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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中校長要維持明星高中?要競爭就一起來吧!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建中校長徐建國說得很好,明星高中是不能廢除的,台灣是個人口密集的小島,天然資源有限,唯有靠教育培育出頂尖的人才,才能帶動整個社會的發展。人才怎麼來?有賴於高強度的競爭機制,把強度相等的人放在一起,讓他們時刻保持競爭意識。

棒球有大聯盟小聯盟,球員實力到了就上去,實力退了就下來,職業球賽是競爭機制的縮影,如果NBA球星不跟著隊友練球,整天在街頭鬥牛,註定是難以發揮自身潛能的。

世界上的一流大學,無一不是採取菁英制,嚴格審核入學資格,確保學校系所內有著充分的競爭——或者叫學術風氣。在實力相近的同儕團體中,人的潛能會被激發出來。那種「大家都很強,但我努力一點好像可以比他們更強」的氣氛,可以強化人的競爭本能。如果團體的實力組成不均,「大家都很弱」或是「大家都比我強太多」,則會導致成就感的出現太過容易或太過艱難,「努力→成就」的線容易截斷。

高等教育如此,作為進入大學的前一階段:高中,若能比照辦理,勢必能強化競爭機制,全面激發出社會的人才。因此,我認為高中老師應採積分分配任教制。

老師也應該要按照教學成績選填志願,決定到哪教或是有沒有得教。 

▎老師也是台灣的希望

社會上經常有種誤解,覺得台灣未來的希望都在學生身上。這種觀點,無疑是把老師貶得太低了。老師也是社會的一分子,也有無盡的潛力,透過良好設計的競爭制度,可以激發出老師更優越的教學能力。學生是台灣未來的希望,老師也是。學生要在升學制度下競爭,提昇自我潛能,同理,老師也可以透過競爭,發揮自我潛能。所謂言教不如身教,當老師能夠時刻體驗學生所能感受到的競爭壓力,克服並且超越的時候,就會對學生帶來莫大的鼓舞。

好比說一隻球隊,不只是哪個球員要上場需要經過競爭,教練也是要經過激烈的競爭,任教成績差了,一樣會被汰換,這種從教練到球員、從老師到學生的整體競爭狀態,才能讓職業球隊維持戰力。

回到課堂上來看,學生的競爭來自於考試(一如偉大的建中校長所提倡的),老師呢?莫非也是跟著考試嗎?當然不是!老師的成績來自於學生的成績,現代電腦技術發達,每個學生入學的時候,都可以紀錄下每一科的分數以及PR值。老師的意義,就是讓學生成績進步,讓入高中時PR值80的學生,上大學時PR值變85,甚至90。(如果教的原本就是PR值99的學生,那除了應該讓他們上大學時維持PR值99之外,可以用國際級的競賽以及哈佛、耶魯、麻省理工、東大……等國際級大學的入學人數,來評定老師的教學成效。)

學生的成績三年會做個總驗收,老師也一樣。三年下來,把教過的每一個畢業班級,將學生該科大學指考成績的平均PR值,減掉上高中時該科的平均PR值,就可以得到老師的「積分」。這就是老師努力競爭三年下來的教學成果,拿這個分數,可以選填志願,跟全國的高中老師一起按照積分高低分發任教學校。

如此一來,不僅僅是學生(球員)有充分的競爭,選出明星球員;同時也讓老師(教練)有充分的競爭,選出明星教練。當明星球員碰上了明星教練,勢必可以激盪出更璀璨的火花,點亮台灣的黑夜。

對老師來說,從此以後,教職不會再是通過教甄與退休之間的漫長歲月,而是跟學生一樣,三年為一期的生死搏鬥。要想出最貼近學生程度、最能讓他們懂、最能激發學習興趣、最能讓他們拿高分的教學方式……只要做到了,學生的成績就會變成老師的積分,自己就可以邁向明星高中教師之路,走在街上感受社會敬佩的眼光(強烈建議:老師也要有制服)。反過來說,如果懈怠了,可能就填不到理想的高中任教,可能離家很遠,可能教學環境堪憂,甚至可能在少子化班數縮減下落榜——也就是丟了工作。但就像學生可以重考,老師就算落榜了,還是可以從教甄東山再起。當一個人真的有心要完成一件事的時候,全宇宙都會默默幫忙的。

▎面對質疑:其實都不是問題

這個制度一定會遇到誤解與質疑,因為人都有惰性,就像是我們常罵現在年輕人不長進一樣,同樣的惰性,也會發生在老師身上,想要逃避競爭,想要走舒適的路。但是,社會的進步是所有人的責任。每個在公司行號打拼的上班族,每個在商場上打滾的企業主,時時刻刻都在槍林彈雨中咬著牙奮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恐懼競爭是必然的,但是因為恐懼而拿掉競爭,就會使人懈怠軟弱。

但我們還是來處理一下可能的質疑。

質疑一:成績不是一切!老師存在的意義,不只是讓學生成績進步而已。怎麼能用這種方式決定老師可以填上哪所學校,甚至能否繼續任教?

回答:是的,成績不是一切,學生的品格、團隊合作、對知識的熱情、考試測不出的才藝……也很重要。不過社會要進步,就要有公平的競爭。在公平的考試下,學生決定自己可以選填甚麼志願的大學,老師也應該在公平的積分下,決定自己可以選填甚麼樣的高中。這並沒有否定掉老師生而為人的價值。

質疑二:這樣老師壓力會很大!要是引發消化系統疾病、睡眠不足、憂鬱症怎麼辦?

回答:學生都能熬過來,老師經驗豐富,更能在競爭中發揮實力。若有需要,可洽各校心輔室。

質疑三:老師被分配到很遠的高中怎麼辦?

回答:很多高中生都有通勤或是離鄉背井求學的經驗,可向他們請教。

質疑四:老師被分配到學力太低的高中,基本的上課秩序都有問題,怎麼辦?

回答:不少高中生有這種經驗,可向他們請教。

質疑五:老師被分配到學力太高的高中,同學提出的問題有夠難,怎麼辦?

回答:不少高中生有這種經驗,可向他們請教。

質疑六:好老師都擠去建中了,偏鄉缺乏好老師怎麼辦?

回答:如果城鄉差異是個問題,那就應該改用免試入學,或者給偏遠地區學生加分。但這樣一來,就跟建中校長的競爭理想背道而馳了。為了社會的進步,我們得要有菁英。將資源集中在菁英身上。菁英老師配上菁英學生,才能點亮台灣的未來。

質疑七:謝謝,最後一個問題了!請問校長也要加入這個「積分任教制度」嗎?

回答:您的建議很好,是的,校長就像球隊的總教練,當然也是要看他擔任校長期間,學生進來到離開的PR值變化,以此來選填志願,決定他能到哪個高中當校長、或是遺憾落榜。相信以徐建國校長這種憂國憂民、奮發向上的個性,一定是不會畏懼艱難跟挑戰的。

徐校長,台灣人期待競爭,期待菁英,期待社會的進步。您,準備好了嗎?

▎後記:體制下的殘殺

原本已經寫完了,但鳴人堂的編輯提醒我:教師自身的競爭目前有評鑑制度作為制衡,雖然難免流於形式,甚至成為一種評鑑產業,讓既得利益者中飽私囊……無論老師或是學生都是結構下的受害者,弱弱相殘,具體的問題要劍指制訂考核機制的權力者,回頭拷問老師,可能會失焦了。

面對這樣的提問,我這篇反諷意味濃厚的文章,或許還是得要正經收尾。

本文的切點策略,是當我們發現社會整體風氣忽略了學生個體的感受性,用看似清晰,實則抹煞個體可能性的競爭法則,用分數決定一切,並以此作為維持菁英群聚的需要性。為了凸顯其中的荒謬,我才得要提出反問:那麼老師是否也要進入同等強度的競爭機制?

我更想說的是,所謂的「世代對立」,往往出自於可以制定規則(競爭機制)的人,本身卻不受規則約束。政府裡的政治世家、企業中的皇親國戚、明星學校的老師……競爭機制不但沒有鼓勵才能及努力,反而成為了捍衛既得利益的遁詞——只有不具備權力、不能制定規則的人,才需要被檢驗績效。

如果我們能夠體認到(或者讓高中教師體認到):人的價值,即使是狹義的,學術領域所定義的價值,也無法輕易被看似公平的考試制度給界定。教師的績效,亦不可能化約成一個簡單的分數,以此決定教師的升遷去留,那麼一樣的道理,或許我們可以對孩子們更為寬容。他們只是走在比較低的起跑點上、或是他們擁有的珍稀才能,沒辦法用現行的考試制度來準確評估。

那麼,明星學校的存在,就只是把充滿了殘缺的競爭邏輯、考試至上體系,這棟搖搖欲墜的老舊大樓合理化的亮麗外皮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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