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前，啟發《動物農莊》的一場新聞風暴——《普立茲記者》
政治系學生幾乎都認識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的名作《動物農莊》（Animal Farm），也是閱讀貧瘠的我少數讀過的書。
1945年出版的《動物農莊》，以寓言形式影射蘇聯於20世紀初期的一連串政策與政治發展，描述人類對於權力的貪婪如何侵蝕並轉化原本高舉道德崇高旗幟的政治理想。其對於人性生動的刻劃，以及與現實世界發展令人不寒而慄的貼合，使這本書成為傳世名作，也留下許多金句，例如：「所有動物生來平等，但有些動物比其他動物更平等。」（All animals are equal, but some animals are more equal than others.）
2019年入圍柏林影展最佳影片的《普立茲記者》（Mr. Jones），選擇以喬治・歐威爾創作《動物農莊》的過程與唸白作為貫穿全劇的架構，因為這部歷史事件改編電影的時空背景，是在史達林擔任蘇共總書記的1933年，也就是「烏克蘭大飢荒」發生的當下。
蘇聯農業政策下，陷入飢荒的烏克蘭
1928年，國力發展長期落後於歐美列強的蘇聯，開始進行第一個「五年計畫」，期待藉由一系列的農業、工業、經濟發展計畫「超英趕美」，是混和著民族意識的國家總體發展目標。
在1928年至1932年的五年間，最主要的計畫內容是「農業集體化」——將原有的小型私人農場強制合併為大型農莊，希望藉此推動自動化農業，提高產量。受到政策影響最鉅的是擁有「歐洲糧倉」美譽的烏克蘭，原本擁有農場的富裕農人們不願配合，為了避免自己的土地與財產被充公，除了抗拒政府徵收之外，甚至焚燒農作物或屠宰牲畜消極抵抗。
政府欲剷除抵抗力量，便將這些具有技術與經驗的富農放逐至西伯利亞與中亞地區，餘下原來技術力較差的農人，卻因擔心自己產量過多會被劃為富農，也不敢耕作，使得全國農業產出不但沒有提高，反而下降了至少三分之一。
蘇聯中央不願承認失敗，採取更極端的手段想要提高產量數字，便在1932年8月頒布禁令，禁止農民擁有任何農產品，違反者最重可判處死刑。在這項禁令下，至少有近八萬人被逮捕，近五千人被處死。同時，政府還命令將所有的農具、牲畜、種子都收歸公有，並禁止烏克蘭境內的農產品買賣。
政策發展至此，烏克蘭發生飢荒是必然的事。1932、1933年，烏克蘭因為飢餓與飢餓帶來的疾病而死亡的人數，高達250萬至480萬之間。許多人為飢餓所迫，逼不得已而吃人，官方不得不公開呼籲禁止食用自己的孩子，有超過2,500人因此被定罪。
見證悲劇的記者
也就是在1933年，本片主角加雷斯・瓊斯（Gareth Jones）啟程前往蘇聯。
加雷斯・瓊斯在1930年時曾為帶領英國走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前首相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擔任國際政治顧問，其後從事記者工作，深入報導國際新聞。當時他發現蘇聯的政府支出遠高於其收入所能負擔的合理數字，想方設法入境蘇聯到莫斯科，希望能採訪史達林，卻意外潛入當時已被封鎖的烏克蘭，見證了烏克蘭大飢荒的驚人悲劇。
回到西方世界之後，瓊斯將在烏克蘭的所見所聞披露出來，詳實駭人的內容引起軒然大波：
In the train a Communist denied to me that there was a famine. I flung a crust of bread which I had been eating from my own supply into a spittoon. A peasant fellow-passenger fished it out and ravenously ate it. I threw an orange peel into the spittoon and the peasant again grabbed it and devoured it.
在火車上，一名共產黨人向我否認發生了飢荒。我把自己吃的麵包皮扔進痰盂中。一位與農民同行的人把它撈出來大吃。我再將橘子皮扔進痰盂中，農民再次抓住它並吞了它。
但並不如觀眾可能預想的，瓊斯的報導受到大量攻擊，除了來自蘇聯以外，同時也來自於英美等國政府、媒體與知識份子。
當時的世界局勢並不是我們後來所熟悉的美蘇冷戰狀態，英國、法國、美國等與俄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是共同作戰的盟友，俄國甚至因為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戰而民生凋敝引發革命，最後不得不退出戰場。西方世界的知識份子因此對俄國留有一定程度的同情，加上面對再度崛起的德國，英美各國也需要蘇聯再次守住東面戰線，不願與蘇聯撕破臉。
攻擊瓊斯的報導最力的，是領導《紐約時報》莫斯科分部的華特・杜蘭提（Walter Duranty）。1932年時，杜蘭提才以一系列關於蘇聯的報導獲頒普立茲獎，鋒頭正健。《紐約時報》登載了杜蘭提對瓊斯的駁斥：「俄國人飢餓，但沒有人餓死。」（Russians Hungry, But Not Starving.）直指瓊斯的報導是杜撰的虛假故事。他並說道當時的烏克蘭沒有人因飢荒而死，只是營養不良而已，努力為蘇聯擦脂抹粉。
時隔近百年的正義
1935年8月，在刊出報導的兩年後，瓊斯在旅經中國內蒙古地區時，被匪徒綁架並撕票，有人懷疑這是蘇聯政府安排的暗殺行動。
奠基於上述的歷史事實，《普立茲記者》導演在電影中加入了許多藝術要素，將莫斯科的華麗奢靡，上流社會生活外表下的肅殺氣氛，與烏克蘭的荒蕪與絕望，無可奈何的慘絕人寰都表現得很好。
例如在色彩運用上，導演使用黑白配色呈現烏克蘭的場景，與彩色的莫斯科形成強烈對比。主角在火車上拿出食物引起農民爭相搶食的一場戲中，整個畫面都是黑白的，只有食物擁有顏色。像是《辛德勒的名單》裡的紅衣小女孩般，點出它的珍貴與象徵意義。
電影選擇以《動物農莊》貫穿全劇，除了講述的時空背景與小說暗喻的年代相符之外，還有另一個原因：1933年，喬治・歐威爾才發布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還是文壇新人的他，完整經歷了加雷斯・瓊斯的報導風波。有不少線索指向他在創作《動物農莊》的過程中，受到了加雷斯・瓊斯的影響，甚至將小說中的農莊主人命名為「瓊斯先生」（Mr. Jones），這也成為了本片命名的由來。
雖然加雷斯・瓊斯最後死於非命，華特・杜蘭提的普立茲獎也沒有被追回，但歷史是不斷在滾動的，也總是用各種方法顯露出不同角度的正義。1990年時，當初為杜蘭提遞出普立茲獎申請的《紐約時報》以社論表示，杜蘭提當年否認飢荒的那些文字，是「這份報紙刊載過最糟的報導之一」（some of the worst reporting to appear in this newspaper）。
而這部電影，也正是滾動中歷史的另一次正義之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