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選人在怕什麼？—— 辯論是虛假的糖衣，還是可靠的檢測儀器？

每當選舉逼近，都使得「辯論」這項久被社會忽視的活動，能稍微的佔據到媒體版面。不過，從候選人的態度，以及民眾的反應，不難發現整體社會氛圍對辯論的誤解。

誤解一：辯論只是口舌之爭，無助市政。

很多人會覺得辯論只是吵架。這是一種非常典型的誤解。我們要知道，辯論一定要有裁判，而吵架沒有。辯論不只是兩方（或以上）的言詞對立行為，而是制度規範下的競技活動。

因為有裁判，有規則，所以那些我們認為無助於理性辯論的行為，例如資料造假、質詢答辯的過度搶話、人身攻擊……會被裁判與規則所過濾、譴責，根本不用擔心。

所以，除非「裁判與規則」失靈，不然辯論不會是無意義的口舌之爭。

在校園的辯論競賽中，幾十年的發展下，已經形成一套完整的規則體系，姑且稱之為「辯論倫理」，而它的主要維護者──裁判，則是由具備多年辯論經驗的人士擔任。然而，時至今日，民主政治的核心──公共政策與候選人辯論，卻始終沒有形成穩定、可供檢驗的規則體系。更大的問題是：在公共辯論中，裁判是誰？不是學者教授，也不是辯論專家，理所當然的，是公眾，是每一個選民。

所以不應該有任何一個候選人，可以用「對手失去理智，沒必要跟他辯論」來逃避，因為若真存在瘋狗一般的候選人，我們巴不得他在辯論會上展露出真面目，好讓我們得以用選票制裁他。

如果辯論會真的造成隱善揚惡的結果，讓不理智的、瘋狂的、欠缺辯論道德的候選人得利，那顯然不只是候選人本身的問題，更是選民的問題。

當市長候選人，例如陳菊、賴清德，以對手不理性為由，拒絕辯論的時候，這種行為不只是對其他候選人的輕視，也是對選民的侮辱──他們認為選民無法成為「合格的裁判」，無法分辨違反辯論倫理的行為。

我個人認為，「對手不理智」的說詞，並非拒絕辯論方的心中真意。更可能的原因是：民調的落差大於辯論競爭力的落差。也就是說，拒絕方是相信辯論能夠影響投票的意象，甚至他們也認為自己的表現不會比對方差，然而，假設辯論的結果，會讓己方有六成的支持，但如果不辦辯論就有七成的支持呢？那何必冒著流失一成選票的風險？這是不折不扣的選舉算計。

誤解二：辯論能力與施政能力無關。

有人會說，會辯論不代表會做事，所以辯論是沒意義的。單看這句話本身是沒有錯的，因為有些重要的能力，例如知人善任、部會協調整合、勤儉清廉與情緒穩定，是難以在辯論中展露出來的。而又有些辯論上的能力，例如瞬間的反應機智、語言表達力、情緒感染能力，未必與施政能力絕對正相關。

那麼，為什麼在歐美的民主發展中，辯論一直是選舉不可或缺的一環呢？

一個反問可以解釋這個問題：如果會辯論不代表會做事，那什麼代表會做事？學歷？經歷？政黨？統獨傾向？支持他的政治派系？提出的政見？掃街拜票的時候笑容親不親切，握手有不有力？

唯一跟施政能力絕對相關的，是過往的政績，然而，這樣對於沒當過政治人物的人並不公平，在缺乏對照組之下，也無從比較「尋求連任者」跟「初次參選」者的施政能力差異。

至於「提出的政見」，固然可以反應候選人的思考周延性與政策敏銳度，但辯論的主要作用之一，不就是讓候選人可以現場就敵對陣營的政見進行攻防檢驗嗎？

辯論至少有兩大作用，第一，它讓選民可以直接觀察候選人的氣質涵養與智識水平，候選人可能「很會裝」，但請注意，在不需要親自上陣、即時面對攻擊性提問的其他宣傳場合下（例如廣告文宣、造勢晚會），候選人更好裝、更能裝。第二，它可以讓候選人的個人與政策缺失，透過對方的交互詰問被突顯出來。

簡單的說，辯論不是完美的候選人檢驗模式，但它具有獨特價值，甚至相較於其他檢驗模式，已經算是相當客觀。這就是為什麼辯論會成為民主國家的必備元素。

誤解三：交互詰問環節對理性辯論沒幫助。

辯論中，候選人之間的互動越多，越能促成彼此的能力與政策檢驗，交互詰問，特別是校園辯論中常見的質詢，比起單純的提問又更有效。（提問模式是把提問者與答辯者的發言時間分開計算；質詢模式則是時間合併計算，質詢者可以針對同一問題反覆追問。）

拒絕頻繁的交互詰問，跟拒絕辯論舉辦一樣，都是認為選民缺乏理性判斷的能力，無法分辨候選人缺乏辯論倫理的行為，是對選民的不信任。

誤解四：民調相差懸殊，辯論毫無意義。

至於民調差異大（例如高雄台南、馮光遠及其他獨立參選人，）就不必辦辯論多此一舉了嗎？要是這個說法能成立的話，那大家也不用放假去投票了，直接用民調決定當選不是更有效率？民調雖然有參考價值，終究無法取代選舉制度，而當辯論應當是民主選舉制度中必不可少的一環，即便實際上未必能造成選情的逆轉，也必須給所有候選人發聲的機會。

很多候選人也知道自己當選機會渺茫，他們出來，是為了傳達少數人的聲音，尊重少數也是民主的重要精神。要是害怕太多候選人「選好玩、來亂的」，那是參選保證金制度要處理的問題。

誤解五：辯論講一套，實際做一套，辯論毫無意義。

如果非得要跟實際施政一模一樣，才是有意義的話，那廣告文宣、政策發表都沒什麼意義，因為政治人物跳票的政見不勝枚舉。辯論與施政的落差，恰好可以成為政策跳票、施政不周的證據，最好的例子就是2010年的ECFA辯論，馬英九的發言從太陽花運動到最近的頂新事件，一再被拿出來檢驗，豈不剛好說明了：凡辯論必留下痕跡？

辯論推廣的困難：權力讓渡的本質

或許，社會上的確有不懂辯論的人，會縱容並鼓勵候選人以不當的辯論方式，顛覆辯論的價值。

然而，真正解決問題的方法，並非一昧拒絕辯論，而是落實辯論教育的推廣，讓每一個公民，都能對辯論的倫理規範有所了解。

校園辯論競賽，運行超過四十年了，光是每年有七十幾所學校參加的蘇州盃高中辯論比賽，就辦了二十五年。時至今日，台灣政府依舊沒有任何常設的辯論推廣預算，沒有任何常設盃賽受到教育部認可，缺乏補助與認證之下，辯論競賽不但舉辦困難，也對參與者的升學求職毫無幫助。我們的政府，不分藍綠，皆不鼓勵辯論發展。

不是每個人都會出來參選，但每個人都有機會投票，都有機會觀賞辯論。缺乏辯論的鑑賞能力，就使得公共政策的討論難以深入，民主精神難以落實。不一定要參加辯論活動才能提昇思辨能力，但鼓勵辯論活動，對於社會整體的理性思辨力絕對有所幫助。

追根究底，辯論之所以推廣困難，乃是因為它本質上，就是權力的讓渡。有權者不必跟無權者辯論，只需要宣佈、公告、命令。父母不必跟未成年子女辯論，老闆不必跟員工辯論，除非這些「上位者」自願讓渡部份的決策權，用理性的思維來跟「下位者」共同決定。

兩個有權力的人，坐在一起談事情，是談判，而不是辯論。

辯論是兩方以上的無權力者，尋求有權力者──裁判／選民認同的過程。

辯論會剝除候選人既有的權力外衣，特別是既有的行政資源，讓候選人們能在公平的賽場上角逐，這顯然並非是所有人樂見的情況。對辯論的輕蔑，就是對權力讓渡的害怕。政治人物對辯論的消極不推廣或是積極拒絕，就是對主權在民的恐懼。

這就是為什麼，辯論推廣異常困難，因為這是讓有決策權的人，把自己的權力放給理性思辨決斷的動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