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認「無」之後，貼近香港的「有」與自由：紀念西西，再讀《我城》

等。等。等。等。足足等了四年整，終於把義大利世界盃等來啦。特別盼望這一屆的世界盃球賽早點開鑼，因為過去幾百個日子裏，腦子裏轉來轉去的竟是「廣場」、「廣場」，頭也痛了，心也傷了。有甚麼良方妙藥可以暫時醫治揮之不去的「廣場」症呢？想來也祇有「球場」了。

——西西《耳目書》，頁39。

義大利世界盃是指1990年，時值中國八九民運以後；32年後，2022年的卡達世界盃足球賽前，香港、中國與世界各地，也都有傷心傷神之事。我在台北一個晴朗而乾冷的早晨，得知西西的逝世。

西西是香港最具代表性的作家。曾任小學教師，一生著作豐富且多元，直到她逝世的2022年，還有長篇小說《欽天監》出版。在台灣特別知名的作品則有《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哀悼乳房》等等。

西西曾說「我一直喜歡看南美隊對歐洲隊，因為風格不同，愈不同愈好......如同布萊希特的戲劇，帶給我陌生化的效果。」本屆阿根廷與法國的決賽，踢到延長又十二碼PK，已是台港時間的深夜。西西若是已爬到了電話柱的上端，或者大山頂上的雲朵，或者在新的星球上俯瞰地球一片方形草地上奔跑著的兩色的人們與一顆小圓球，看了應該是會高興的吧。

那麼就再見了呵。再見西西再見。像我這樣一個書僅讀過少少的讀者，其實是只能「待會兒，去做我高興做的事」，那就是再讀一次，我所愛的小說《我城》。

有卻是無，無後能有：在《我城》認識早期的香港「本土」

悠悠每天上學，要經過學校旁的永別亭，她見過許多人哭，他們披著白。幾乎每天有人別去。永別亭的門口對面，停著幾列灰色的火車卡（編按：火車車廂），車門上有時掛上一塊牌；有時不掛。牌上只有一個字：有。就像那些同樣形狀的硬紙牌，上面有只有一個字：學。當車輛上掛上「學」，即是指，車輛上的人正在學習駕駛。當火車卡的門上掛著「有」，即是指，火車上載了棺木。這些棺木，不久將由火車運載到郊區去。

——西西《我城》，頁116。

初次讀到《我城》這個段落，聯想到的是台灣傳統的喪禮，在送走逝者的時候，也會讓親屬用台語喊著一次又一次的「有喔」（ū--ooh）。想到的時候卻又有點失笑，因為小時候學校裡大家都會拿這句「有喔」來開玩笑。然後，又聯想到林生祥的一首台語歌曲〈有無〉，那是電影《大佛普拉斯》的片尾曲；電影有一點悲情，又有一點童趣，送葬樂隊使人眼花撩亂，口哨的樂音又是悲中有一點詼諧與溫情。「無」與「有」的一體兩面，彷彿以各種形態存在於發自民間的儀式與話語之中。

70年代的本土性，可說是在認清了「無」之後，重新建立的「有」。

——陳智德《根著我城：戰後至2000年代的香港文學》，頁373。

在《我城》裏面的一名角色悠悠，說她喜歡音樂課，而音樂教室是一節火車卡；伴隨著出殯行列與現不復見的「火車卡」舊景描述，悠悠最後看見的，是郵政局、煙煤火車、火車站、鐘樓、鐵道旁邊的草「都在火車卡裡面」，門上掛牌寫著「有」。原來即將奔馳而走的列車，裝載著的已不是人的棺木，而是城市裡隱隱道別的一切。

有，是逝去；無，是天佑。那時的香港人沒有國籍，只有城籍。西西筆下的阿傻，走進了沒有樑的廟宇，廟是一塊一塊磚從地面砌起，奇異美麗；阿傻不知道從甚麼場所拿來一把香，抱著籤筒，搖出了一枝籤，大家問他求了甚麼，他說「天佑我城」。

向著祖先，向著神明，我們會求保佑。阿傻，不是求天佑女皇，不是求國泰民安，不是求親友家人，而是以孩子的眼睛與口吻，道出對一座「城」的祝福與虔誠。

原來，這就是「我城」一詞被廣泛用以稱作香港的發源地。如今，香港的「本土」意義有所推進，《我城》則能尋根到70年代香港作家所創造出來的「本土」觀念。從無到有，歷經風霜，城市所「有」過的好像又遺失了，失落的城市人又在創造新的土壤；也許是那樣自然地抱起籤筒吧，也許是在陌生景觀裏面，去抵抗著「無」常。

西西《我城》寫出了自由，讀者也能高興自由地讀

翻開《我城》，裏面有轉熟為生的城市書寫，有解構後的景觀視野，有巧慧而不閃避現實的批判。我尤其深愛的是其中一種豁達的自由感，由內容至形式：西西的書寫，是自由的，視角的轉換不妨礙理解，角色的輪轉不妨礙推進，偶爾轉出一些活潑而清新的思想語彙，跳跳跳就又跳過去了；西西的讀者，也是自由的，跳過一些篇章好像無妨，單獨解讀一些篇章也很豐足，閱讀字句使人感到有創造力，很像突然在孤獨之中就撥通了電話，收發到久違的訊息，並與人開啟對談的那種高興。

有人說，《我城》的篇章之間關係，或許比較鬆散。但散落在結構與意義之中的寓言般的故事或字句也讓我興奮。小說像是一個抽屜，超現實的段落則像是抽屜裡的鏡子，我（們每一個人）所讀出的感受向度，其實出於我們對城市興衰的見證與懷舊，以及我們對現時人類世界的診斷與立場。例如說，當整個城市的東西、話語都被「郵包」包住了，彷彿整個城市要寄出去參加展覽會，那種物與物，人與人，都用塑膠布隔著而拉開距離的感覺，我讀到的就是「社群媒體」。但是《我城》作為一個古早的抽屜，裏面並沒有社群媒體；這是我照抽屜裡的鏡子所看見的東西。

西西的《我城》把許多的人、事、物都給重新概念化，使得那脫去表象的城市元素，能夠被想像並套用在每一個以年輕閃爍之眼閱讀著的人們心裡。例如說，《我城》裏面書與書之間的聊天「要終結這百年孤寂了吧」；人與字紙之間的對話「請你不要拿那些尺來量我」；又或者「沒有畫過妝的三明治」與「沒有化過妝的桌子椅子」；也或是收錄於《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裏面〈奧林匹斯〉對於攝影行動者的解釋，〈魚之雕塑〉描述對於西歐藝術以及難民議題的感受。

舉重不只若輕，而是移動，使閱讀本身即實踐了自由

我最喜歡的段落是，在《我城》裏面的一個角色叫「麥快樂」，他被朋友贈與了辣椒而勤奮栽種；但他並不吃辣椒，就把辣椒掛在牆上。有一天，麥快樂在自家大廈搭電梯，卻因為留了長髮，受到眾人的歧視與排擠：

回家後，麥快樂不快樂了。這個世界怎麼了呢。不過是頭髮長了一點，他說，我又不是壞人。但他又不可以怪電梯裡的鄰居。若是要自己把頭髮剪短，老穿起西裝，結一條領帶，這卻是賣快樂無論如何不願意做的。想了半天，麥快樂愈想愈不快樂，竟然說，不如不做人，做空氣算了。説時，真的把頭朝牆撞去。他一撞，卻撞著一串辣椒。有兩隻辣椒即時扁了，而且跑進了麥快樂的嘴巴裏，辣椒好辣，辣得麥快樂眼淚都淌了下來。不過，辣椒卻把麥快樂不快樂辣走了。

——《我城》，頁68。

無論長短篇，西西經常指出甚或回訪諸多嚴肅的課題，且不只是香港本地的，也有國際性的，普世性的。為什麼寫到辣椒呢？其實還先寫到了辣椒原產於南美洲，後來傳進歐洲，再來入印度，又傳入中國等等的歷程。但他又說，麥快樂並不理會辣椒屬於的是甚麼科，也不理它們來自南美還是南非，「他只曉得，要嘛就不種辣椒，要嘛，就把辣椒種好。讓辣椒快樂，讓辣椒健康。」這種句子，總讓我感覺是發自多元社會的，在經驗離散後而能落地根深者的氣度。

此種正向的氣度，也是《我城》之中歷久彌新的，對於香港的祝福。西西晚期的作品也許表現了對城市更多的複雜感受，但像我這樣的一個台灣讀者，卻是從跨越時空的作品裏，接收到這種源自於本土，而能夠正向且深邃的能量。一年多前，我的文章〈我城的鬼魂：論《花果飄零》與本屆金馬獎的香港電影〉之中引用了班主任對阿髮說的一段話，用以回聲那年香港電影之中，不約而同地具有理想的鬼魂：

班主任說，目前的世界不好。我們讓你們到世界上來，沒有為你們好好建造一個理想的生活環境，實在很慚愧。但我們沒有辦法，因為我們的能力有限，又或者我們懶惰，除了抱歉，沒有辦法。我們很慚愧，但你們不必灰心難過：你們既然來了，看見了，知道了，而且你們年輕，你們可以依你們的理想來創造美麗的新世界。

——《我城》，頁54。

西西已逝，我們還年輕，或者我們也將閃瞬逝去，而世界總還有著年輕的人，年輕的物與記憶。這樣看似天真豪語之小說，並不配備大人物，而是公園管理員、電話線路工程師、將冰塊雕刻成小孩子玩具的一個賣魚人。西西筆下的角色是我們四周的尋常人物，是可能存在的，也是我們能夠成為的。小人物們是使世界更美好一些的軌道，或者軌道上的小輪子，輪子載有板塊，板塊能夠駛向過去也能駛向未來。

城市裡，所有聚集的物與人，甚至景，在《我城》之中都比起我們所能想像的還要更自由，他們是不時會探頭伸手出來的，動態的。所以故事之舉重，有時不只若輕，還能移動，故事能領著自己飄到更多更高的地方去，像容易生長的種子，其後能開花果。不快樂可以「辣走」嗎？在西西的世界裡，是可以的，而且往後也將因為被不斷引用與記述，不快樂可以繼續被辣走，歷史可以濃縮到火車卡之中。西西的書寫無拘無束，將領著讀者持續將內心開放，透過執筆的、跳躍的，穿針引線地實踐了自由。

真正的自由，終能產生好球。

——《耳目書》，頁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