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專題】背過身之前——請寬容他們的怯懦

母校創校校長「蔣公」銅像被學生噴上「威權遺害」、

「歷史兇手」，隔天，我在小飯館，聽見一對夫婦討論現在的年輕人自我膨脹，不倫不類。與此同時，不少年輕人則在網路上譏諷：噴蔣介石像有啥用？與其私下處置沒生命的東西，不如學學烏克蘭，來場更荷槍實彈、轟轟烈烈的鬥爭！

假如，這樣的長輩和這樣的年輕人住在同一屋簷下，討論到某些議題，難免話不投機半句多。大的覺得小的吃飽太閒，管好自己就好，管啥國家大事，尤其「管啥政治」！小的覺得大的腦瓜子陳腐，而如果他們是同一家人，很可能在成年後，滿腔理想、熱血的孩子，便決意與家人走上陌路──事實上，有太多這樣的例子。

「你到底在怕什麼？」將自由、人權奉為一生信仰，視之理所當然的年輕人，滿腹疑問。「就是有你這樣的人，台灣才變成這樣！」

然而，台灣不是「一直這樣」。他們可能也不是一直這樣。讓我們的爺爺奶奶爸爸媽媽變成這樣的，是那些他們親眼看見我們來不及看見的──台灣曾經是什麼樣，家庭曾經是什麼樣，卻居然能夠被撕扯、蹂躪、折磨成什麼樣。

●害怕一不小心就碰觸到禁忌

我也曾經疑惑，據理力爭不是正義之舉嗎？質疑權威不是人人皆可嗎？生命中有許多對我而言的天經地義，奶奶總叮嚀：妳要知道妳有幾兩重。年輕的我摸不透這句話背後真義。好比一些尋常的瑣事，巷尾那間開了六十多年的麻糬店，近幾年味道變了不少，家人懷疑偷工減料，我說，下次我去買時跟他反映，說口感怎麼軟了。

奶奶一聽大驚：「欉啥嘎郎共啦？（幹嘛跟人家講啦？）她說妳這樣子不對，人家要怎麼做生意？」我不明白她的恐懼，說我會趁沒有其他客人的時候講啊，和對方反應一方面是為了消費者的權益，一方面也是給對方澄清的機會，再自然不過。奶奶說，以後不去買就是了，不要去給人家「鬧」。可是，家人都愛吃啊，愛吃卻又遺憾它變得難吃，當然要反映。我埋怨奶奶鄉愿，又心疼她不願令人難堪的體貼。又或者說那是一種恐懼，少惹是非。

更令我困惑的是，時常看似親密、熱情、好客的傳統社會，原來如此脆弱。寧可放棄心平氣和溝通的機會，輕易而乾脆地就決定了人與人之間的井水不犯河水。講真話、講理直氣壯的話、講出許多人講不出的話，於我曾是幾近原則性的必然，甚至是毋需思考的反射性動作。

直到有一個月，我漸漸明白了她這一生走得多麼苦痛。才明白，生命，並不是對任何人來說都充滿價值與意義的。活著，亦非然。有時少事比多事好，平安就是福。

那種不得不低調的恐懼，尤其蔓延在走過日治末期直到解嚴那四、五十年。經歷「不能說的禁忌」—二二八、白色恐怖、戒嚴時期的摧殘—，太多的少男、少女已從原本閃耀著活潑、正向、積極、充滿信念的青春年華，被迫遁入一段消極、失去信念的人生循環。

《自由之心》正好在此時上映，我意外獲得兩張特映券，昨天進了電影院。即使極其煽情、尚未追根究柢及詳述考據、流於點燃表面情緒，它仍然觸動了在場包含我的許多人。在這樣的時代，故事本身被調侃為「政治正確」而獲獎無數，但也激起許多人權意識。影片看似19世紀的久遠故事，但此刻真正令我難受的是：

　一、這樣的故事持續發生在世界各地，不限種族國籍，且至今仍然進行著。

　二、走過那段的人呢？他該怎麼去面對？

當主角終返紐約與家人重逢，他忍住內心的煎熬說：我道歉，我看起來糟糕狼狽。對不起。原諒我。折人心碎的是，他扭曲的帽沿透露著他已經難以適應整體環境，另一個龐大的壓力才正開始，他要怎麼重新開始原本的生活？現在，他仍是那個尚未被綁架、被迫淪為奴隸前，家人認識的他嗎？

整部影片沒有提到他已做了「12年」的奴隸，只能從英文電影片名《12 Years A Slave》中取得參照。此刻的他，已不是起初嚷嚷：「我不要苟且偷生，我要自由生活！（I don’t want to survive. I want to live!）」的那個男子。他低聲下氣，他斥責夥伴哀慟自己兒女，他看著身邊人被處死，他為惡毒的主人執鞭。當有人伸出援手時，他畏懼回答：「我不敢說，先生。」

細看才知那是多麼摧殘人的12年，在棉花田裡，轉身白首易紅顏。

倘若比12年更多呢？

●倖存者噤若寒蟬，依然受盡折磨

日前讀二二八受難者家屬阮美姝講她那思念亡夫的母親。阮父亡後，阮母屢屢想自殺，但為了孩子努力克制。下定決心自殺的那一天，她請求子女幫她在睡覺時綁住手腳，以免晚上不自覺拿藥吃，天亮再幫忙解開，讓她如廁。一日，阮母突然說：「我好愛你爸爸，妳知道嗎，我每天都想你爸爸......。」語畢，變成了植物人。臨別那一段話，阮母忍了45年。

白色恐怖受難家屬黃春蘭寫她那失智的母親。黃父被槍決，黃母深怕家人受牽連，心事一輩子壓在心底，全家人都不知道。當時，警察三天兩頭就會做「戶口調查」，母親隨身帶個包包，放一張證件備查。失智後，黃母什麼都忘了，卻還記得恐懼。她每天拿出身分證反覆確認，直到四個角都磨花了、證件都被折爛了，她反覆說：「警察就要來檢查了，丟掉會被捉去關。」直到父亡後56年，她才去世。

導演萬仁的《超級大國民》有一幕，男主角探望從綠島出來的老友，卻見他始終戴著耳機不語。原來，這位教授不相信台灣已經解嚴，常說腦袋裡被政府植入了電子偵測器，如果想到政治，政府就會再把他抓去關，所以天天聽著反攻大陸的國民黨歌曲洗腦。劇末，男主角終於在六張犁的亂葬崗裡翻出老友的牌位，痛哭失聲。那個亂葬崗，被遺忘了40多年才被發現。

「霧散了，景物終於清晰，但是，為什麼都含著眼淚。」而活著的人，命運也並沒有比較順遂，活著，便仍無法解開那套住的結。

●被扭曲的心靈及破碎的信任感，必須長時間復原

這讓今日我們所享有的空氣顯得可貴，可以在蔣介石的腿上噴漆而不

憂懼入牢，可以在公眾場域大放厥詞而不擔心被拷打，可以盡心汲取知識不擔心被處決。但若年輕的我們，僅以「瘋子」、「精神病」、「老頑固」稱呼那些走不出苦痛而仍陷其中的上一代，便使我們的智識顯得輕薄而虛妄，因為今日的一切，都非理所當然。

而那些曾真正飽嚐生命冷暖，曾經歷性命交關，曾以為可以放膽一搏、卻發現身邊重視的人因自己意氣風發的理想而墜入深淵、傾頹、喪亡的人們，他們被迫學會低頭，告訴我們，要明哲保身，要少碰政治。聽來懦弱，但是，要他們重新信任這個國家，願意接納年輕一輩的「豁出去」，需要重新建立多少勇氣？我們都知道，信任的建立很難，坍塌很容易。

也正是這些，使得《自由之心》布萊德彼特的出場，滔滔不絕地講述正義云云，顯得唐突而突兀，甚至殘忍。他一向自由，不喜壓抑，也沒有太多他真正重視、或完全需要他的人。如同自由、活躍而年輕的我們，也非得經由溫習往事中的每一則故事，才能理解時代的重量，並非由這塊土地所承載，而是更精確地，由一個、一個的生靈，和命定於這塊土地的一個、一個人所被迫承載。

這些人，只能「掙扎而存活」，而非「自由地生活」。整整四、五十年的光陰，整個台灣的心靈被扭曲了，台灣的菁英也被大量滅殺了。在年輕的我們與長輩們背過身去，大聲嚷嚷著為何你如此現實、為何你不懂我的理想之前，也許可以想像，若我們早生個幾十年，遇上這樣的時代，在奮力一搏後，如果反倒在那些屍骨中，看見我們最最重視、珍愛的人，我們會如何選擇？我們是否仍毫無恐懼地相信下一代？

因此，請為走過恐懼時代的他們寬容一些，對他／她所謂的怯懦、失智與精神分裂寬容一些。因為，我們之所以能從一開始，就毫無所懼地自由，是經歷多少人前仆後繼地用血與性命與之交關。他們眼睜睜看見太多，便以為能保護我們，卻也換來我們的不諒解。

如果能，在轉身之前，請找到一個平衡點。別忘了寬容，當然也沒忘了把握至今仍擁有的自由，持續勇敢地批判、懷疑、行動與詰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