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鑄下心靈的傷痕——離鄉的父母、留守的孩子,與鄉村教育的沒落

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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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一胎化政策深植人心,於是,今日中國孩子的畫面意象,再也不是流著鼻水的鄉村小孩,而是裝扮時尚的「天子驕子」。小孩少,於是寵,捧在手心上,像是媽寶,例如孩子當值日生,是爸媽出動幹活,這等誇張樣態,莫怪媒體稱呼這個世代各個像個小皇帝。

但也有許多爹娘不愛的孩子。例如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的《穎州的孩子》,便將鏡頭伸進安徽省阜陽的一個村子,那裡的孩子們多是母體感染的愛滋帶原者,一出生就染病,親人避之惟恐不及,怕的並非感染,而是遭人歧視。孩子們獨自生活,背負污名,嚐盡羞辱,除了沉默就只有沉默。

愛滋村或許是極端的例子,那麼,看看其他地方?去年夏天,一個名叫楊六斤的14歲孩子,在中國爆紅,成為話題註1。他之所以受到關注,並非學業傲人,更非品德善行,而是他窮。怎麼窮法?獨自生活在破宅子裡,吃飯配野草,偶爾自己做工具抓魚。根據媒體報導,楊六斤6歲時喪父,母親帶著弟弟改嫁,將他留給爺爺奶奶,爺爺奶奶過世後,就只剩他一人過活。偶爾堂哥會接濟他,約是一星期十塊人民幣,但堂哥在外打工,沒有多餘心力,楊六斤只能自己想辦法,偶爾幫鄰居做些農活,換些白米。半碗米飯吃一天,嚐遍山上各種野草,卻笑說嚐出滋味。

媒體給了一個標題:廣西棄兒。

當時我和幾個共產黨幹部一起吃飯,這專題報導播報時,這些大男人專心盯著螢幕,顧不上吃,碗都放了下來。「唉,留守兒童真的是我們國家的大問題。」

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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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後,身強力壯的農村勞力往城市移動,只留老弱婦孺在鄉,老的帶小的,是農村常見景象。這些父母不在身邊的孩子,就被稱作留守兒童。

前陣子,貴州畢節市有四名孩子「自殺」,引起社會譁然,人們爭相發問:究竟怎麼了?而他們正是父母長期在外的「留守兒童」。事情真相至今仍不清楚,卻足以震撼世人。

這畫面在台灣也不少見,隔代教養一直是偏遠地區的問題。前陣子竹東國中少女被謀殺一案,王浩威醫師寫了一篇〈冷血不是一代造成的〉,文中指出:「父母不再能扮演最基本的角色,下一代的子女自然是毀了。然而,當一城鎮有有某一部分的父母是如此,這恐怕是整個地方也要毀了。七○年代以後,美國的社會開始出現都會貧民窟的社會問題,所謂的城中城(inner city)成為地方政府一直沒辦法解決的問題,甚至幾個月前巴爾地摩黑人抗議白人警察殺人的全城示威事件,也是同樣的社會結構。然而,在台灣,這樣的類似問題也以不同的形式出現了,但我們卻沒有看到。」

「在我們不願意承認的地方,有許多小孩是像英國小說家高汀筆下的《蒼蠅王》一樣的長大。他們生活中無父無母,然也沒有生命應有的態度。這樣,一代又一代,演化出來的孩子只有更加冷血罷了。」

在幅員廣闊的中國,農民工回鄉不是容易的事,一趟就必須花上整天,有時一年兩年不回家,甚至還更久。我們若以為科技發達,可以克服客觀地理的問題,恐也是天真想像。中國獨立電影《殯棺》的創作背景,便源於人人出外打工,但通訊不便,製造出來的荒謬情事。即便能打上一通電話,對疏離的親子關係,並不會有太多幫助。

於是,留守兒童,日漸壯大,日漸成了問題。

圖/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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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梁鴻在《中國在梁庄》中,特別耙梳留守兒童的問題。這篇章名是〈救救孩子〉。篇章開頭就以「穰縣人民法院少年審判庭新聞資料 」中的數據點出問題:農村留守青少年的犯罪案件數及犯罪人數呈雙上升趨勢。2007年共審理青少年犯罪案件53件81人,其中農村留守青少年犯罪案件15件18人;2008年共審理青少年犯罪案件59件83人, 其中農村留守青少年犯罪案件27件35人; 2009年全年共審理青少年犯罪案件69件133人,其中農村留守青少年犯罪案件38件53人。

這只是一個縣的資料。梁鴻正是河南省穰縣梁庄人,她透過詳細田野,記錄中國農村在改革開放後劇烈的變化,青少年與兒童亦為其一。文章以一個品學兼優內向文靜的王姓少年為主軸,描述他如何姦殺一名老太太,又如何冷靜地過著日常。當他被確定為兇嫌,村莊都震驚,沒人想得到這麼個孩子可以如此殘忍,梁鴻追到最後認為那是父母缺席,愛的缺乏所致。除了這少年,還有諸多孩童的問題,他們或頑皮或無法管教,甚至還有個五歲孩子以自殺的方式拒絕心靈疤痕被揭開,「這裡面該蘊藏多少痛苦呢?在這樣一種矛盾、撕裂及缺失下成長起來的孩子,怎麼能健康、快樂、幸福呢?」

在台灣,我們仍相信教育能挽救一切,於是許多熱心人士或志工,總念著偏鄉教育,在那兒耕耘課輔班,讓孩子不致於沈淪。但在中國,父母外出打工無非就是要給孩子安穩生活,好好讀書,但見著父母離開,孩子也無心向學。紀錄片《歸途列車》裡的老張夫婦千辛萬苦在春運中趕回家,不料已然疏離的孩子對他們說:不要唸書,要去打工。

梁鴻透過梁庄的田野,也發現,教育在鄉村沒落了,「讀書無用論」正時興。一個離職的小學教師感嘆,「現在就算咱們村的學齡兒童,開個一二三年級,根本沒問題。沒人操這心。」有個村民竟然承包了校舍,養了一窩豬,晚上趕到校舍也沒人理,「現在人們思想消極了,各吃各里,村裡中青年都出去打工了,沒有人管這些事了。」

「說到底,家長還是有一種心思,只要小孩願意上學,哪怕賣房賣血,總認為有文化有知識好,家長的第一願望還是求知。你不敢想,算現在的失學率比八十年代那時候要高得多。現代化是現代化了,教育程度反而下降了。初中以後輟學率非常高,學生是百分百不想上,也上不進去, 升學最大的障礙是網絡遊戲。家長在外打工, 都是爺奶管,哪兒管的住。」這位老師點出留守兒童的問題,就在隔代教養。但梁鴻認為,一種整體向上的精神都失去了。如果連曾經讓大人們期待、團結的學校都消失,都凋零,還有什麼可以約束人心?

緬甸山區的課輔班。 圖/作者提供
緬甸山區的課輔班。 圖/作者提供

我想起了緬甸山區。我在緬甸健行時,曾路過一個又一個山區部落,那兒的年輕勞動力亦外出奔忙,只留孩子在家。但每個部落都有學校,每個學校都傳來學生朗朗讀書聲,儘管貧窮,老師都會想辦法讓孩子們用心向學給予獎勵,於是,路過旅人如我,便一路聽到他們的擔憂,以及被問到:能不能捐些錢,給孩子們買禮物?

我甚至在一個山上部落,經過個課輔班。教室以簡單木頭打造,非常簡陋,村裡的孩子大大小小都聚集在這裡,甚至還有大小孩一直牽抱著流著鼻涕的幼童。課輔班的老師來自遠方,她說,村民集資共同創辦了這個課輔班,讓孩子們下課有地方去,「再怎麼窮,都不能放棄孩子。」除了老師外,村裡的婦女會輪班負責照顧所有的小孩,如此一來,大人們才能安心工作。

這是與中國相比,稍微落後的緬甸。他們或許不比中國富有,他們的孩子或許沒有更多物資享受,但他們的社會有足夠的意識與心力照顧自己的孩子。台灣雖有竹東那樣的問題,卻也有許多部落、社區的家長不想放棄自己的孩子,勇於負擔起教養責任,例如屏東獅子鄉伊屯部落,就有個媽媽利用既有空間,開辦課輔班,透過販賣山蘇,募集教育經費。部落裡的孩子們在這裡吃,下課到這裡,上下課也由課輔班接送,單親或著隔代教養的孩子漸漸感受關愛,原本調皮、個性偏差的孩子,也慢慢學會負責與照顧他人。課輔班的老師說:他們只是寂寞需要愛。

留守兒童,或者更多不在父母身邊、成長過程中被忽略的孩子們,最需要的,也不過就是關心和愛。面對越來越多像畢節市這麼悲慘的故事發生,社會就不得不去思索,該如何建置完善的社會網,讓這些寂寞的孩子能夠被好好擁抱。

 

註1:

關於楊六斤的報導,後續中國媒體指出楊六斤的實際生活不如該報導如此艱困,製作該報導的廣西電視台總監也承認,因記者瞭解不夠深入,以及記者想博取外界同情,因此在細節上與實情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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