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殺了」下一代? | 周偉航 | 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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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誰「殺了」下一代?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我有個隨堂作業題目是:「什麼狀況下,你會立刻決定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拯救其他人?」生死之問,難免讓人生經歷不多大學生覺得苦惱,但有人的答案不錯:「如果我和許多幼稚園小朋友同車,又發生事故,我就算可能犧牲自己的生命,也會想辦法把他們救出去。」為什麼呢?「因為他們的人生都充滿光明希望,而我的人生一片黑暗。」

這雖然是七分真誠三分搞笑的答案,但我相信多數人都看得出其中別有深意。這指出一個很關鍵的價值判斷,就是我們通常會認為新生代的價值較高,或是潛能較高,值得我們投注更多,甚至犧牲自己的權益來幫助他們實現價值與潛能。

但我們的社會卻對新生代不友善,這種不友善從四面八方而來。近日聯合報有篇社論,從女立委想帶幼兒入議場,談到應該在資源分配上考量老人。許多人認為言之成理,政府資源本應公平分配,卻沒有考量到正是這種想法,殺掉了我們國家的新生兒。

針對女立委帶新生兒入議場的議題,涉及了「歧視」與「肯定行動」的社會哲學概念,並不容易解釋。我在課堂上,是用我自己當實例。

「如果可能的話,我也想要帶小孩來教書。」這不免讓學生訝異,因為老師帶小屁孩來學校課堂,很可能會影響到正常的授課。

在提出反對意見前,不妨先問,為什麼我會想帶小孩來上課?

因為如果我不顧小孩,就要我太太顧小孩,這勢必就會損及她在工作上的發展。

「那不能花點錢,找幼托幫忙看著嗎?」

不放心。小孩總是自己帶,自己教,自己看著好。寧願自己犧牲一些所得,也要自己照顧,因為家庭生活是種「錢買不到的價值」。

幼托一個月一兩萬,自己不帶小孩,出去工作,可能多賺三五萬,但這不是加減乘除的問題。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中,也設想一種強制幼兒公托,看起來就像工業化「生產」公民,但你也知道,在這種體制中,「家庭」這種生活價值與幸福的主要產出來源將不復存在。

因此許多人會冒著工作風險申請育嬰假,或是直接辭職、停工來帶,因為比起金錢,他們認為和小孩相處的價值更重要。

這不代表選擇托育者就認為和小孩相處不重要。他們往往是受到經濟和社會結構的壓迫而「不得不如此」。他們也想和小孩相處,或至少能安置在工作場合的附近,可以隨時探望。但因為社會結構性的「不友善」,把「產能」放在第一位,把可以加減乘除的價值放在第一位,因此這種錢算不出來的價值,就被犧牲了。

在政治哲學上,這種加減乘除派的代表,就是效益主義。他們認為只要加減之後的行為結果可以替最大多數人帶來最大效益,就是正確的行為。但這種加減抿滅了人之間的差別與個體的尊嚴,把所有人都化為數字,並輕易讓某些人犧牲。

對於立委帶小孩的議題,以及其後的很多衍生爭議,都可以看到效益主義的想法在做祟。「還有更重要的議題呢!」「拼經濟優先啦!」「老人呢!老人的權益呢?」「要從全國的整體制高點來看啦!立委不能處理這些小細節!」

連個立委想帶小孩,都會受到這麼龐大的意識形態與結構性壓迫,你就不用講說一般人了。當每個公民拼命主張自己權益最重要時,被犧牲的,往往是不會講話的人,像是幼童,以及未出生的小孩。

若從陰暗面來看「少子化」,就代表是有許多小孩在出生前,先被社會結構扼殺了。年輕夫妻考量工作時無法帶小孩,經濟上無法給與最完善的照顧,就不生。因為這種殺人是在無形之中,聽不到哀嚎,所以沒有人會痛,不會良心不安。

當有民代指出問題,想以自身當做改革的符號,其所受到的阻力,正好突顯出問題本身的嚴重性。讓立委帶需要照顧的小孩入議場,只要幾小時,甚至花幾分鐘討論修正立院內規辦法即可,根本不會影響到正常法案,但這樣簡單的操作,也受到強大的阻力。

那涉及更大規格的整體幼托照護改革呢?在反對女立委的同時,又有人「碰」一聲的提出更全面的法案嗎?沒有。他們只是反對。

「那個女立委應該要自己提呀!自己提全面改革的法案!」

社會改革有兩種手法,一種是全面性的體制抽換,另一種叫「點滴工程」,從許多小地方慢慢改,最後促成整體大社會的改變。雖然普通民眾希望能透過前者「一次到位」,但真正有政治實務經驗者,都知道後者才是成功政治改革的真相。

只有東一點,西一點,你才能慢慢的滲透改變一個舊有充滿歧視的體制,如果連第一滴水都滴不出,你直接談「穿石」,甚至「碎石」,不免太過樂觀,也忽略政府運作上所需的時間與資源。

女立委帶小孩進議場,被說影響工作。女作業員呢?也會影響工作。修法一次改全國?那更會影響全國的工作,讓我們無法戰贏韓國、中國。都會影響工作,那該怎麼辦?那就不要生。

所以說,集中資源給相對弱勢的幼少,並非社會共識。當女立委拋出風向球,聯合報社論就要拿這個來談老人權益,以某種自由主義角度談資源公平分配。但這個女立委,就是因為世代正義問題,才被排入名單當選的,她就是該幫年輕人講話,結果你說要多考量老人哦!那你選出一個統派委員,他也要依客觀人數考量獨派利益嗎?

最後再回到我一開始的那個問題:「你什麼時候會立刻決定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拯救他人?」或許不用講得那麼絕,改成:「你什麼時候會立刻決定犧牲自己的權益,來幫助他人?」也可以。

很多老人或許第一時間會想到搶救自己的孫子,不論是生命或權益。但很多人不會往這方向想,因為他們早在生命的某個階段,就把「下一代」這個概念殺掉了。不論是自己或社會的下一代。

所以,他們只會想到他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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