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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顯禕/蔣公銅像是一種壓迫性事物

討論蔣公銅像前,我們先從一個「作品」開始:蔣中正銅像被裝扮成傑森,恐怖電影《十三號星期五》(Friday the 13th)裡的殺人狂。就跟傑森一樣,雕像戴上了面具,配著道具砍刀,而這個裝置藝術的作者還貼心在紙牌寫上「殺人魔蔣傑森」,怕你看不出來。

銅像爭議

在台灣,有些人認為蔣中正是嗜血的獨裁者。在他下令的二二八事件裡,中華民國殖民政權屠殺了數百到數萬名台灣人。在1949至1987年的白色恐怖期間,有更多人被監禁、處決和失蹤。然而,在當前的台灣,蔣中正銅像依然隨處可見:公園、學校,以及「中正紀念堂」這個以他為名的觀光熱點。

近幾年,台灣興起一種與轉型正義有關的社會運動——在二二八紀念日左右,把各地的蔣中正銅像變成裝置藝術——這些裝置當中有些嚴肅,有些則荒謬搞笑;有些使用油漆、有些含有過去的受害者姓名,也有些使用道具。某程度上來說,這個運動其實滿成功的。有些單位開始移除銅像,也有些單位開始在相關節日加強重要雕像的維安

蔣中正銅像的處置,在台灣一直是個爭議(國父遺像的處置也有類似的爭議。)但台灣並不孤單。美國南部查爾斯頓的約翰・考宏(John C. Calhoun)紀念碑,以及南非和牛津的塞西爾・羅德斯(Cecil Rhodes)雕像,也引發類似爭議。這些東西該移除還是保留,往往成為爭議焦點。在台灣,移除派主張銅像是威權象徵,保留派主張銅像是重要的歷史標記。類似論點在其他國家的相關議題下也不斷出現。

然而,我認為我們一直以來都沒搞清楚問題所在。移除跟保留並不是互斥的選擇。要處理銅像,我們得先處理更基礎的問題:銅像到底是怎樣的一種物件?這種物件對社會有什麼影響?

先說結論,我認為這些銅像是所謂的「壓迫性事物」(oppressive things)。「壓迫性事物」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它們不但規範了哪些對雕像做的事算是正當,哪些算是不正當;它們也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影響了人們去如此認為。

什麼是壓迫性事物?

有個例子能讓我們了解壓迫性事物的認知科學背景。

有一次,我剛下飛機,住進民宿,想洗個熱水澡。所以,我打開蓮蓬頭時把左邊的龍頭開得比較大,右邊的開得比較小,出來的水很冷。於是,我把左邊的龍頭開到最大,右邊的龍頭關到最小,出來的水更冷。那天我很懊惱沒洗到熱水澡。直到隔天,才意外發現原因:不同於一般慣例,當初裝管線的人居然把熱水接到右龍頭,冷水接到左龍頭。

這個日常案例顯示,生活環境裡的物件是可以影響思想和行為的。認知科學家哈欽斯(Edwin Hutchins)把這些物件稱為物質錨(material anchor),意思是把我們的思考跟物質的東西連結在一起。

進一步說,日常可見的水龍頭對我的思想和行為帶來三個效應:

  1. 促發聯想:我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已經把左龍頭跟熱水、右龍頭跟冷水連想在一起了。
  2. 為行為提供動機:我自然而然地隨著那些無意識的想法和推論去行動。就因為這樣,我才試著把左邊的龍頭開到最大,右邊的龍頭關到最小。
  3. 指引推論跟想像方向:它不但讓我認為把左龍頭轉開能讓水變熱,甚至我當時根本不會想像左龍頭控制的有可能是冷水。所以我完全沒有考慮其他行動的可能性。

若物件不但可以影響我們的思想和行動,這種影響還跟特定的壓迫系統一致,事情就變得更有趣了。我把和某個壓迫系統(oppressive system)一致的物質錨稱為「壓迫性事物」。在這個理論下,我認為蔣中正銅像就是一種壓迫性事物。

從中華民國政府在民國六十四年發佈的《塑建總統 蔣公銅像注意事項》,可看出這些銅像跟壓迫系統的結合。這類雕像從來不是用來中性地展現歷史人物。相對地,根據「注意事項」所說,它們應該要「充分顯示蔣公慈祥、雍容之神貌,並含蘊大仁、大智、大勇、堅毅、樂觀之革命精神」。它們不只是人物銅像,在威權的殖民政權宰制台灣人的歷史社會背景裡,這些銅像是政治壓迫的物質展現。

站在這些具壓迫性的銅像面前,人們必須把蔣中正跟他帶來的壓迫聯想到「慈祥、雍容、大仁、大智」等等。此外,這些雕像也指導人們用相同的方式去想像歷史中的蔣中正。當然,這些思想方式,也鼓勵表達敬意的動機。

就像日常可見的水龍頭一樣,這些銅像也可以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行動。由於這些銅像受到官方認可,它們的影響又多了一層:它們不但影響人們如何思想和行動,也影響人們對於那些思想和行動的正當性判斷。

壓迫性銅像在社會上的行為

除了從認知科學的角度來了解這些銅像的本質,我們也可從語言哲學的角度來了解它們的作行。哲學上,言語行為理論(speech act theory)帶來的主要洞見在於,語言不只是用來表達意思,它們也會「做事情」。

同樣地,蔣中正銅像這樣的壓迫性事物也不只是個象徵意義,不只是個政治符號,它們也是「有行為」的。身為公共雕像,它們不只鼓勵某些行為,例如表達敬意;它們也會禁止一些其他行為,例如「沒禮貌」的裝置藝術。

哲學家麥高文(Mary Kate McGowan)在一些論文裡討論「施權」(exercitive)這個概念。施權是一種語言行為,用來啟動一些允許或禁止事項。借用麥高文舉的例子,假設在美國南方的種族隔離社會,某個餐廳掛上了「Whites Only」(白人限定)的牌子。這個牌子不但表達了餐廳對黑人顧客的看法,同時也禁止他們入內。在這例子裡,牌子之所以能實現這種權力,是因為它所啟動的禁止事項,跟美國當時的種族壓迫系統一致。

麥高文的洞見也適用於壓迫性事物,壓迫性事物會啟動允許或禁止事項。當你站在蔣中正銅像面前,不管你是否如此認為,你就得表現得好像蔣中正是值得尊敬的。社會規範不允許你對銅像不敬,例如你不能幫銅像撥漆,配上面具和砍刀,掛上「殺人魔蔣傑森」的牌子。這些銅像對社會索求敬意,這種索求實際上也讓當局必須派人保護它們不受抗議者改造。

當你在掛有「Whites Only」牌子的餐廳吃飯,就算「Whites Only」不是你親口說的,你的沈默也幫忙做到了這個牌子啟動的允許和禁止事項。換言之,用語言可以做到的事情,並不只是你親口說的那些。當我們讓銅像繼續豎立,我們就默認了,甚至可能認可了銅像啟動的那些允許和禁止事項。

保留歷史標記,不保留壓迫性

哲學家瑞尼(Regina Rini討論以死去的種族主義者命名的機構。瑞尼認為,在討論是否應該重新命名這些機構時,我們不需要先全面性地評價這些人物的道德成就。相對地,我們只需要問自己:這些機構現在掛著的名字,是否反映我們現在認可的價值?

瑞尼的洞見也適用於壓迫性事物。要討論銅像存廢,我們不需要先全面性地評價這些人物的道德成就。相對地,我們只需要問自己:我們是否希望銅像持續它目前的壓迫性功能,繼續鼓勵那些思想和行為、繼續啟動那些允許和禁止事項。

值得注意的是,就算最後我們認為不該維持銅像的現狀,移除也並非唯一選項。可以由改變蔣中正銅像的壓迫性,來改變它鼓勵的思想和行為,以及它啟動的允許和禁止事項。

例如,台灣可以開放這些銅像作為材料,讓人民來用反壓迫的裝置藝術來討論蔣中正的道德成就。如同「全台裝置藝術『蔣』」,許多人已經努力多年。此外,職業的藝術家也可以加入與轉型正義有關的社會運動,在烏克蘭就有個藝術家把列寧銅像改造成《星際大戰》的達斯・維達

這樣一來,這些銅像可以如同保留派所希望的,繼續作為重要的歷史標記,而且標記的不僅只是過去的歷史,也包含了當下的歷史;反映的不只是過去殖民政權的價值觀,也包含了現在我們民主社會認可的價值。

 


 

  • 廖顯禕,普及灣大學(University of Puget Sound)哲學系副教授,專注於認知科學,尤其是關於想像力,美學實驗哲學,以及道德心理學的研究。
  • 本文由朱家安翻譯,再由廖顯禕修改,原文發表於Philosopher
  • 本文的完成感謝烙哲學社群的意見與討論,特別是賴天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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