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斬手專案」亂象：員警騙拘票遭起訴，法官怎麼判？

司法流言終結者 14 Feb, 2020

2018年7月底，傳出有員警為了取得「斬手專案」限時績效，到案通知書未送達，就向檢察官騙取拘票的醜聞。

該案於2019年2月起訴，新北地院於今年1月31日宣判（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322號刑事判決），判決6名員警1至2年有期徒刑。其中2名員警因於偵查及審理中坦承犯行，於閱讀《警察偵查犯罪手冊》後分別書寫讀書報告；其中一位被害人於偵查中表示原諒員警，法官認其應能記取教訓知所警惕，給予緩刑3年並應支付國庫5萬元。

以下，司法流言終結者將淺析本次判決，並試圖提出一些想法與讀者討論。

騙「票」的各種手段

本次涉案共計6名員警，而遭到員警矇騙的新北地檢檢察官共計4名。依據判決書中認定的事實，員警騙票的手段主要有以下幾種：

不存在的到案通知書：

依《刑事訴訟法》第71-1條第二項、《警察偵查犯罪手冊》第100條規定，到案通知書應經長官簽章核發，並記載法定應記載事項。該案員警卻尚未持有合法之到案通知書，便填載「送達通知書」、「寄存送達通知書」張貼在住家門首，通知民眾有到案通知書寄存於警察局，拍照後再自己（或請不知情的偵查佐）製作偵查報告及拘票聲請書，向檢察官聲請拘票，並持該拘票拘提。
時間回溯大法：

員警於3月8日取得核發完成，應到日期為3月9日的到案通知書卻未送達，直至3月15日才填載第一次存送達通知單，但送達日期卻填載3月1日，再將寄存送達通知書貼於民眾門上拍照後，又拿去超商複印，改成第二次寄存送達通知書，送達日期填載為3月7日，一樣貼於門上拍照後，再請不知情的偵查佐製作偵查報告及拘票聲請書，向檢察官聲請拘票，並持該拘票拘提。
盜用大印：

員警因送達問題，聲請拘票被檢察官退件，應於更改內容後依規定重新送長官核章，始能聲請拘票。但員警卻自行至勤務中心盜用分局長及分局公印，向檢察官聲請拘票，並持該拘票拘提。

其他的手段還有未持有合法之到案通知書，便填載送達通知書並貼在民眾門上，拍照存證後立即撕下；聲請拘票被退件後，請另一名偵查佐再製作一次相關文件，改天再去聲請一次等手法。

員警的詭言狡辯

對於上述的犯罪事實，涉案的員警多數不願承認犯法，讓我們來看看他們的辯解：

到案通知書可以後補，可以等犯罪嫌疑人看到寄存送達通知並來到派出所之後，再補給他。而依照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6278號刑事判決意旨，通知犯罪嫌疑人到場詢問既不以使用通知書為限，本來就可以考量實際情形選擇以通知書以外之方式合法通知。且也是因為迫於急迫性，才會在沒有到案通知書的情況下，先張貼寄存送達通知書。
《刑事訴訟法》第71-1條規定是「得」使用通知書，不是「應」使用，所以到案通知書不是必要的，對於「依法應到案」之犯罪嫌疑人，員警可不先依法簽請分局長核發到案通知書。
登載不實事項於送達通知書及送達證書上，目的是為了要通知犯罪嫌疑人到案，沒有犯罪的故意，對他人或公眾毫無生任何損害。
員警是持檢察官核發的拘票前往拘提，所以怎麼會是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呢？
自己蓋用大印是分局慣例，沒有盜用問題，且只是增補資料，原本的內容都沒動，所以沒有盜用大印的問題。

辯護人另外主張，若員警臨時登門通知，恰巧遇犯罪嫌疑人前來應門，員警亦僅須身著制服或出示證件表明身分，並告知事由，縱犯罪嫌疑人拒絕隨同員警前往警察局接受詢問，員警亦可逕行拘提、逮捕到案，並移送檢察署，而無任何不法。

亦有辯護人提及，員警只有在警專受訓2年，著重在刑事程序，對於送達準用《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不甚熟悉，不應苛責；有員警是第一次支援勤務，對相關作業流程不甚熟悉，不是故意犯錯，只是行政疏失而已。

法官的反擊

看到這邊，你可能會覺得警察辯解的很有道理，檢察官是在苛責個什麼勁？面對涉案員警與辯護人來勢洶洶的團戰氣勢，法官針對辯解個個擊破，上演絕地大反擊。以下，來看法官如何駁斥：

最高法院的判例是指，員警當然可以用電話、親自登門或其他方法來代替到案通知書，並請犯罪嫌疑人配合回警察局接受詢問，但是必須建立在犯罪嫌疑人出於「真摯同意」的情況下，才能視為捨棄排除「違法強制處分」的權利（指員警未依照規定具備據法定內容之到案通知書），也才能治癒該部份的程序瑕疵。

如果僅是電話通知或親自登門，且犯罪嫌疑人不依約到場或不願意配合的話，員警也無法因此施以強制力強制其到場，更無據此聲請拘票的依據。
《刑事訴訟法》第71-1條規定中的「得」是授權規定，不是裁量規定。這表示只是賦予員警在偵查犯罪時，若認為需要通知犯罪嫌疑人來詢問，可以發到案通知書通知犯罪嫌疑人來做筆錄，不是讓員警決定要不要使用。
刑法第213條之公務員明知不實之事項登載於公文書罪，目的在保護公文書之正確性，維持公文書的公信力。本罪係公務員明知不實，仍故意將不實事實登載於公文書上，而有致公眾受損害之虞，為其構成要件。

故此項不實事實所作成之文書，實際上有無生損害於公眾，或損害是否已彌補，或該公務員之長官，於核批該文書時，是否知其內容為不實，是否因此受其矇蔽，均不足以阻卻其犯罪之成立（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016號、82年度台上字第6248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檢察官是因為受到員警製作的假資料所矇騙，誤以為員警已經合法送達通知書，才核發拘票，因此員警雖然持有檢察官核發的拘票，但聲請拘票的資料本身就是造假的，縱使有拘票，拘提也是違法的。倘若檢察官明知道員警聲請拘票時所檢附的資料是造假的，卻仍然核發拘票的話，也僅只是要深入討論檢察官是否為共同正犯的問題，員警並不會因此脫免非法剝奪他人行動自由之罪責。
公文書若已依法逐層核閱製作完成後，即使是原擬稿承辦之人，亦無權重行製作公文書。而變更部分內容後，若未依規定程序逐級核閱，擅行以機關及機關首長名義對外發文，仍構成偽造公文書罪（最高法院91年度台上字第791號刑事判決意旨參照）。

依據小隊長的具結證詞，縱使是特殊急件也要電話報告隊長或副隊長，員警自己也承認沒有經過隊長的授權，勤務中心登記簿也沒有員警當日登記要用印的記錄，何來慣例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