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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未終,人不散的明日派對:熄燈之前,來到「海邊的卡夫卡」

洪敬舒/《無住之島》讓「習得無助」的台灣居住正義變為「習得樂觀」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1975年美國賓州大學心理系教授馬丁.賽里格曼(Martin E. P. Seligman)從實驗中提出「習得無助」(Learned helplessness)理論。他發現,長期挫敗經歷會讓人產生「無力改變」的悲觀意識,一旦接受自身已無能為力,就會把努力視為徒勞無功,放棄相應行動,從而陷入「習得無助感」的消極觀。就算日後出現可能改善的機會,也一樣缺乏嘗試的動力。

《無住之島》透過政治隱身在制度身後的(無)作為,為半個世紀以來的居住生態變化提供詳實的系統性分析。論史料的豐富程度,本書堪稱一部住宅「史書」。然而,從1989年無殼蝸牛運動,一路記載到2022年的租金補貼政策,本書也透露出30年過去,我們依舊困在「買不起、租不到、住不好」的萬般無奈中,難道居住已經陷入集體性的「習得無助」僵局?

住者有其屋的魔咒

回頭來看,無殼蝸牛運動未能一舉解決居住不平等,或許在於當年對居住正義的想像過於偏重在「所有權」思維,畢竟引發運動者及參與者的不滿理由是高房價,社會支持的理由也是買不起房,而政府也看準了這一點,趁著1990年房價下跌,趕忙推出兩年增建十一萬戶平價住宅的應急政策,釋出所有權回應所有權的期待,進而瓦解運動訴求,於是日後就算多次號召上街頭,社會共嗚也已大不如昔。

「所有權意識形態」(ideology of ownership),雖是華人社會的集體偏好,卻也是歷來住宅政策的主旋律。就拿1999年宣布停辦的「國民住宅」來看,從1955年設置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啟動,長達45年的國宅史先後頒布《興建國民住宅貸款條例》、《國民住宅條例》,再加上1975年到1989年先後推出六年國宅興建計畫,以及二期的四年計畫,總共在全台提供超過28.4萬戶平價住宅,「最大建商」之名,政府當之無愧。

以2000年初全國691.8萬戶住戶總量推估,當時國宅的總量占比為4.1%,看似不高,但是數十年的政策打造,全台到處出現由國家供給的平價宅,台南市南區一處廢棄多年的鹽田,也因為1,460戶國宅頓時升格為「國宅里」;已故總統李登輝推出一坪六萬的超低價旋風,更令老一輩記憶猶新。

作為所有權意識形態底下的政策造物,國家當起建商出售平價住宅,過去一直是滿足社會所有權的支撐主力,所以就算明令停建20年,今時今日的社會仍對等同低價的國宅有著無限懷念,包括合宜住宅、青年安心住宅,乃至近日選舉拋出的「社會住宅以租轉購」,說穿了都是國宅還魂的變體,所有權意識形態還是一整代人的共同DNA。

1979年台北市新建國民住宅外觀。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1979年台北市新建國民住宅外觀。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掠奪性包容

「居住安全感」強化了所有權的合理性,但是保值及增值的雙重利益,卻也成就了住宅的商品化,所以社會對於所有權的期待設定,除了居住穩定,更多是看上財富自由的機會。此刻,若只有平價出售所有權當作不平等的解方,也只是走回「國宅化」,但是任何以平價出售的公有資產,未來只會不斷流轉於私人口袋,價格翻倍再翻倍。

然而作者審視過去的政策後發現,絕大多數都有意無意的迴避「打房」,寧可端出青年首購優惠貸款這類討喜工具,討好集體所有權欲望,也不願觸犯擁屋者與建商的逆鱗,但是鼓勵擁抱所有權,卻可能隱藏著巨大的社會道德風險。

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基恩加.亞馬赫塔.泰勒(Keeanga-Yamahtta Taylor)從2009年的次級房貸風暴的研究發現,許多理應無力負擔房價的中低所得家庭,在新美國夢的鼓吹下,不知不覺的淪為金融掠奪的對象,更多人被捲入房價套利遊戲後成為「掠奪性包容」(Predatory inclusion)的對象。事實上,鎖定非裔美國人鼓勵買屋的目的,不是為了糾正住宅問題,而是為了提高房地產利潤的一種掠奪行為。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誰是居住貧窮者?

鼓動全民買房,顯然只是製造了更多的居住貧窮者。

以房地產為基礎的發展模式,並且將住宅視為累積儲蓄及資本利得的終南捷徑,造就了住房階級社會(housing class society),但是許多購屋者卻就此陷入長達二、三十年的居住貧窮(housing poor)狀態。

過去社會對於居住弱勢的關注對象多以無家者為主,但潛在的居住貧窮族群,反而是人數最多的「一屋族」。居住貧窮與工作貧窮(working poor)的概念頗為相似,工作貧窮意味者有工作仍陷入或無力擺脫貧困,其成因不是因為低薪,便是家庭消費嚴重超支,再怎努力工作也難以儲蓄,更無力因應突如其來的意外風險。

這些現象在居住貧窮者身上亦然,長年省吃儉用的供房,對生活的消費排擠效應遠高於工作貧窮者,其影響還會直接遞延到下一代。內政部營建署2017年委託研究《六都房價負擔能力與生育率長期趨勢探討》,證實全國總生育率與房貸負擔能力呈現負向關係;台大學者黃麗玲針對青年居住進行調查後也發現,當今的經濟發展模式使得青年在購屋與租屋的負擔日益沉重,因而影響生育居住地點等選擇,進一步影響了社會流動。

過去社會對於居住弱勢的關注對象多以無家者為主,但潛在的居住貧窮族群,反而是人數最多的「一屋族」。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過去社會對於居住弱勢的關注對象多以無家者為主,但潛在的居住貧窮族群,反而是人數最多的「一屋族」。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不平等的連鎖

所有權意識形態,其實是改革動彈不得的主因。現今居住型態大致可分為購屋、租屋及社會住宅,三者雖分屬市場性與福利性供給,但彼此並非各自獨立的供需體系,而是相互牽動的連鎖關係。

當多數人買不起房,租屋是自然而然的選擇,但是房東獨占權任意提高租金,租屋市場就難再有效的疏解居住壓力。此刻若有充足的社會住宅,或可勉強支應,但眾所周知社會住宅總量嚴重不足,連最弱勢者在歷經一連串的居住排除後,也會被迫流向街頭。至於能力略好者,在租屋市場若無法安穩,就只能窮盡未來資本的擠入自有市場,但是求取安定的代價,卻是陷入掠奪性包容的泥淖,淪為房貸人質。

所以橫梗在居住正義眼前的最大難題,必須同時解決租屋黑市與社會住宅,否則居住正義就只是圍繞著房價的社會爭議,陷入書中所描繪的囚徒困境:

居住權等同於財產權,若無法擁有房產就無權享有居住的穩定,也讓人民產生了「房價不能漲,否則居住權將受損;但也不能跌,否則財產權會受損」的矛盾心理。(第70頁)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擺脫無助的習得樂觀

社會的集體矛盾支撐著房價易漲難跌,打房又成為居住政策不能說也不能做的「佛地魔」,令建商、投機客更加有恃無恐。房價太貴,租又租不到也住不好,社會住宅更是一籤難求,困境迴圈交疊的居住不平等,長達三十年未解,社會自然會對安居生活消極悲觀,也對居住正義逐漸麻痺,這是否又代表我們已經步入了習得無助?

回頭來看賽里格曼。在持續累積20年的臨床研究後,他再度證明了「習得性樂觀」(learned optimism)的存在:只要有效的培養積極性觀點,就能對消極與無力感產生抵抗力,從而化解習得無助。

居住正義不存在一帖見效的解方,作為一本居住痼疾的診斷書,《無住之島》不只清晰的呈現誤診居住問題,令癬疥疾釀成錐心痛的嚴重性,也透過盤點錯誤解方,提出諸多的機會線索。

例如作者提出從「住者有其屋」轉向「住者適其屋」,意味著政策必須從「住得好、租得到」著手,引導並改變社會只想「買得起」的所有權意識形態;與此同時,居住政策的思維也應從社會福利轉化為兼融教育、健康、就業、社會平等及文化建構的社會投資,使居住正義從所有權正義,轉型為重建包容文化的一方社會空間、實踐公民發展的一項基本權力。

一如習得性樂觀,為了改變陳舊思維,《無住之島》一書提供了多處邁向積極未來的座標,倘若能夠逐一實踐,或許未來的世代在書寫下一部居住三十年史時,會有機會對於我們這一代人的努力改變,記載著些許的緬懷吧。

《無住之島:給臺灣青年世代居住正義的出路》書封。 圖/衛城出版提供
《無住之島:給臺灣青年世代居住正義的出路》書封。 圖/衛城出版提供

  • 文:洪敬舒,台灣勞工陣線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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