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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根本沒有職權讓基本工資調到三萬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朱立倫要選的是總統,但是基本工資的調整是「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的決議,其成員包括政府機關及學者專家七人,資方代表七人以及勞方代表七人,朱立倫是自認為可以控制這21人嗎?還是他無視於這個法治化的過程,認為自己當總統之後就是他說了算?

事實上,即使是勞方代表也不同意把基本工資調到三萬,台灣勞工陣線以國際勞工組織(ILO)的標準所計算出來的合理基本工資,也才25,997元(26K),而朱立倫的三萬元不知道是怎麼算出來的?更何況,小幅調整所帶來的效應是淘汰掉一些無法提供合理待遇的產業或公司,其影響社會還可能承受,但是大幅度的調整所帶來的衝擊卻可能是讓許多正在景氣循環低潮的產業或公司來不及因應而倒閉,造成的失業人數就不是社會能夠負荷的了,那就更別提連調整18元都百般不願意的資方,怎麼可能會願意在審議委員會裡面贊成基本工資調到三萬?

以目前的基本工資擬定,考慮的有國家經濟的發展、物價指數、勞動生產力、就業狀況、各產業工資、國民所得以及家庭收支調查統計等,如果這些情況沒有大幅改變,基本工資又有什麼名義與可能性去調整呢?

當然,過去長期被資方壓低的基本工資,的確應該至少要調整到國際勞工組織的標準(26K),一來讓底層勞工有足夠的收入可以過生活,如勞動部所說:「基本工資是維持低所得弱勢勞工最低生活水準的保障」,而台北市的最低生活費已經來到15,162元了,換句話說,一個雙薪家庭生一個小孩,一家三口一個月的最低生活費就是45,486元。這麼看來,現在的20,008基本工資的確是太低。

此外,調整到26K還有另一個好處,那就是打破過去錯誤的22K政策造成的新鮮人起薪定錨,讓勞動市場不再開一個有所依據但絕對不合理的22K起薪給新鮮人或弱勢勞工。

事實上,勞工所面臨最大的問題,並不只基本工資的數字應該多少而已,還有另外兩大問題,不管提出要調整基本工資到三萬的朱立倫,或是曾經擔任勞委會主會,提出要調整基本工資到四萬的王如玄都沒有想要解決。

首先,基本工資在中南部有相當多的企業並沒有遵守,這部份政府如果沒有有效執法,那麼基本工資不管定在哪個數字其實都沒有意義,因為弱勢勞工就是拿不到這樣的薪水。

第二,基本工資的根本問題在於合理的調整公式遲遲沒有出現,於是每次都任由資方以景氣不好、威脅出走的方式不斷壓低基本工資,因此讓基本工資的調整不斷落後給最低生活費。民國85年,台北市最低生活費6,640元,最新公佈的105年已經是15,162元,漲幅達128%。但是民國85年九月開始,基本工資為每月15,360,現在最新的基本工資每月只有20,008元,只增加了30%。由這個巨大的差距,就可以知道底層與弱勢勞工的生活有多麼辛苦。

所以只拋出一個數字,而且同一組搭檔的正副總統候選人,兩人的說法還不一樣,顯示這就只是一個口號似的選舉語言,而且還沒有罰則,如果當選四年後基本工資沒有調整到三萬,朱立倫要補足差額嗎?

朱立倫與王如玄顯然對基本工資沒有專業的認知,沒有提出辦法去處理違反基本工資的企業,政府要如何執法,以及如何讓基本工資的調整公式能早日確定,而更嚴重的是,基本工資的調整已經法制化,由審議委員會所負責,並非總統、副總統的職權。

朱立倫真的可以調整的,只有公務人員的薪資,為什麼他可以調?因為「軍公教待遇審議委員會」只是諮詢性質,這個審議一直無法法制化,這也就是為什麼每次到了選舉期間公務人員薪資都會成為話題,讓公務人員蒙受被調薪收買的委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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