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竣傑／法蘭西的社會連帶：你無法想像的社會住宅模式（上）

OURs 都市改革組織 06 Sep, 2019

法國社會住宅比例高達17%，巴黎市更是高達21%，等於五間房子中就有一間是社會住宅。對比台北市，巴黎市人口密度雖然較高，土地資源更相對不足，但巴黎市政府仍然訂下2025年社會住宅存量達25%、2030年達30%的具體目標。

巴黎市政府最新頒布的政策，規定民間單位在寸土寸金的巴黎市重建住宅時，需釋出30%的住宅單位，供政府承購作為社會住宅使用，在富人區也是以同樣的標準執行，顯示巴黎市政府推動社會住宅堅定的決心。

上述的情況對台灣來說或許是難以想像的，社會住宅政策為何能在法國、巴黎市如此順利推動，必須先從法國的國民共識——社會連帶（Social Solidarity）——談起。

到底社會連帶是甚麼？延伸出的制度、政策和組織又有哪些？本文將以法國的社會住宅模式來探討。

近年法國社會住宅推動數量，政策不受政權更迭而轉彎。表／OURs都市改革組織提供，翁家德製；來源／Social housing & Paris Habitat, BRET Bertrand, 2019.

「社會連帶」是社會住宅的動詞

社會連帶的概念源自於社會學家艾彌爾・涂爾幹（Émile Durkheim），並由政治家萊昂・布儒瓦（Léon Bourgeois）將其發揚光大，最終成為法國的政治基礎。

涂爾幹認為，當前資本主義講求社會專業分工，但社會的運作仍是基於相互依賴，並透過「正式」與「非正式」的關係相互連結。社會的基本價值是「多元」與「接納」，運作的核心則是「互信」與「團結」。法律無法硬性規定公私領域中的所有事物，因此需要人與人之間在道德上的相互依賴與連結。

繼涂爾幹之後，真正將「社會連帶」實踐的是法國第三共和時期的知名政治家布儒瓦。其思想主要奠基於法國大革命（自由、平等、博愛）、社會改革思想家傅立葉、普魯東和19世紀末資本主義發展矛盾論戰。

布儒瓦於1896年出版《連帶主義》，延伸自盧梭的「社會契約」思想，主張每個人都有社會債務，人所享用的皆是祖先提供，每個人皆須相互支援償還。此理念並非純粹的極左或極右思想，而是從社會共同承擔的角度出發，並迅速在法國第三共和時期引起巨大迴響。社會連帶不僅成為社會主流價值，還成為如義務教育、社會保險等公共政策的論述基礎，進一步促使法國邁向福利國家。

也正因為有社會連帶的基礎，法國社會住宅政策的演替與當前台灣的推進大相徑庭：不會出現「債留子孫」的論調，也不會因為社宅基地周邊居民的抗議而停止，更不會因政權的更迭而轉彎。

社會住宅是法國政府的「法定責任」

法國社會住宅發展已有百年，雖歷經不同時期經濟與社會環境的考驗，但在不斷修正與檢討下，社會住宅仍扮演社會連帶實踐的重要載體。社會住宅不是政府對弱勢族群的施捨，而是打造國家社會安居的重要建設。

法國於2000年制定《社會連帶與都市更新法》（SUR），要求人口超過3,500人的鄉鎮，必須於2025年將社會住宅存量提高至25%，達不到者需繳交罰金，平均一戶需繳15,245歐元，罰金將優先使用於住宅建設。截至2015年，有1,973個鄉鎮達標，1,150個鄉鎮尚未達成。¹

此外，2003年更通過《都市更新計畫及指導法》，以中央政府的高度劃定國家級敏感地區（ZUS）推動社會混合都市更新，以及成立「國家都市更新機構」（ANRU），協助推動都市更新與穩定供給社會住宅。

巴黎都市更新敏感地區（ZUS）分布圖，約占總面積10%，必須經由中央政府劃定進行整體規劃。圖／OURs都市改革組織提供；來源／法國國家都市更新機構（APUR）

1945年以來法國社會住宅發展歷程

1. 1945年以前：解決公共衛生與環境擁擠

工業革命將鄉村勞動力引入城市，頓時間社會面臨嚴重的居住與公共衛生問題。因此，法國於1894通過《施洛弗萊德法案》（la loi Siegfried, 1984）與《博納韋法案》（la loi Bonnevay, 1912），鼓勵民間企業和政府興建廉價住宅（HBM）出租或出售予勞工，並授權各地方政府成立廉價住宅公共機構。至1939年，共興建約30萬戶住宅，約一半為租賃、一半為出售。

2. 1945至1980年：大量興建時期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法國雖然受到戰爭的損害較少，但仍缺乏住宅。1950年將廉價住宅（HBM）更名為廉價租金住宅（HLM，low-rent housing），結合土地徵用制度、政府預算、融資系統，確立「政府主導、租賃為主」的住宅供給體系。

然而，1954年一名弱勢婦女凍死街頭，皮耶爾（l’abbe pierre）神父發起社會運動，迫使政府推動冬季休兵（La trêve hivernal）以及推動優先城市化地區（ZUP）政策。「優先城市化地區政策」通常選擇城市邊緣地區進行整體開發與規劃，概念類似台灣的新市鎮開發，因此1950末至1980年代，被稱為法國社會住宅繁榮三十年。

3. 1980至1990年：政策轉向

歷經戰後至1980年的努力，住宅存量基本上是充足的。政府政策開始轉為提供多樣化的住宅選擇，不再以租屋為主，補貼政策也由前一時期的直接補助（補助建設經費）轉為個人補助（個人租金、購屋利息）。住宅的自有化雖然讓中產階級與經濟較好的工人家庭離開郊區住宅，但社會住宅的人口組成轉變，逐漸造成社會隔離與族群分別等嚴肅課題。

4. 1990年至今：逐步推動社會混合

鼓勵住宅私有化雖然讓中產階級順利置產，但卻造成社會住宅社區與其他社區的隔離日漸嚴重。法國政府因此決定「重新」分配社會住宅，落實社會混合（social mix）。整體概念上，採取分散（拆除部分衰敗社宅，新建產權多樣化住宅）與嵌入（在富裕區新增社宅）的方式，興辦社會住宅。

小結

法國的社會住宅政策是百年大計，並不因為首長更迭而停止。反觀台灣，部分縣市更換首長之後，社會住宅政策立即停擺，甚至將珍貴的土地出售。

這反映的是台灣社會共識以及住宅政策的基礎薄弱，縱使據內政部於2017年民調指出，88%受訪民眾支持政府推動社會住宅政策，也有近84%的民眾能夠接受住家附近成立社會住宅，但我們仍需於選舉時睜大眼睛，選擇支持公共政策著墨較多者，並持續監督各地方政府推動社會住宅的決心和進度。

法國的社會住宅由政府主導，歷經百年發展至今，相較於我們熟知、由民間主導的荷蘭，其實更值得台灣參照，下篇將多著墨法國社會住宅政策的制度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