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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服貿的程序看台灣的殖民進行式

(圖/本報系資料照片)
(圖/本報系資料照片)
最近相當熱門的一部美國影集《紙牌屋》,劇情中的美國總統決定退位,他跟準備接任的副總統這樣說:「我的支持率只剩8%,就算沒有被定罪,也無權領導了,所以我不如退位,保留點尊嚴,這樣國家才能開始復原。」

然而,這終究只是戲劇。在現實政治環境中,被權力、慾望綁架的政客,民調再低,也還是會善用自己合法的統治地位,遂行符合個人意識形態的政策操弄。台灣沒有領導者,只有個位數超低支持率的統治者。以為我們是自由的?我們只是擁有投票權的被殖民者,罷免不了任何政客,也沒有完成過任何公投,〸年六案全數被制度給否決。如果不是殖民,你有看過哪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執政黨的黨名上掛著另一個國家?

即使民調低到其實已經無權領導了,黨、政高層還是不顧民眾的憂慮與資訊的不透明,想強行通過與中國的服務貿易協定,而從這個程序來看,根本不叫做執政,而是敗國。

的確,自由貿易協定對某些產業是有利的,但是也會對某些產業有相當大的傷害,但這並不是反對自由貿易協定的理由,就像是每年多放幾天假,也是會對一些產業不利,但卻對另一些產業有利,而最終決定該不該繼續往前走的關鍵,還是看這個政策對國家而言是否利多於弊。我並不反對自由貿易協定,但是在開放之前,卻有幾項我們不能不先徹底思考過的重大議題,像是國家安全。

然而,現在有誰能夠明確的說出我們的國家安全政策?我們的政府到底有沒有能力去明確描繪對我們國家安全的主要威脅?我們的經濟合作與貿易對象,又有哪一些必須在國家安全的考量下,有所區隔?舉例來說,芬蘭的諾基亞與中國的華為都是電信產業的佼佼者,但是誰對台灣的國家安全威脅比較大?而我們的行政部門,卻竟然連戶政系統外包給中國網路公司都不知情。

在服貿協議中,中國做了很好的防守,不是限定區域,就是限定要過去設據點而不能跨境服務,反觀台灣這邊,一點國安考量都看不到。以前是戰敗了被逼著去簽不平等條約,現在台灣連開戰都沒有,竟能談出了一個極度不平等的自由貿易協議,參與談判的人展現出來的無能,也註定成了歷史的一部分,就像是李鴻章在馬關條約中的地位一樣。

自由貿易協定,是一個國際分工發展經濟的模式,每個人做自己最在行的部份,大家一起合作,彼此互惠,就像是過去我們跟日本的合作一樣,日本研發最新科技,台灣負責量化生產。然而,在跟中國的服貿協議中,有誰能看得出來在這個協議的架構之下,台灣和中國在服務產業上,將會怎麼合作?又會怎麼互惠?

單看不能跨境服務而必須在中國設據點,就意味著中國要把台灣的資金、技術、商業模式以及人才都吸過去,順便還創造中國的就業機會與經濟產值,而台灣獲得了什麼?不,具體一點來說,台灣只有損失。

於是我們要問兩個問題:一、為什麼會談成這樣?二、為什麼談成這樣,我們卻不能要求政府重新談判?

為什麼會談成這樣?其實是因為執政者沒有遠見,不知道過去發生了什麼事,也不知道未來趨勢又會如何,於是就在這種茫然之中充滿恐懼,並且把恐懼散播給群眾,總是跟人民說:如果現在不怎樣,將來就怎樣。台灣人是被嚇大的,這招很有效,總會讓我們想起小時候長輩說:如果你現在不讀書,長大就會沒飯吃。

為什麼我們不能要求政府重新談判?恰好就是因為執政者的民意支持度太低。服貿問題印證了沒有民意支持的政府什麼都做不了,什麼也都不應該做,該做的就只有下台。因為無法取得國內共識,所以自然就沒辦法以民意為後盾去跟對方談更好的條件,也因為沒有民意支持,所以談判的結果自然也沒有公信力。

一份沒有公信力的協議,當然就不可能資訊透明的放在國會被逐條審查,於是由張慶忠(又一位名留歷史)躲到了廁所這個絕佳的地點,宣佈服貿協議不再審查,直接交付院會,而沃草更發現審議過程立院的IVOD被切掉,完全沒有畫面,完全沒有畫面,完全沒有畫面。

至於在野黨呢?有人說,過去幾年美國的兩黨吵吵鬧鬧什麼事情也幹不了,就像是電影裡面的正派和反派總是互有領先。不過台灣的情況倒是不太一樣,這幾年,在野黨的角色甚至不是反派,就只是臨演。反派,是會破釜沈舟的,畢竟成者為王。而臨演,則是一定要有便當吃,不太怎麼在乎劇情怎麼發展。

那服貿協議該怎麼辦?最理想的情況當然就是直接重新談判。要趕進度,還不如在經濟已經開始復甦的歐盟、美國這些經濟體加把勁,跟他們簽訂自由貿易協定,透過分散貿易對象增加台灣的國家安全,而不是把所有雞蛋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至於中國,金融危機才在醞釀當中而已,要在這個時候把賭注押在中國,不得不說這決策還真是頗有「遠見」。

決定贊成或反對服貿協定前 from Po-Feng 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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