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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天恆/留住「蔣公」銅像,能讓我們了解歷史嗎?

社會用各種方式紀念政治人物。總統府有歷屆總統畫像,烏山頭水庫有八田與一銅像,鈔票上除了大家喜愛的小朋友跟可愛動物,也有各種政要。許多老蔣銅像佇立於校園,孫文跟老蔣各有自己的紀念館堂。不只台灣,類似的政治符號(political symbol)世界各國都有,電腦科學家艾倫圖靈前年成為五十英鎊的新面孔,甘地的雕像佇立於印度不同地區,也出現在UCL以及英國的國會廣場。

政治符號紀念的過往政要有些確實令人尊敬,然而充滿爭議的也不少。近年不少雕像、紀念碑成為Black Lives Matter以及其它社會運動的抗爭對象。英國奴隸販子Edward Colston的雕像被抗爭者扔入他當年運送奴隸的港口。殖民者Cecil Rhodes的雕像被University of Cape Town和牛津大學移除。西班牙獨裁者Francisco Franco的屍體也被國家請出了烈士谷。

純粹個人意見,雖然我無法排除哲學家引領世界風潮的可能性,但我一直覺得他們更擅長「事後」評論社會事件。隨著社會運動興起,十幾二十篇相關學術文章刊登。(有興趣可以看我去年在Daily Nous刊登的文獻整理。下方留言有更多有用資訊。)可能是我閱讀的偏誤,也可能是哲學家比較偏左,在這些文獻中,很多哲學家支持移除、重新定位、重新安置、更改紀念殖民者、種族主義者、涉及侵犯人權者的雕像與紀念碑。(喜歡陰謀論的人可以往左派精英掌控哲學期刊的方向去幻想。)

其中,Helen Frowe(2019)的主張很嚴格:任何雕像,只要紀念對象曾經涉及謀殺、性侵、奴役、虐待、發動不義戰爭、殖民等嚴重侵害人權的罪名,基本上就該移除。她認為這是因為國家有責任與過去犯下的惡行切割,而以國家名義紀念侵犯人權者與這個責任衝突。

發表過類似立場的有Travis Timmerman(2020),主張美利堅邦聯紀念文物會不斷造成無謂的心理創傷;Johannes Schulz(2019),主張種族主義雕像會貶低(degrade)與排擠(alienate)特定族群;Benjamin Cohen Rossi(2020),主張類似紀念碑侵犯尊嚴(dignity),以及我自己(Lai 2020),主張類似政治符號無異於國家發表的仇恨言論。

那說好的歷史價值呢?

當然也有不少人主張,即使雕像、紀念碑所代表的人物犯過重大罪行,這些東西也不該移除。其中我認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考量,就是歷史價值。面對移除雕像、紀念碑的呼聲,在台灣常見的反應是「所以現在是要文革了嗎?」,在西方則是「史達林主義又來了嗎?」。

我不確定上述類比是否恰當,但是我認為這些指控的擔憂很合理,一般來說我們有很好的理由保存歷史紀錄。這可能是因為歷史紀錄本身有重大的價值,畢竟了解我們的祖先,了解過去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都非常重要。此外,保存歷史紀錄也對未來很有幫助。我們必須清楚記得過去的惡行,從中學得教訓,才能避免犯下類似的過錯。人們似乎一再重複歷史過犯,如果保存雕像、紀念碑有助於我們避免這些過犯,即使部分雕像、紀念碑充滿爭議,我們仍有非常好的理由全力保留。

保留歷史紀錄很重要,學習歷史教訓也很重要。然而,我們必須進一步探究,保存這些爭議政治符號,是否有助於實現這些重要目的。至少在一定的範圍內,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扭曲歷史的紀念碑

首先,部分的雕像與紀念碑之所以出現,就是為了扭曲史實。當初美利堅邦聯想要脫離美國,主要是為了繼續蓄奴。1861年3月21日,邦聯副總統Alexander H. Stephens發表了著名的「柱石演說」(Cornerstone Speech),其中一段如下:

我們的新政府利基於完全相反[於獨立宣言]的觀念。基礎、柱石立於偉大的真相:尼格羅與白人不平等;奴役、臣服於優越種族是尼格羅的自然、正常狀態。我們這個新政府是世界史上第一個建立於這個偉大的物理、哲學、道德真理之上的政府。(我的翻譯)

如果邦聯紀念碑忠實呈現歷史事實,或許可以因為這個理由值得保留。然而,邦聯紀念碑並沒有忠實呈現為奴役制度而戰(死)的歷史事實。相反地,這些雕像是南軍辯護者所杜撰,敗局命定論(Lost Cause)神話的一部分。他們宣傳這個神話,致力替邦聯洗白,宣稱南軍士兵是為了州權(states’ rights)而戰(死),是為了捍衛各州不受中央過度控制而戰(死)。(當然,如果進一步追問,他們有可能會說州權代表各州有權自行決定是否要廢除奴隸制度。所以追根究底他們是在捍衛自己蓄奴的權利。)保存這類扭曲、改寫、抹煞歷史的政治符號,對於呈現歷史事實沒多大的幫助。就此而言,訴諸保留歷史真相,無法捍衛這類政治符號。

片面歷史的紀念碑

其次,雕像、紀念碑呈現歷史的方式,也多半無助於了解歷史全貌。這類政治符號就算沒有扭曲歷史,呈現的事實也多半十分偏頗。舉例來說,老蔣的紀念堂完全沒有提到任何跟白色恐怖有關的歷史。此外,任何去過的人都會發現,老蔣的紀念堂大致並不陳述歷史,而是裝滿歌功頌德的內容。(當然,搞不好有些人會覺得「世界的偉人、民族的救星」是陳述事實而非價值判斷……)

這樣呈現會有什麼問題呢?在台灣我們有一句話叫做「大街打人小巷道歉」。如果老蔣的紀念堂目的是忠實呈現歷史,就不會刻意隱藏老蔣不光彩的作為。對不少台灣人來說,老蔣帶來最大的影響就是白色恐怖和家破人亡。然而,如果我們讓「世界的偉人、民族的救星」成為多數人生活、成長、學習上對老蔣的第一印象,這是在幫他們理解歷史的全貌,還是在讓他們陷入先入為主的困境呢?Rossi(2020)在討論雕像與紀念碑時寫道:

如果我們最初的態度是敬仰,我們很可能會設法解消[腦內的]衝突,以至於只選擇接受那些與最初態度一致的說法,並避免與那態度不一致的說法。這表示說,我們會視那些被[雕像、紀念碑]呈現的對象為整體來說(all-things-considered)的[道德]典範,因為我們會主動拒絕那些與此衝突的說法與情緒(p. 63)。

就此而言,以雕像、紀念碑的方式呈現歷史,就算所呈現的不是謊言,片面的呈現往往讓我們先入為主,以至於有礙認識歷史的其它面向。

所謂的歷史教訓

扭曲歷史和片面呈現歷史都會妨礙我們認識歷史。我們自然可以推論說,這些負面效果無助於我們學習歷史的教訓,更無助於我們避免重蹈歷史的覆徹。我們或許可以從其它地方了解歷史其它的樣貌,但如果我們有學到這些教訓,並不是因為接觸具有爭議的政治符號。

或許有另一種方式,可以宣稱保留紀念侵犯人權者的政治符號,有助於我們學習歷史教訓: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以前的人,是怎樣膜拜一個殺人魔或殖民者或強暴犯。有可能我們可以視這些雕像、紀念碑為負面教材,清楚體認活在當下的局限。然而以下我想指出,如果這是我們想學到的歷史教訓,那原封不動地保存雕像、紀念碑,就不是最好的方式。

如果我們想要了解酒駕多恐怖,那或許我們要看酒駕的後果,看到那些因為酒駕而受傷、死亡的人。如果我們把酒駕呈現為威風、酷炫的事情,我們就不能合理宣稱我們在示警,提醒人們不要酒駕。同樣地,如果我們要學會歷史教訓,我們就會呈現歷史過犯所帶來的家破人亡。如果我們繼續以神樣的姿態呈現那些犯下泯滅人性罪名的人,就不能合理地宣稱我們保留這些政治符號是為了示警。

要示警,要學會教訓,就要清楚標示。標示的能見度至少要跟政治符號一樣明顯(Lai 2020)。Chong-Ming Lim(2020)就提出很有趣的解決方案。近日不少抗爭,而抗爭手段涉及塗鴉、毀損政治符號。這些塗鴉、毀損很有價值。首先,塗鴉、毀損的能見度跟政治符號相當,讓人一看到政治符號,就知道至少有另一個面向。其次,被抗爭的政治符號引發爭議,而這就是歷史的一部份。要完整保留歷史,當然不能只保留部分人物被推崇的那一面,也要保存那些人被唾棄的事實。我們可以藉由了解這些爭議,更有效地學會歷史的教訓。Lim因此認為,保留被塗鴉、毀損的政治符號是雙贏:我們保存了歷史文物,也記載了歷史爭議而可以學會歷史的教訓。

但我們需要這麼多個案嗎?

Lim的提案,要我們保留被塗鴉、毀損的政治符號,相當有趣,不過我們或許不需要保留所有過去的政治符號。首先,我們可以在其它的地方、場合、機會學習歷史教訓,比方說課堂上、博物館裡面。此外,要說政治符號設立的地點,正好就是學習歷史的最佳場合,有點牽強。我們不需要在開車的時候,沿路被每個「中正路」標牌上面的塗鴉提醒歷史教訓。

如果我們真的有心紀念白色恐怖的被害者,老蔣的紀念堂空間有限,或許我們可以把部分跟老蔣相關的東西請走,比方說移除他的銅像,擺放被害者的遺物或照片等等。只要我們保留夠多,就可以有效學會歷史教訓。把每一尊老蔣的銅像都保留下來,反而只是浪費空間。

我們在乎歷史,在乎歷史的教訓。然而,毀損、重新安置、移除過去不義的政治符號,並不妨礙這些重要的歷史價值。

參考資料

  1. Rossi, B. C. (2020). False Exemplars: Admiration and the Ethics of Public Monuments . J. Ethics & Soc. Phil., 18, 49.
  2. Frowe, H. (2019). The duty to remove statues of wrongdoers. Journal of Practical Ethics, 7(3).
  3. Lim, C. M. (2020). Vandalizing tainted commemorations.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48(2), 185-216.
  4. Lai, T. H. (2020). Political vandalism as counter‐speech: A defense of defacing and destroying tainted monum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8(3), 602-616.
  5. Timmerman, T. (2020). A Case for Removing Confederate Monuments. In Ethics Left and Right: The Moral Issues that Divide Us, edited by B. Fisher.

  


  

  • 文:賴天恆,應用哲學學會博士後研究員,澳洲國立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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