貼近真實，作者又是有意識地收斂展演，把議題丟回給觀者，既不落入通俗便宜的符號指涉，也不落入虛無主義的陷阱，只是去指出這一切。該將《巴黎屬於我們》稱作是一種「有解釋力的電影」，這樣的電影，就跟最美的意象、最好的劇本、最聰明的調度、最動人的表演、最不落俗套的形式風格之作，同樣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