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商場的時代地景（上）：「天橋城市」的懷舊與想像
台北是一個新舊混雜、偶爾帶點喧囂的城市，整體建築風貌雖談不上美，不同街區巷弄之間卻隱然有著某種悠閒、自在、豐富且多樣的城市肌理和日常趣味。
與此同時，伴隨著城市本身不斷更新、改建和拆除，許多在地獨特的地景文化與生活景觀早已消失，所謂「懷舊」的情感反倒越是深植人心，甚至不乏藉此想像、渴望能夠重拾青春，穿越時光回到過去的美好。
倘若舒國治筆下《水城台北》揭示著此城半世紀以來最大的改變：從過去水渠密佈、隨處可見小溪小河的「水城」，逐漸蛻變為現今高樓林立、水泥叢林密布的「陸城」。彼時人們在台北行走，總是經常準備過橋，有些街道型態之所以蜿蜒曲折，即因當初沿著河岸溝渠而走的空間痕跡。
早昔因為有河，所以有橋。而對於寸土寸金的高密度城市來說，當城市的平面道路交叉口開始出現人車混亂現象時，則需要另行設置空中垂直動線穿越交錯的「天橋」，來減緩交通壓力。
追溯戰後初期，形塑台北當代「天橋地景」（Corridor Bridge Landscape）的歷史源頭，緣自1955年全台興建第一座的立體高架道「復興橋」。當時由於市區內縱貫鐵路橫陳其間，老蔣總統每天往返士林官邸與總統府之間必定行經中山北路平交道。每當火車經過，柵欄放下，迫使總統車隊必須臨時停車，導致交通阻礙、險象環生，亦對元首維安構成嚴重威脅。於是，主政者便在此交通要衝上蓋了這座橋。
其後，為解決市中心縱向道路交通問題，市府更陸續興建了北門圓環旁的忠孝西路天橋（1968）、連結忠孝橋引道的北門高架橋（1978），以及橫跨平交道的復旦橋（1959）、光華橋（1971）、西園橋（1974）等，成為七〇年代至九〇年代台北都市的特殊景象。
立體交錯彷彿超現實世界的天橋網絡
在此期間，大批外省軍民自1949年後扶老攜幼隨國民黨政府撤退來台，為了生計開始在台北街頭流竄擺攤。當時中央政府為求有效安置，便指定中華路等14處為設攤地點，並委託台北市警民協會沿中華路鐵道東側空地，臨時搭建起三列簡易竹棚、木屋，以低價出租的方式將散亂的攤商集中管理，供其居住及營業使用。
不久，隨著中華路違建戶攤商日益增加，龐雜寙陋的棚屋聚落不僅阻礙火車行進視線、影響行車安全，同時也造成治安死角與衛生環境髒亂等問題。及至1959年10月，老蔣總統視察巡經此地，看到這些景象之後認為有礙觀瞻，隨即指示「應予徹底整頓」。
於是責令當時的台灣省政府、警備總部、台北市政府共同組成「中華商場整建委員會」，決定在中華路現地建造八棟鋼筋水泥的三層樓房，建築費用則由居民以預付20年租金的方式籌措，並延請建築師趙楓設計、「陸根記營造廠」1負責施工。
由於建物本體均採「模組化」設計（Modular design），使得工程進展極為快速。從1960年8月16日正式開工，到1961年4月22日落成啟用，前後僅在八個月的短時間內，便很快完成了這個台灣戰後史上規模最大（由北而南共八棟建物，分別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命名）、宛如巨龍般綿延約一公里長（建物總長1,171公尺）住商混合的「中華商場」。
過去，在那個以「車」為主的路權時代，市府先是在1969年以交通安全為由，興建了中華路武昌街口的行人天橋。這座天橋除了跨越武昌街與中華路平交道上方，亦銜接了中華商場的愛棟與信棟。
此後（1971年）又以天橋連通東西向的武昌、漢口、開封街，甚至還可直通二樓，連貫南北各棟商場，形成了一個四通八達、彷彿超現實世界的天橋網絡。這些天橋不僅便利消費者與遊客穿梭購物，橋上更時常聚集了各式流動攤販，人聲鼎沸、絡繹不絕。當時西門町與城中區因此整個連成一氣，經濟發展如日中天。
由於中華商場每一棟之間，皆可透過二樓平台「連續而不間斷」的天橋形式彼此相連。如此一來，所有的行人訪客，都能夠不受車流影響，以居高臨下之姿，享有完善且不受干擾的路權，自由穿梭於立體交錯的空中走廊，儼然柳暗花明、別有洞天，更增添不少走逛城市的多元視野及探索樂趣。
諸如香港中環的立體天橋走廊、上海浦東世紀大道的環形天橋、紐約曼哈頓的空中鐵道公園（High Line Park），甚至是建造於上世紀七〇年代、位居環河南路與和平西路交叉口，由環形天橋串聯四棟公寓（一樓挑高，二樓則有天橋走廊連接）的「華江整建住宅社區」2等案例，皆有異曲同工之妙。
老台北的門戶地標：一道發光的城牆
座落在台北市中華路一段的中華商場，由北門端起沿著鐵道的東側一路往小南門處延伸，除了第一棟（忠）與第二棟（孝）的前半是以圓弧形延展（順應鐵道轉彎時的地貌），其餘六棟皆如同筆直的城牆般，一字排開矗立在中華路鐵道旁，頗為壯觀。
緊鄰西門町鬧區、八棟三層樓的中華商場，共可容納1,644個租戶，平均每戶只分得約2坪大空間；一樓為商店，二、三樓為住家（後來二樓也幾乎成了商店），堪稱當時北台灣最摩登新潮的公有綜合商場。
就在商場啟用後的第二年（1962年8月），台灣第一家廣告代理商「國華廣告」公司創辦人許炳棠，與台北市政府簽訂承攬中華商場屋頂所有廣告的經營權。
隔年（1964）「松下電器」公司為了宣傳「國際牌」（National）企業形象，便在中華商場信棟南端樓頂搭建了「高度幾乎比建築物還高」的巨型霓虹燈箱招牌，隨即又有「大同電器」、「黑松沙士」、「精工錶」、「和成衛浴」（HCG）、「硫克肝」藥廠等知名企業，競相都在其他各棟商場頂樓架設霓虹燈廣告，從而開啟了戶外廣告媒體的時代風潮。
全盛時期，中華商場頂樓高掛十餘座霓虹燈廣告塔。入夜之後，燈火輝煌。已故前輩作家逯耀東（1933-2006）將其形容為現代台北都會「一道發光的城牆」3，並且和對街新生戲院巨幅電影廣告的霓虹燈相映，熱鬧奔騰的街市照亮著夜晚，呈現出台北當年最繁華的不夜城。
每逢夜晚時分，人們搭火車從南部回到台北，原本窗外一片漆黑，總會在行經中華路時，看到這些繽紛亮麗的霓虹燈後，而有進入台北城的感覺。然而，大型炫麗的霓虹燈廣告物卻也讓中華商場本體承載的負荷過重，有些三樓住家在長期重壓之下甚至開始出現漏水問題。基於建物安全考量，市府決定在1985年5月終止租約，將頂樓所有的霓虹燈廣告全數拆除。
戰後六、七〇年代的中華商場，不僅為台北市名噪一時的觀光據點，更是台灣經濟進入全面起飛時代的重要象徵。
當年（1962）受美國國務院之邀考察西方現代藝術、甫從歐美遊歷返台（1966）的畫家席德進（1923-1981）躬逢其盛，亦經常流連於附近西門町峨眉街地下室的「野人咖啡屋」，並且幫人即興畫像，據說在這裡牆上掛的畫幾乎都是席德進的作品。
彼時席德進宣稱「畫我們最熟悉的、最熱愛的、畫別人不敢畫的」，並以西門町、中華路的城市街景為題材，大膽將紅綠燈、天橋、廣告招牌等景象繪入油畫或水彩，舉凡他透過油彩層層堆疊、充滿厚實感地描繪人們彼此摩肩擦踵、四周招牌林立的商業娛樂鬧區《西門町》（1967年），或是以強烈的黃藍色調對比，使用大面積水彩渲染義棟頂樓霓虹燈招牌和建築牆面的《中華商場》（1968年），乃至於使用清麗的淡筆水墨勾勒出台北街頭景緻與商場建築風貌的《中華路》（1968年）等畫作。
除此之外，素有「山岳畫家」美譽的呂基正（1914-1990）、著名的華裔美籍水彩畫家曾景文（1911-2000）也都曾經畫過早期中華商場周邊的城市風景。
▍下篇：
- 「陸根記營造廠」為民國時期上海知名營造廠，1934年由當時承建上海豪華舞廳「百樂門」、南京國民大會堂的建築大亨陸根泉（1898-1987）所創立。戰後1949年先遷到香港，直到1951年才來台灣並復業。由於當年與國民黨高層以及軍方關係良好，在台灣將近30年的開業期間，除協助蔣介石、張學良等政要人士籌建行館和私宅外，也承攬了許多政府公家工程，包括1960年代的中華商場、1970年代的華江整建住宅社區，以及1980年代的立法院群賢樓。
- 位於台北市環河南路與和平西路口的「華江整建住宅社區」，與「中華商場」同樣都是由「陸根記營造廠」負責營建工程，且兩者皆是以立體天橋串連四周建築群的住商混合型態。
- 參考逯耀東，1992年10月31日〈再走一趟中華路〉，《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