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進裕／從水荒到ESG：除了搶水、限水，也看看前人的分享智慧

獨立評論在天下 16 Apr, 2021

台灣西部從桃園到高雄，各地水情燈號紛紛轉成黃燈、橙燈，代表著供水情況越發難以樂觀。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進入2021年，除了疫情警示燈號偶爾閃亮著之外，台灣西部從桃園到高雄，各地水情燈號紛紛由藍燈、綠燈轉成黃燈、橙燈，代表著供水情況就越發難以樂觀。農業休耕、減壓供水或減量供水等因應缺水的措施，一一浮上檯面。

接著，媒體紛紛報導水庫出現破紀錄的枯乾景象，用水大戶開始自籌水車，為更進一步的限水提前啟動。而瞭解台灣氣候的專家們多數都憂心忡忡，因為接下來的幾個月，水荒問題必將一直會是新聞熱門標題。

懸在前方的限水壓力

台灣的水源主要是來自水庫或河川，久旱不雨，河川水流自然持續枯竭，水庫存水就成了饑荒時期的糧倉，可以讓人們存有一絲盼望。全台目前水庫有效總容量約20億立方公尺，去年底還有10.35億的蓄水量，但過了120天，水庫蓄水量剩下約4.92億（推估至2021年4月30日），其中還有3.11億是存在北基桃的水庫區內。換言之，北基桃之外的全台各地水庫只剩1.80億的存水量。

依照目前狀況，北基桃水量若持續自給自足，並且開始外援新竹的話，除了壓力最大的中部地區已宣告自4月起就轉成紅燈水情，台灣西部地區大概平均還可以維持30來天的正常使用，也就是撐到5月中旬。倘若能等到梅雨紓解旱象，那是萬分慶幸；萬一梅雨雨情未佳，且氣溫回升更快，那接下來全民等待颱風的心情，勢必更加錯綜複雜。

若水荒持續，已多年未見更大範圍的民生限水、分區供水情景將再次重現。至於產業用水大戶要如何因應，甚至對經濟的衝擊影響，想必不在話下。

ESG時代已來臨

2021年全球談到後疫情時代，還有個很夯的話題，就是跟著股市熱鬧滾滾、在國際投資報告上不斷出現的字眼——ESG。用電腦搜尋可以找到，ESG是「Environmental環境保護、Social社會責任、Governance公司治理」三者的縮寫。如果用最簡單的詞來描述ESG，就是「良心投資」：一個竭心盡力經營本業的企業，即便成長趨勢看好、也有不錯的益本比，但如果不重視ESG，企業價值必定會受到影響。因此，近來包括氣候變遷、新冠疫情等「無差別衝擊」，都促使投資者轉向，從ESG評價中尋找投資標的。

聯合國責任投資原則組織（UNPRI）的成立，就是要推動全球各大投資機構將ESG因子納入投資決策過程內，並且協助簽署成員全面提升責任投資的能力。根據統計，截至2020年12月，全球簽署PRI的企業已突破3,500家，總管理資產規模也超過100兆美元。如果將政府比喻成企業、把企業股東轉換成人民，相同的都是追求永續生存，那ESG的投資策略原則將同樣適用在政府治理。所以，可想而知，能不能展現ESG價值思維的策略，將是接下來整個世代的重大抉擇。

因此，如果我們能運用ESG價值評估原則，來重新檢視台灣面對氣候變遷衝擊下的水荒，或許能找到可長可久、又更合乎效能的答案。

ESG中的環境保護評估標準，可包括企業的能源使用、廢棄物處理、汙染防治、自然資源保護和對待生物／生態的態度等。這樣的標準還可用於評估企業可能面臨的任何環境風險，以及如何管理這些風險。因此，ESG的環境保護價值評估原則，簡而言之就是從「資源掠奪」轉變到「永續利用」。

ESG中的社會責任評估標準，則著眼於企業對待夥伴的關係。例如：是否與擁有相同價值的產業鏈廠商合作？是否將一定比例的利潤捐贈給當地社區，或鼓勵員工在當地從事志願工作？是否高度重視員工（含家庭）的健康和安全？是否考慮到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所以，ESG中的社會責任評價原則，就是將「利潤為先」轉型到「維護公義」。

而ESG中的公司治理評估標準，則是包括企業是否使用準確和透明的會計方法、訊息是否得以充分揭露，以讓股東在重要決定面前做出選擇。另一方面，股東希望企業在選擇執行經營成員時得以避免利益衝突，也不利用政治捐款獲得過分的特權，當然更不可從事非法行為。因此，ESG中的公司治理評價原則，真實的意涵就是要確保抉擇的智慧。

如果運用ESG價值評估原則來檢視台灣的水荒，或許能找到更合乎效能的答案。圖／路透社

維護公益的分享智慧

「糧食、能源、水」，是全球都面臨抉擇的複雜問題。各國國情與條件不同，都需要從中取捨交換，才能維持生存發展。台灣現在糧食自給率僅三成，但是常常還在喊休耕；能源更是超過95%仰賴外國提供，人均用電量卻是世界平均值的三倍。

至於水的真相呢？處於全世界熱帶風暴必經之路的台灣，每年周邊約有20個颱風通過，若以每年降在台灣島上的雨量而言，是全世界平均值的2.5倍之多，所以大自然條件是雨量豐沛的；但地狹人稠的台灣，如果把降雨量再除以2,350萬人，每人可分配到的水資源還不到全球各國人均的五分之一，實際上的人均年用水量，卻比世界的平均還高出70%。

一旦水不夠用，人們通常想到就是開源，比較少會用管理的思考模式來處理。因此，倘若治理能力不足，乾旱情況就會層出不窮。

如果將ESG標準套用我們在面對水荒問題的各項策略時，就可以感受到目前思考的侷限性。例如：一旦水量不足，優先讓農業停灌，移撥作民生及產業用水，這就是典型以「經濟產值」為指標的思考決策方式，與ESG思維背道而馳。水資源並非不能移撥另用，關鍵是這樣做維護了怎樣的社會公義？對環境永續又有怎樣的助益？而且這整個決策過程中，並未看見準確和透明的資訊揭露，以至於真正的利益相關者無法在重要時刻，做出明智的選擇。

台灣歷史上不乏爭搶水源的衝突，難道沒有值得借鏡的經驗嗎？就以目前最缺水的中部地區為例，開通近300年的葫蘆墩圳自大甲溪南岸引水，豐水期溪水豐沛，因此水圳從豐原一路往南邊的潭子、北屯擴展，另一邊則從豐原向西延伸，造福了神岡和大雅地區，這些良田帶給台中很大的祝福。然而若逢乾旱，東西邊的農民為了搶水，不時訴諸武力械鬥。有紀錄的1767旱災年，爭鬥鬧出人命，死了三個人，因此官府出面調處，於1768年設立「分爭水利示禁碑」公告，不論多麼乾旱，每年農曆二月初二起，東圳都必須讓出十分之三的水給西圳使用，至此才相安無事。

這種農田水利先賢所留下的制度，在水源不足之際仍強制分享，雖然人人都難以滿足，卻可共度難關，進而使社會安定，而非讓社會因水荒而動盪，真是有智慧的治理抉擇。這個制度一方面兼顧各方相關者的利益，二方面治理者用立碑定汴等公開方式，設定明確的時間，分水工事透明可驗證，更像是為ESG所做的超前部署。

（※ 作者：陳翰堂，1095文史工作室研究員、台中科技大學兼任講師。官安妮，1095文史工作室創辦人。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