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康寧／活在現代社會，如何凝視生命中的焦慮與徬徨？

獨立評論在天下 07 Dec, 2020

2018年，台灣的自殺通報人次超過3萬3千人，創下12年以來新高，服用抗憂鬱劑的人數則高達133萬人。示意圖。圖／歐新社

焦慮、憂鬱和自殺，長期以來都是重要的議題，但在社會上卻一直缺乏足夠的關注。隨著經濟、科技的發展，自殺和被身心症所苦的人數也逐年增長。在2018年，台灣的自殺通報人次超過3萬3千人，創下12年以來新高，服用抗憂鬱劑的人數則高達133萬人。

據台大學生心理輔導中心主任廖士程所說，台大在1年內的心理諮商就超過1萬人次。同時也是全國自殺防治中心執行長、台大醫院精神醫學部心身醫學科主任的他表示，在自殺死亡人數中，有5成在生前被診斷出精神疾病，其中憂鬱症佔了15%。由此可見，不管是在求學或已經在職，現代人所承受的心理負擔，遠超出眾人的想像，非常值得關注。

憂鬱與焦慮不太一樣。憂鬱的心理感覺是情緒低落鬱卒、對事物無法產生興趣，表現的生理反應有失眠、食慾下降、體重下降、疲累等；而焦慮的心理感覺是煩躁、不安、恐慌，表現的生理反應有失眠、胸悶、心悸、肌肉緊繃、腹瀉、失眠等。然而，焦慮與憂鬱具有共生關係，長期處於焦慮的狀態而無法得到有效的舒緩，就容易形成憂鬱。

憂鬱和自殺的原因可謂錯綜複雜，跟我們的存在處境、成長經歷和人際關係都有密切的關係，不可簡單歸因為個人心靈脆弱或心理壓力承受不足所致。相較於憂鬱，焦慮是一般人更常會有的經驗，而且牽涉的範圍相當廣泛。本文想要聚焦在焦慮這個問題上，並試圖分析焦慮的本質是什麼？焦慮反映了人類怎樣的存在處境？我們要如何看待焦慮？若我們可以對焦慮有一定的覺察和理解，對憂鬱的思考也會有很大的幫助。

我們要如何看待焦慮？若我們可以對焦慮有一定的覺察和理解，對憂鬱的思考也會有很大的幫助。示意圖。圖／路透社

當我們感受不到自我存在的價值，焦慮由此而生

存在主義心理學之父羅洛梅（Rollo May）在《焦慮的意義》中指出，焦慮是面對危險時的不確定感與無助感。焦慮與恐懼不同，恐懼有一個特定的對象（如我們看到一條毒蛇會產生恐懼），但焦慮卻是模糊的，沒有一個特定的對象，但我們在焦慮的經驗中，卻可以明確感受到某些東西受到了威脅，而這樣的威脅，會根本性地動搖到自我的存在價值。

對此，羅洛梅為焦慮下了一個定義：「焦慮是因為某種價值受到威脅時所引發的不安，而這個價值則被個人視為是他存在的根本。」

在這個定義裡，有兩個關鍵概念值得注意，第一個是個人所重視的價值，第二個是自我存在的根本。自我價值受到威脅所引發的焦慮，涉及到人格核心、自我認同、尊嚴、意義感、人際關係、生命中所珍愛的人等等，這些生命中珍貴的東西構成了個體身心的安全模式，一旦這樣的安全模式受到威脅，就會引發焦慮。例如假使某個丈夫長期失業無法養活自己的家人，他很可能因為對家人感到愧疚和喪失尊嚴而產生焦慮。

安全模式能夠讓我們在與客體的關係中經驗到自我，而焦慮所帶來的自我消解，會導致自我心理或精神意義的失落，即無意義感。若人活著沒有意義、理想、目標，則會引發極大的痛苦，甚至選擇自我了結生命。¹

意義治療學（logotherapy）的創始人弗蘭克（Viktor Frankl）把無意義感的症候群區分為「存在的空虛」和「存在性精神官能症」兩個階段，前者的特徵是冷漠、無聊、空洞、悲觀，對很多活動的意義都產生質疑，而後者的表現有酗酒、憂鬱、強迫症、縱慾、犯罪等。就此而言，從焦慮感演變為無意義感之前，必須把焦慮視為一種警訊，如羅洛梅所說：「焦慮可說具有發燒的預警價值：它是人格不斷在掙扎的信號，也是即將發生崩解的指標。」

人格核心、自我認同、尊嚴、意義感、人際關係等，構成了個體身心的安全模式，一旦這樣的安全模式受到威脅，就會引發焦慮。示意圖。圖／美聯社

將一切價值都數據化的社會

羅洛梅也從社會經濟和文化層面來探析焦慮的起因。自工業文明以降，資本主義盛行於社會，財富的擴張和累積被視為最高的價值，但財富的擴張和累積本身就具備競爭性，成功的定義是「比鄰人更有錢」。一旦人與人之間都在競爭誰比較有錢，就會形成惡性的循環，因為我永遠無法知道別人什麼時候會超越我，於是就不斷驅動自己去追求卓越，別人也會不斷想要贏過我，人際的真誠合作變得不太可能。換言之，財富不是用來維持生計，而是變成一種成功和權力的象徵。

在這樣的文化氛圍底下，也加深了個人的不安全感，因為工作機會和收入並不是個人所能掌控的。即使有一份穩定的工作，也可能因為在競爭的漩渦中失去了工作的意義，工作成為了痛苦的勞役，無法在工作中找到創造性的價值。

在21世紀的今天，有錢有權才能獲得眾人的尊重，若失業或無法找到一份穩定的收入，意味著不能對社會有所生產與貢獻，也就被視為「無用」或「無能」，這對自我價值或認同會造成極大的打擊。有成功就會有失敗，有光環就會有陰影，有人在比賽中獲獎就會有人落選，當你無法晉身在成功之列，那就只能被歸為失敗的一方。因此，很多頂大的學生只能拚命追求卓越與表現優秀，不敢在外人面前露出自己不完美、脆弱的一面，以至於獨自承受心靈的折磨。

自我價值的建立，離不開人際關係中他人的認可與尊重，如果你沒有權力，你在別人心中就不會佔有份量，也就難以獲得他人的認可和尊重。羅洛梅在《權力與無知》有一段精彩的分析：

在心理學中，權力的意思是鼓動、影響、改變他人的能力。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張可類比為外力磁場的人際大網中，每個人都互相驅動、排斥、聯結、認同。因此，社會地位、權威、特權等事因，對權力這個問題都很重要。我一直在用『價值感』（sense of significance）這個片語，來指涉人對自己必定佔有份量、對他人能起作用，以及能夠得到同僚認同的信念。

沒有金錢、地位、名譽的人，也就沒有能力影響別人，要承受自己的「無能」，是一件極大痛苦的事情，因為當事人被迫接受自己是「一文不值」的。在一個講究競爭、不斷攫取財富、標榜個人成功的社會裡，「人情味」變得不重要，人際互動、情感關係也都可以被金錢來衡量，要不要建立一段友誼、願不願意花心思去經營人際關係，取決於這個人對你有沒有用、能否幫助你帶來更大的利益、可否幫助你賺錢。

個人的價值也取決於薪水單上的數字、成績單上的分數。換言之，一切重要的價值都可以加以數據化。如此的一個社會，人與人之間會變得疏離、冷漠，個人也容易感到焦慮、不安與孤立。

一切重要的價值都可以加以數據化的社會，人與人之間會變得疏離、冷漠，個人也容易感到焦慮、不安與孤立。示意圖。圖／歐新社

什麼是正常？什麼是不正常？

另外，在這強調個人奮發向上的社會裡，若我們出現各種心理疾病，也經常會被標籤化為「不正常」，並遭受異樣的眼光。這使得大部分人選擇隱藏自己的心理問題。社會上普遍對焦慮與憂鬱缺乏認知，要找到一個可以同理、聆聽自己的人並不是容易的事情。

精神病學家卡倫霍尼（Karen Horney）在《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裡用全新的視角來看待「神經症人格」（neurotic personality），她不從生物學的角度，而是從文化模式提出分析。依據她的看法，所謂的「正常」與「不正常」，取決於特定社會所加強在成員身上的行為與情感的標準，而這些標準會因為文化、時代、階級、性別的不同而有所不同。換言之，所謂的「神經症」乃是特定文化模式下「正常行為」的偏離或畸變，若一個人的行為模式不符合這個時代人所公認的「正常」標準，則會被大家視為病人。

卡倫霍尼也指出，現代文化在經濟層面強調個人競爭，使得孤立的個人必須與群體中的他人競爭，無形中加深了彼此的敵意。競爭的敵意不只是停留在事業層面，也滲透到日常生活，並輻射到一切活動之中，包括愛情關係、家庭生活等。她把這樣的競爭稱之為「病態競爭」。病態競爭為人類的存在帶來了恐懼、焦慮、孤獨、不安全感、異化感、軟弱感，而人們為了抵抗焦慮，不得不拚命追求事業成功和愛以換取自信和安全感，但又害怕這些東西的失去和失敗，於是就陷入了無窮無盡的內心衝突和焦慮。

值得注意的是，卡倫霍尼認為，某些人表面看起來能夠適應這種競爭環境，但很可能已患上了嚴重的神經症，只是因為抑制作用（inhibition）而沒有顯現出來，若我們只執著於生物學模式的恐慌不安、沮喪、機能性失調來做為神經症的標準，就會難以覺察出身邊的人可能已經有神經症的表現。

她認為，假若有一個人具有很好的天賦以及相當有利於發展自己天賦的外在條件，但他依然沒有太多的作為，又或者一個人擁有一切幸福的條件卻無法享受幸福，那就可視為一種神經症的表現了。

若一個人的行為模式不符合這個時代人所公認的「正常」標準，則會被大家視為病人。示意圖。圖／路透社

焦慮的正面意義

然而，焦慮不盡然都是負面的心理狀態，焦慮能夠讓我們意識到危機的存在，進而做出務實的評估，甚至能帶來一些創造性的自我實現。羅洛梅透過齊克果（Søren Kierkegaard）的觀點來強調：「創造性越高的人，潛在的焦慮與疚責就越強。」

創造性的活動會有破壞性和建設性兩個層面，這意味著要有創新和突破，必須打破舊有的生活型態和安全模式，如此也會摧毀掉當前的環境現況，但若不這樣做，則是拒絕自己的可能性和逃避自己的責任，如此一來也會帶來自我的愧疚。許多人際關係與文化形式中的創新（如藝術創作），免不了要承受因為改變而帶來的不確定性焦慮。

對齊克果來說，人不可能完全逃避焦慮，在逃避的過程也可能失去了珍貴的東西，他把焦慮視為「學府」（school），是學習和教育的契機，可讓我們坦誠地面對和接受自己所遭遇的生存處境。

羅洛梅進一步主張，焦慮也能夠幫助我們擴大自我覺察，去發現自己面對怎樣的威脅、自我價值受到怎樣的衝突、衝突的發展過程到底如何，也可以幫助我們去思考是否要調整或改變自我價值、期望、理想或目標。關鍵的一點在於，我們要能夠坦然接受自己的焦慮、承認自己的不安，即使在焦慮的情況下仍嘗試繼續往前走。所謂的勇氣，並不是沒有焦慮、無助、恐懼或不安，而是勇於凝視自己的焦慮處境，並且重新看待自我價值的認定。

弗蘭克主張，每個人存在這個世界上，都有他的生命意義，而生命意義是因人、因時、因地而有所不同的，沒有絕對的標準。他區分了三種價值，分別是：創造性的價值（工作、藝術創作、給人一個微笑等）、體驗的價值（感受世界帶給生命的一切）和態度價值（承受死亡和苦難的命運）。

第三種價值是他被納粹關進集中營所深刻體會到的。他的父親死於飢餓，妻子被逮捕到集中營後則不知所蹤，他認為承受苦難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價值，但只有活下來，才能為悲痛和痛苦賦予意義。

不管是東西方文化，似乎都會把焦慮視為負面的心理狀態，但經過上述的討論可以發現，焦慮至少所揭示了兩個層面的意義，第一個層面是幫助我們深入反思社會的深層文化結構，第二個層面是提供了個人自我創新和實現的契機。焦慮的經驗，也是一種成長的體會。在這個時代裡，每個人都有罹患焦慮或憂鬱的可能，惟有願意深入理解、同理與關懷，才能避免悲劇的發生，並從中思索出承受苦痛與徬徨的意義。

（※ 作者：陳康寧。國立中正大學中文所博士候選人，目前也是「哲學新媒體」專欄作家、科技部計畫「人文．島嶼」平台採訪撰稿人。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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