賴天恆／留住「蔣公」銅像，能讓我們了解歷史嗎？

沃草烙哲學 23 Apr, 2021

社會用各種方式紀念政治人物。總統府有歷屆總統畫像，烏山頭水庫有八田與一銅像，鈔票上除了大家喜愛的小朋友跟可愛動物，也有各種政要。許多老蔣銅像佇立於校園，孫文跟老蔣各有自己的紀念館堂。不只台灣，類似的政治符號（political symbol）世界各國都有，電腦科學家艾倫圖靈前年成為五十英鎊的新面孔，甘地的雕像佇立於印度不同地區，也出現在UCL以及英國的國會廣場。

政治符號紀念的過往政要有些確實令人尊敬，然而充滿爭議的也不少。近年不少雕像、紀念碑成為Black Lives Matter以及其它社會運動的抗爭對象。英國奴隸販子Edward Colston的雕像被抗爭者扔入他當年運送奴隸的港口。殖民者Cecil Rhodes的雕像被University of Cape Town和牛津大學移除。西班牙獨裁者Francisco Franco的屍體也被國家請出了烈士谷。

純粹個人意見，雖然我無法排除哲學家引領世界風潮的可能性，但我一直覺得他們更擅長「事後」評論社會事件。隨著社會運動興起，十幾二十篇相關學術文章刊登。（有興趣可以看我去年在Daily Nous刊登的文獻整理。下方留言有更多有用資訊。）可能是我閱讀的偏誤，也可能是哲學家比較偏左，在這些文獻中，很多哲學家支持移除、重新定位、重新安置、更改紀念殖民者、種族主義者、涉及侵犯人權者的雕像與紀念碑。（喜歡陰謀論的人可以往左派精英掌控哲學期刊的方向去幻想。）

其中，Helen Frowe（2019）的主張很嚴格：任何雕像，只要紀念對象曾經涉及謀殺、性侵、奴役、虐待、發動不義戰爭、殖民等嚴重侵害人權的罪名，基本上就該移除。她認為這是因為國家有責任與過去犯下的惡行切割，而以國家名義紀念侵犯人權者與這個責任衝突。

發表過類似立場的有Travis Timmerman（2020），主張美利堅邦聯紀念文物會不斷造成無謂的心理創傷；Johannes Schulz（2019），主張種族主義雕像會貶低（degrade）與排擠（alienate）特定族群；Benjamin Cohen Rossi（2020），主張類似紀念碑侵犯尊嚴（dignity），以及我自己（Lai 2020），主張類似政治符號無異於國家發表的仇恨言論。

那說好的歷史價值呢？

當然也有不少人主張，即使雕像、紀念碑所代表的人物犯過重大罪行，這些東西也不該移除。其中我認為一個非常重要的考量，就是歷史價值。面對移除雕像、紀念碑的呼聲，在台灣常見的反應是「所以現在是要文革了嗎？」，在西方則是「史達林主義又來了嗎？」。

我不確定上述類比是否恰當，但是我認為這些指控的擔憂很合理，一般來說我們有很好的理由保存歷史紀錄。這可能是因為歷史紀錄本身有重大的價值，畢竟了解我們的祖先，了解過去活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都非常重要。此外，保存歷史紀錄也對未來很有幫助。我們必須清楚記得過去的惡行，從中學得教訓，才能避免犯下類似的過錯。人們似乎一再重複歷史過犯，如果保存雕像、紀念碑有助於我們避免這些過犯，即使部分雕像、紀念碑充滿爭議，我們仍有非常好的理由全力保留。

保留歷史紀錄很重要，學習歷史教訓也很重要。然而，我們必須進一步探究，保存這些爭議政治符號，是否有助於實現這些重要目的。至少在一定的範圍內，我認為答案是否定的。

扭曲歷史的紀念碑

首先，部分的雕像與紀念碑之所以出現，就是為了扭曲史實。當初美利堅邦聯想要脫離美國，主要是為了繼續蓄奴。1861年3月21日，邦聯副總統Alexander H. Stephens發表了著名的「柱石演說」（Cornerstone Speech），其中一段如下：

我們的新政府利基於完全相反［於獨立宣言］的觀念。基礎、柱石立於偉大的真相：尼格羅與白人不平等；奴役、臣服於優越種族是尼格羅的自然、正常狀態。我們這個新政府是世界史上第一個建立於這個偉大的物理、哲學、道德真理之上的政府。（我的翻譯）

如果邦聯紀念碑忠實呈現歷史事實，或許可以因為這個理由值得保留。然而，邦聯紀念碑並沒有忠實呈現為奴役制度而戰（死）的歷史事實。相反地，這些雕像是南軍辯護者所杜撰，敗局命定論（Lost Cause）神話的一部分。他們宣傳這個神話，致力替邦聯洗白，宣稱南軍士兵是為了州權（states’ rights）而戰（死），是為了捍衛各州不受中央過度控制而戰（死）。（當然，如果進一步追問，他們有可能會說州權代表各州有權自行決定是否要廢除奴隸制度。所以追根究底他們是在捍衛自己蓄奴的權利。）保存這類扭曲、改寫、抹煞歷史的政治符號，對於呈現歷史事實沒多大的幫助。就此而言，訴諸保留歷史真相，無法捍衛這類政治符號。

片面歷史的紀念碑

其次，雕像、紀念碑呈現歷史的方式，也多半無助於了解歷史全貌。這類政治符號就算沒有扭曲歷史，呈現的事實也多半十分偏頗。舉例來說，老蔣的紀念堂完全沒有提到任何跟白色恐怖有關的歷史。此外，任何去過的人都會發現，老蔣的紀念堂大致並不陳述歷史，而是裝滿歌功頌德的內容。（當然，搞不好有些人會覺得「世界的偉人、民族的救星」是陳述事實而非價值判斷……）

這樣呈現會有什麼問題呢？在台灣我們有一句話叫做「大街打人小巷道歉」。如果老蔣的紀念堂目的是忠實呈現歷史，就不會刻意隱藏老蔣不光彩的作為。對不少台灣人來說，老蔣帶來最大的影響就是白色恐怖和家破人亡。然而，如果我們讓「世界的偉人、民族的救星」成為多數人生活、成長、學習上對老蔣的第一印象，這是在幫他們理解歷史的全貌，還是在讓他們陷入先入為主的困境呢？Rossi（2020）在討論雕像與紀念碑時寫道：

如果我們最初的態度是敬仰，我們很可能會設法解消［腦內的］衝突，以至於只選擇接受那些與最初態度一致的說法，並避免與那態度不一致的說法。這表示說，我們會視那些被［雕像、紀念碑］呈現的對象為整體來說（all-things-considered）的［道德］典範，因為我們會主動拒絕那些與此衝突的說法與情緒（p. 63）。

就此而言，以雕像、紀念碑的方式呈現歷史，就算所呈現的不是謊言，片面的呈現往往讓我們先入為主，以至於有礙認識歷史的其它面向。

所謂的歷史教訓

扭曲歷史和片面呈現歷史都會妨礙我們認識歷史。我們自然可以推論說，這些負面效果無助於我們學習歷史的教訓，更無助於我們避免重蹈歷史的覆徹。我們或許可以從其它地方了解歷史其它的樣貌，但如果我們有學到這些教訓，並不是因為接觸具有爭議的政治符號。

或許有另一種方式，可以宣稱保留紀念侵犯人權者的政治符號，有助於我們學習歷史教訓：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以前的人，是怎樣膜拜一個殺人魔或殖民者或強暴犯。有可能我們可以視這些雕像、紀念碑為負面教材，清楚體認活在當下的局限。然而以下我想指出，如果這是我們想學到的歷史教訓，那原封不動地保存雕像、紀念碑，就不是最好的方式。

如果我們想要了解酒駕多恐怖，那或許我們要看酒駕的後果，看到那些因為酒駕而受傷、死亡的人。如果我們把酒駕呈現為威風、酷炫的事情，我們就不能合理宣稱我們在示警，提醒人們不要酒駕。同樣地，如果我們要學會歷史教訓，我們就會呈現歷史過犯所帶來的家破人亡。如果我們繼續以神樣的姿態呈現那些犯下泯滅人性罪名的人，就不能合理地宣稱我們保留這些政治符號是為了示警。

要示警，要學會教訓，就要清楚標示。標示的能見度至少要跟政治符號一樣明顯（Lai 2020）。Chong-Ming Lim（2020）就提出很有趣的解決方案。近日不少抗爭，而抗爭手段涉及塗鴉、毀損政治符號。這些塗鴉、毀損很有價值。首先，塗鴉、毀損的能見度跟政治符號相當，讓人一看到政治符號，就知道至少有另一個面向。其次，被抗爭的政治符號引發爭議，而這就是歷史的一部份。要完整保留歷史，當然不能只保留部分人物被推崇的那一面，也要保存那些人被唾棄的事實。我們可以藉由了解這些爭議，更有效地學會歷史的教訓。Lim因此認為，保留被塗鴉、毀損的政治符號是雙贏：我們保存了歷史文物，也記載了歷史爭議而可以學會歷史的教訓。

但我們需要這麼多個案嗎？

Lim的提案，要我們保留被塗鴉、毀損的政治符號，相當有趣，不過我們或許不需要保留所有過去的政治符號。首先，我們可以在其它的地方、場合、機會學習歷史教訓，比方說課堂上、博物館裡面。此外，要說政治符號設立的地點，正好就是學習歷史的最佳場合，有點牽強。我們不需要在開車的時候，沿路被每個「中正路」標牌上面的塗鴉提醒歷史教訓。

如果我們真的有心紀念白色恐怖的被害者，老蔣的紀念堂空間有限，或許我們可以把部分跟老蔣相關的東西請走，比方說移除他的銅像，擺放被害者的遺物或照片等等。只要我們保留夠多，就可以有效學會歷史教訓。把每一尊老蔣的銅像都保留下來，反而只是浪費空間。

我們在乎歷史，在乎歷史的教訓。然而，毀損、重新安置、移除過去不義的政治符號，並不妨礙這些重要的歷史價值。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