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尖上的聲音：納粹軍歌與戈培爾的收音機
日前（11月8日），國民黨高雄市長候選人韓國瑜在旗山造勢晚會帶領現場群眾高唱軍歌〈夜襲〉，意外引發爭議。隨即又有知名樂評人在臉書發文指出，民進黨高雄市長候選人陳其邁在三天後（11日）的造勢場合所播放的李斯特（Franz Liszt）交響詩〈前奏曲〉（Les Préludes）片段，乃是納粹宣傳影片中希特勒的進場音樂，並建議最好避免用它當作儀式配樂。
我認為這樣的評論，恐有所謂「過度詮釋」（over-interpretation）之失。倘若按此說法，那麼當年曾經被納粹在公開典禮／儀式上使用過的音樂，包括華格納（Wilhelm Richard Wagner）、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的若干經典作品，以及福特萬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與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的錄音，豈不是應該都要禁止演奏、播放？
然而，針對某些象徵納粹的特定符號、圖像或歌曲，在歐洲確實是有明文規定納入禁止之列的。身為台灣人的每個公民都應該有所認知，這並非所謂的政治正確，而是一種對文化、對歷史的尊重和同理心。
面對歷史，該有的是誠實與謙卑
追想上世紀四〇年代末二戰結束迄今，德國納粹雖已覆亡超過一甲子，但由於種族滅絕等暴行，其相關符號象徵至今在歐美仍是禁忌，須知即使是拿來「開玩笑」也要懂得謹守分寸。
好比說，台灣過去曾經發生過多次因學生模仿第二次世界大戰納粹德國而引發社會爭議的新聞事件：包括在2006年，先是有一群學生成立了崇拜納粹主義的組織，他們在互聯網上發表消滅移民的激烈言論，並且宣稱要仿效納粹的富國強兵，以色列駐台辦事處就此向台灣政府提出抗議。
2011年，有三名學生穿著納粹軍服參加國防部舉辦的暑期戰鬥營，照片被放上國防部網站引起熱議，以色列駐台經濟文化辦事處發表聲明斥國防部「無知」，國防部因此親自出面向以色列代表處道歉。
2013年，反對多元成家的下一代幸福聯盟等團體號召群眾走上凱道的反同志大遊行當中，又有一名年輕男子穿著納粹軍服參加活動，並說「我反對同志，而納粹也是反同志的，所以我穿這樣來上街」，對此以色列駐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表達嚴重關切。
及至2016年12月23日當天，新竹光復高中舉辦校慶活動，學生在遊行進場時變裝打扮成德國納粹親衛隊、日本警察、馬赫坡社原住民抗日以及國共內戰等歷史事件。其中扮演德國納粹的影像紀錄被張貼在社群網站上，之後被轉載到批踢踢實業坊八卦板引發軒然大波。
翌日（24日）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發出聲明，強烈譴責此一行為，同時呼籲台灣應加強相關歷史教育。德國在台協會處長歐博哲則表示難以置信，強調此一行為是對受害者的汙辱。
對此中華民國教育部成立專案小組，前往光復高中進行調查，並將對光復高中的行政失職部分進行懲處。該校校長後來引咎辭職，並於卸任前帶領學務主任、班級導師及學生，拜會駐台北以色列經濟文化辦事處，對變裝遊行一事表達歉意。
事實上，看待如此複雜龐大且沉重的歷史議題，每個人的智識與看法其實都極為有限，而往往愈是學有專精的學者愈能坦承自己學養的不足。面對歷史，我們該有的只是誠實與謙卑。
▲ 霍斯特．威塞爾之歌。
聲音的禁忌：二戰時期德國納粹黨歌
以我自身感興趣的「聲音文化」面向而言，特別讓我聯想到二戰時期德國的軍歌和廣播政策，更與當時的納粹統治有著密不可分的深厚關係。依稀記得好幾年前，由於好奇之故，無意間曾在「古碟」舉辦的二手黑膠市集挖到了一張有關德國納粹的黑膠唱片《Marches, Songs, Speeches-Nazi Germany-WW II》（進行曲、歌曲、演說——二戰時期德國納粹）。
翻看封底的解說文字，得知這張唱片是在1961年於美國發行，內容不僅收錄了當年德國納粹最著名的幾首軍歌、進行曲，亦包括希特勒本人現場演講的歷史錄音。
從這套唱片裡，聽聞一首首氣勢巍峨的軍歌，不禁令人熱血沸騰、乃至自我催眠（想像當年第三帝國陸軍橫掃全歐的強大力量）。而收錄希特勒的數小段演講錄音雖然聽不懂德語演說內容，但從他那慷慨激昂、非常具有煽動性，近乎歇斯底里的聲調之中，似乎有那麼一瞬間驚覺就連自己也被感染了，怪不得當時德國人舉國為他瘋狂崇拜。
其中有一首曲目特別值得一提：Nazi Storm Troopers And Black Shirts Sing〈The Horst Wessel Lied〉（納粹黨衝鋒隊與黑衫隊唱〈霍斯特．威塞爾之歌〉），此處〈The Horst Wessel Lied〉意即〈霍斯特．威塞爾之歌〉。原歌詞作於1929年、歌名又稱〈旗幟高揚〉（Die Fahne hoch），作者霍斯特．威塞爾（Horst Ludwig Wessel）乃是一名激進的納粹黨員、同時也是當年柏林弗裡德里希斯海因區（Friedrichshain）納粹衝鋒隊負責人，後來1930年遭到共產黨暗殺，德國宣傳機關黨頭目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將他塑造成納粹運動的頭號烈士，並將他生前所作的這首歌曲廣泛使用於納粹黨集會以及衝鋒隊街頭遊行場合當中。
1933年納粹黨執政後，便立法將其定為象徵國家意涵的納粹黨歌。翌年（1934）更規定唱歌曲裡的首段和末段時必須舉起右手行納粹禮。在德國著名女導演蘭妮．萊芬斯坦（Leni Riefenstahl）於1935年拍攝的電影《意志的勝利》（Triumph of The Will）結尾處，可看到片中納粹的領袖們都在唱著這首歌。
大抵從1930年到1945年間，〈霍斯特．威塞爾之歌〉在德國境內傳唱之廣，堪稱為僅次於國歌《德意志高於一切》（Deutschland über Alles）的第二國歌。
其後，隨著納粹德國戰敗，〈霍斯特．威塞爾之歌〉亦遭到取締，按德國刑法所載，該首歌詞和旋律至今在德國和奧地利仍屬非法，除了用於教育和學術研究用途之外，不得任意公開傳播或演出。
謊言重複一千次就成了真理
回顧過去納粹統治時期，音樂與廣播在德國普遍受到重視，據說希特勒本人就是一個愛好貝多芬的樂迷。因此當他發動戰爭時，聲音也被當成了宣傳（激勵）侵略的重要媒介。
當年專門負責替希特勒傳播帝國之音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曾經流傳這樣的名言：
謊言重複一千次就成為真理。
Man muss eine Luege nur oft genug wiederholen, damit sie zur Wahrheit wird.宣傳的基本原則就是不斷重複有效論點，謊言要一再傳播並裝扮得令人相信。
Mach die Lüge groß, mach sie einfach, wiederhole sie pausenlos, und im Endeffekt werden sie beginnen sie zu glauben.
戈培爾認為，廣播是戰爭時期最重要的宣傳工具（上世紀三、四〇年代，廣播是僅次於報紙的最有影響的媒體，當時電視尚未問世），演說比寫作更能吸引人心。彼時隨著納粹上台之初，戈培爾旋即透過納粹創立的國家廣播協會，將整個德國的廣播業有效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並把收音機視爲操縱公衆輿論最有效的武器。
為了獲得盡可能多的聽眾，納粹當局鼓勵大量生產便宜的收音機。值此，戈培爾利用官方資源研發、生產出了德國第一代的國民收音機 （Volksempfänger），售價76馬克。另外還有一款小型收音機，被民眾普遍暱稱為「戈培爾的大嘴巴」（Goebbels-Schnauze - "Goebbels' snout"），售價僅35馬克。
相較於當時一台全波段收音機的售價約200到400馬克，而且這類德製的國民收音機通常沒有短波收聽功能，也不會預置德國以外的頻道，收聽的靈敏度通常也比較低。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降低生產成本，另一方面則是為了防止德國民眾用它收聽「敵台」——如英國BBC廣播。
於是乎，在納粹政府的廉價策略推動下，這種只能接收本地電台的收音機在大部分德國家庭迅速普及，德國更成爲世界上收音機擁有率最高的國家。
此外，為了最大限度地發揮廣播的宣傳功能，納粹當局下達了強制集體收聽廣播的命令。每當上班時間播出某些重要節目時，所有群衆必須停止一切工作，大夥圍坐在收音機前一起聽廣播（戈培爾堅信集體收聽廣播能夠産生更大的影響力），誰也不能把耳朵塞起來。
戈培爾也規定所有像餐廳、咖啡館之類的公共場所，都必須配備收音機。這樣一來，即使你個人沒有收音設備，也能透過街頭廣播的公共喇叭，及時聽到元首的最新指示（當時的政令宣導號稱「有了國民收音機，全德國都聽得到元首」），了解到納粹黨和政府的最新方針政策。
在戰時，戈培爾擴大延長了對戰爭報導的節目時間、反覆播放，他明白公衆「對新聞的渴望是無論如何要得到滿足的」，否則德國人「會被迫去聽外國甚至是敵國的廣播」。通過國民收音機及擴音器等技術設備，人們被剝奪了個體的自由聆聽與反省的能力，迫使他們輕而易舉地服從希特勒的獨裁意志。
戈培爾的收音機不僅取代了人耳的聽覺作用，同時也取代了個人的獨立思考。
※ 本文節選自12月即將上市的《留聲年代：電影、文學、老唱片》，更多內容請參本書。
《留聲年代：電影、文學、老唱片》作者：李志銘出版社：南方家園 出版日期：2018/12/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