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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律元/存在必然孤獨嗎?香港反送中「無大台」背後的齊克果和韋伯

社會運動近年來吹起「無大台」號角,以小社群由下而上的參與,取代由領導組織由上而下的動員與指揮,因為有論者認為,由大型組織領導的運動扼殺了內部成員的聲音。

一般而言,人們參與社會運動是為了拒絕服從於社會的一些陋習和不良的規範,然而在多數情況下,參與運動本身卻又是服從於另一個組織和團體。抗爭理應是個發聲的場合:人們能夠自由的表達自己的意見,但有些人反而感覺自己只是換一個場域被利用、被限制。

這些個體面臨的困境,存在主義之父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早在19世紀便已提出。依照齊克果的觀點,這些參與運動的人與其他一起上街頭人民一起奮鬥、遵循這個抗爭社群的倫理道德,這很不錯,然而他們仍並非處於人存在的「最高境界」。齊克果認為,自我探索能帶領人走向最高層次的存在,而完全個人的、孤獨的個體才可能自我探索,因此遵循社群規範將使人往自我探索的反方向走。

反之,身為古典社會學三大家之一的韋伯(Max Weber)則不如齊克果喜愛思考存在的本質。他認為只要這些社運人士有想清楚自己想爭取的是什麼,並據理力爭,便是種好的實踐。身處19世紀的他們看見了一樣的社會問題,指出社會中的個體面臨的困境,卻各自提出不同的解決方案。本文嘗試以他們兩位對個體和群體的相關討論,說明齊克果的存在主義哲學與社會學的相似與分歧之處,並提出整合的可能。

「一樣」的問題

齊克果和韋伯提出了一樣的問題:社會中的個體都一樣在追求世俗的目標,例如名利和效率。齊克果提出「一個眾人」(a mass man)的概念1,說明大部分的人都在從眾,思想、行為都庸俗地和其他人一樣。

個體都變得與群體中的其他個體一樣,是因為社會有一股力量、一種機制,讓個人傾向於模仿眾人的行為,齊克果稱他為「調平過程」(process of leveling)2;對照韋伯的理論,這個調平過程之一就是「理性化」(rationalization)3的潮流。大多數人的行動都變得「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意思是將當代提倡的「效率」與「功利」當成絕對的價值來盲目追求。

舉例來說,反送中運動中香港政府為了讓社會氛圍、民生經濟迅速回歸穩定,故將鎮暴效率最大化,讓警察透過暴力手段打壓抗爭人民、透過《國安法》對運動領袖祭出嚴刑峻罰等,皆是工具理性式的行動。

病態群體中的個體

邏輯上,個體與群體中其他個體都一樣未必會是個問題,畢竟大家可以一起「好」。然而齊克果預設社會永遠會有缺陷,因此遵守社會框架的個體無論如何也都將有缺陷。我們可以將社會框架裡解為「對於個體有導引作用的制度與結構」,再以香港為例,在「送中條例」通過以及一連串鎮暴手段之下,香港民主派人士的行動受到影響而變得漸趨保守,無法完全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齊克果會認為這是一個「存在」的問題。

在他的存在三階段理論4裡,他指出人的存在由高至低有三種階段——感性、倫理、信仰——亦可理解為三個層次,此處不詳加說明第一階段的內容。第二階段(倫理階段)的存在是個體存在於群體當中,遵守社會規範,並且一定程度地為了他人而活,然而這種存在會使人迷失自我,只能了解到自己對於群體或他人有何貢獻,卻無法向內探索自己想追求的,或活出自己的特色。

因此在《恐懼與戰慄》一書中,齊克果提到人若要尋求更進一步的存在,則必須跳躍至信仰階段(leap to faith)。之所以用「跳躍」,是因為這兩個階段之間有一個巨大的門檻,個體必須捨棄許多東西,承擔許多風險和負面情緒,才有辦法擁抱心中真實的信仰。

個體離開倫理階段,意味著不再遵循社會規範、不再從眾,因此他將找不到方法合理化自己的行為和選擇,承擔被眾人譴責的風險,以及隨之而來的恐懼和戰慄。因此真實的信仰永遠是非理性的、不合理的、指向和社會大眾相反方向的。換言之,齊克果認為個體真正存在的方式是存在於群體之外:歷經恐懼與戰慄、以非理性的行動對抗群體、找回心中最純粹的信仰。

上述論點具體的實踐方法是個體向內尋求答案,齊克果在《清心致於一事》中提出,人們通常心懷二意:一端是世俗的願望(可視為韋伯說的工具理性),一端是真實的願望(當然,這在齊克果眼裡必然是非理性的),世俗的這端在他的時代則明顯膨脹。這些願望表面上看似都是好的、善的,但只有內心身處真實的願望是真正好的、永恆的、是唯一善(oneness)。

所謂唯一善,是指那些就其本質為好的事物,而非作為手段為好的事物。如果一個好的事物背後指向其他的目的,那麼它就只是手段,而非齊克果提倡個體應該尋回(recollect)的唯一善。有趣的是,唯一善的概念與韋伯提出的「價值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相當契合。

價值理性相對於工具理性,是人們心中絕對的價值。例如反送中運動裡的抗爭者,儘管知道抗爭成本很高,而且很可能是不符合效率的,卻仍然為了「民主」、「主權」等價值而上街抗爭。韋伯認為價值理性的行動很重要卻很難,因為在理性化的潮流之下,人很難避免工具理性的行動,因此提倡個體應尋回真正想要的東西——儘管價值理性以工具理性的角度來看,永遠是非理性的。

本段最後複習一下,齊克果認為個體真正存在的方式是存在於群體之外:歷經恐懼與戰慄、以非理性的行動對抗群體、以找回心中最純粹的信仰。

但問題來了:反送中運動的這群社運人士算不算存在於群體之外?如果硬是要用齊克果的理論來回答,答案是「不算」,因為這群人仍然屬於這個群體,而非以個體的姿態存在於群體之外。

我認為齊克果當時可能沒料到的是,未來的這群抗爭者竟能以一個群體的姿態歷經恐懼與戰慄、以非理性的行動對抗群體。他的理論只區分了群體和個體,卻忽略了群體可以再細分為不同大小的規模。

對於「群體」的想像不同

古典社會學家不同於齊克果,他們通常仍然關注個體對群體的影響,並將希望放在群體身上。儘管他們像齊克果一樣認為社會病了,也一樣認為在理性過盛的時代,個體應該以非理性的方式對抗社會,但他們通常並不認為社會必然無藥可救。

悲觀的古典社會學家如韋伯,認為理性化像一個鐵牢籠(iron cage)難以擊破,然而他仍然認為個體有可能影響社會的發展趨勢。另一種社會學視角則是在個體與群體之間,找到一個「小群體」、「小社會」。

閱讀齊克果的文字時,感受到個體若要真正存在,實在太過悲情。被認為是個人主義者的齊克果認為,當社會生病了,個體應斷開所有與社會的羈絆和連結,將自己一人孤立在宇宙中,還要承受恐懼與戰慄,才有辦法成為真實地、永恆地存在的個體。

但是社會學的視角能夠稍微修正他的理論,調和一下,讓存在並非必然是一件如此孤獨而辛酸的過程。社會學認為,在個人與大社會之間,還可能存在著很多的小社會,一個同溫層、一個團體、一個家庭、兩個個人都可以形成一個「群體」。

小群體vs.大社會

當我們了解韋伯和齊克果試圖解決的問題是一樣的,再以這個視角看齊克果的三階段存在理論,將發現個體其實可以「結伴」一起對抗社會,而並非得要像齊克果說的只有個人能夠對抗社會。

一小群人在病態的社會中找到了相同的「唯一善」,按照齊克果原先的理論,這是不可能的。因為唯有成為絕對的個體,無法向任何人合理化自己行為,這個行為或願望才不是別人希望他做的,而能帶領他找到自我和唯一善,讓他擁抱真實的、好的信仰。

然而社會學並不這麼極端,而是肯認好的「小群體」存在的可能。當整個社會病了,個體能夠組成小群體,一方面對抗並改善大群體,一方面也作為一個小型社會,帶給小社會中的個人一個依靠。例如反送中運動裡,上街頭抗爭的200萬人民,即使是相對少數,依然是被社會學肯定的小群體。而我認為,齊克果曾說過的一段話代表他或多或少會同意這個社會學式的看法。

他曾提到:

the larger the crowd, the more probable that which it praises is folly, and the more improbable that it is truth, and the most improbable of all that it is any eternal truth.5

這段話的大意是,「群體越大,它所頌揚的越不可能是永恆的真實」。把這句話反過來理解,便是「群體越小,它所頌揚的越可能是真實」。

若我們同意這句話,並將這個視角加入他的三階段理論,那麼個體從倫理階段到信仰階段將不需要「跳躍」,也不再需要歷經如此巨大、孤身一人的恐懼與戰慄,因為社會的倫理和真實的信仰有重疊的可能。

當社會病了,個體可以不要盲從整個社會,而在身邊找一些有相同信仰的人一起組成小群體、對抗大社會。這時,這個信仰既是非理性的又是理性的;這個人既存在於信仰階段又存在於倫理階段;既保有個性又存在於社會之中,也因此他既恐懼卻又有足夠的勇氣,讓他舉著顫抖的手去做。當這樣的小社會越來越多,也許有一天整個社會的病能被治好,成為一個齊克果和韋伯都曾想像的美麗世界。

結語:香港反送中運動的「這群」抗爭者

反送中運動是近年來社運中「無大台」的最佳代表,也融合了齊克果和(古典)社會學的視角。抗中人士可以說是在親中群體之外,但抗中人士也自成群體,而且是人數不少卻沒有大型領導組織的運動。

它一方面指出個人確實可能迷失於群體中,因此在動員與決策方面去除大型組織,讓整個運動由更多小組織構成;但另一方面多元的小組織聚集起來成為一個200萬人的大規模運動,說明了個人能在保有自我的同時從群體中得到勇氣。

齊克果對於個體的存在給予嚴格的條件,讓存在只能以「個人」為單位,然而如果齊克果穿越時空和社會學對話,我想他會肯定反送中運動中的這「群」抗爭者是真真實實的存在、步上了最高的信仰階段。

REFERENCES

  1. Kierkegaard, Søren. 1948. Purity of Heart is to Will One Thing. Trans. by D.V. Steere. New York: Harper & Row.
  2. Kierkegaard, Søren. 1978. Two Ages: The Age of Revolution and the Present Age: A Literary Review. Trans, by H. Hong & E. Ho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3. Kierkegaard, Søren. 1980. The Sickness Unto Death. Trans, by H. Hong & E. Hong.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 Press.
  4. Kierkegaard, Søren., & Hannay, A. 1985. Fear and trembling. Harmondsworth, Middlesex, England: Penguin Books.
  5. Weber, Max. 1958.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Scribner.


 

  • 文:方律元,曾赴丹麥哥本哈根大學交換,學社會學和哲學,順便修身養性一年。認為哲學思考可以幫助自己和別人的生活過得更好。獲得多次台大學生哲學桂冠獎,希望哲思的成果可以透過寫作以及其他管道發揮正面影響力。專欄網誌
  • 更多:WebFB

  • 齊克果在《致死之病》原文第34頁提到mass man的概念,以及對它的負面評價。“Surrounded by hordes of men, absorbed in all sorts of secular matters, more and more shrewd about the ways of the world–such a person forgets himself, forgets his name divinely understood, does not dare to believe in himself, find it too hazardous to be himself and far easier and safer to be like the others, to become a copy, a number, a mass man.”
  • 齊克果在Two Ages: A Literary Review一書中頻繁提及此概念,但運用較抽象的方式說明,詳見本書260-269頁關於個體與群體的討論。

  • 本文所有關於韋伯提出的理性化相關概念,包含理性化、工具理性、價值理性、鐵牢籠等皆參考《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
  • 齊克果的存在三階段理論散落於他的許多不同作品,本文無法細講三個階段的內容,詳細可參考香港01哲學的這篇文章
  • 取自《清心致於一事》第13章。 Kierkegaard, Søren. 1948. Purity of Heart is to Will One Thing. Trans. by D.V. Steere. New York: Harper &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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