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投過後，台灣環境運動下一步（上）：政治現狀與公投制度
因為疫情延宕至2021年末的公投在12月18日劃下句點，重啟核四、反對進口萊豬、公投綁大選、三接遷移護藻礁等四案，同意票皆不達門檻，且得票數都低於不同意票，堪稱慘敗。而提案方有國民黨的立委、前主席、改革委員會成員，可說是最大在野黨挑戰執政黨的失敗；此外，唯一由民間環保人士提案的公投，也在「四個同意」大戰「四個不同意」的政黨對決趨勢下失敗。
兩大黨基本盤對決 中間選民、首投族消失
王宏恩教授透過數據分析，依2020年大選的立委不分區選票對比本次公投，認為本次公投是兩大黨基本盤的對決，且綠營基本盤更加穩固，不過可能喪失對青年的吸引力。而Readr的資料分析中，則透過2020年大選時，蔡英文總統的得票對比本次公投，得出藍營穩拿鐵票區，綠營票倉鬆動的結論，但諸多分析中，大抵都認同是藍綠基本盤的對決。
除了大數據分析外，也可以從過去幾次大選中，被譽為能精準預測出大選結局的「章魚里」——台北市的天玉里——來觀察，該里因人口結構、年齡層分布與台北市相似，總能精準預測選舉結果；而高雄市的正義里也有一樣的樣態，是南北在投票行為能跟大選結果較為接近的里，而每次大選的誤差值，都會出現在難以預估的中間選民，但在這次公投中，台北的天玉里僅重啟核四案是不同意大於同意，其餘皆同意票居多，而高雄的正義里則是四案皆不同意多於同意，且贏了近30%，遠遠高於選舉結果，雖然準確預測最後結果，但南北兩個里之於整體的得票比例都有顯著落差。
由此觀察今年公投，向來可以左右選情的中間選民、首投族沒有熱情參與投票，導致最終回到大黨基本盤的對決；而在國會中擁有黨團，打著兩好兩壞的台灣民眾黨、三好一壞的時代力量，其投票意向在這次選舉中並沒有發揮關鍵少數的角色，甚至連造勢活動都動員不利，在大黨的四個同意與四個不同意的戰略下，形同泡沫。
倒閣投票 VS. 抗中保台 對立語言無助議題深化
今年公投的投票率41.09％，低於事前民調普遍預估的48%-52%，以本次的低投票率，使得同意票必須比不同意票高21.6%的比例，才可能突破25%的門檻。超過20%的勝負差，照歷次公投、罷免等有門檻的投票行為中，必須在不同意方完全不動員才可能有此落差，不然依台灣對公共議題的基本分野，若在彼此都動員的情境下，無論對哪一方都極困難。
至於低投票率有人歸因氣候、公投前一晚的重大新聞事件，但過往經驗中，除非重大新聞事件與政治正相關，例如：2004年總統大選的兩顆子彈、2016年周子瑜的道歉事件，不然基本上對於投票率雖有影響但不致於翻盤。依筆者在第一線街頭宣講的經驗，公投議題因為涉及對事的討論，一般不照政黨意向投票的選民需要蒐集更多的資訊才做選擇。
A大學在選前兩周，就重啟核四公投請了正反雙方到校演講，黃士修先生代表正方先在校園進行兩小時演講，四天後我代表反方也在校園內進行兩小時演講，約六十人的場合有超過半數是兩場都聽的，會後我與參與兩場的學生交談，除了本有立場的學生外，大多數聽完兩場覺得兩邊說的都有各自的道理與依據，聽了第一場決定要投同意，聽了第二場覺得不同意也相當合理，所以結論就是不投票。
上述場合的首投族尚稱對公投有興趣者，會主動花時間參與講座；更多民眾則看到公投都是口水戰，由於論述理解不易，涉及多面向的知識，所以在官辦的公投意見發表會後，社群上更容易聚焦的是抹黑、恐嚇、人身攻擊等情緒語言的攻防。重啟核四的正方黃士修先生有諸多爭議言論，他也不會諱言，這是他希望吸引社會大眾關注到公投，提升投票率的戰略；但如此激化或許反應在選前民調上，更多人願意表態自己的意向，越接近選戰後期，兩黨傾巢而出動員，傳統的造勢與夜宿行動，旗海飄揚的畫面在各造勢場浮現，而傳統社運團體，無論反核四、護藻礁的行動都缺乏動員力，顯然中間選民已經逐步退縮。
「移轉投票」會是提升公投投票率的解方嗎？
台灣社會運動的推演，促成了《公民投票法》（下稱《公投法》），甚至在社會改革的浪潮下，《公投法》也多次修正形成現今模樣，而在每一次的民主嘗試中，我們長出台式民主的雛形，也不乏再次修正的倡議。低投票率讓已經確定跟大選脫鉤的公投，是否適用不在籍投票再掀熱議，但台灣特殊的國際政治情勢，也將不在籍限縮在公投時可以移轉投票，也就是在台灣領土內的國民可以在非戶籍的就學、工作地直接進行公投投票，省去舟車勞頓的成本；但也有批評者表示，如果在國內重大公共議題投票時，連島內移動都不願意，是否更容易淪為廉價的動員？但大抵上，國際間移轉投票的機制都相當成熟，台灣可以從公投開始嘗試不失為壞事。
另外在今年公投的社會討論中，錯假資訊是正反雙方互相攻防的重點，對於一般民眾要有「正確資訊」更是難上加難，而不見得對等的宣傳資源也成為口水戰的標的，縱使有五場公辦的意見發表會，但政論節目的攻防似乎收視率更好。公投是民主國家的必備機制，我們不可能走回頭路廢除公投的情況下，藉這次經驗健全公投更顯重要。
公投做為社會運動的手段
從罷免陳柏惟案成立後，朱立倫主席喊出四項公投是「倒閣投票」後，走向政黨對決的氣氛已不可逆，結果也如同預期發生。依此狀況，未來將「公投」做為一種社會運動策略，需要更多謹慎地評估。
2019年，筆者受邀參與公投後分析的講座，其中一段講稿如下：
代議政治的失靈，使得我們越難被代表，尤其在單一選區兩票制的設計下，全台灣有超過四成的人是無法在代議政治中被代表，『我選的人不代表我』成為一種在各式議題中表態的方案。進而在下修《公投法》後，讓直接民主成為一種可能，但二元對立的價值讓所有公共議題沒有調合的可能，更激化支持與反對的正面交鋒，尋找社會團結的可能越困難，似乎也展現了民主的極限。
然而，民主成熟的國家，都必經過代議失靈與直接民主的暴力後，才可能走向審議民主的道路，讓公共討論的可能發生，進而產生出合理與妥協的治理路徑。這也才可能讓公民素養提升，進而成為真正的民主國家。
這段話放到今年公投後的情勢，雖然結局不盡相同，但直接民主的後座力應該都讓人感受到，如果全國性公投的門檻未調整，且公投不綁大選的民意在這次公投中有了定論，短期內的公投要能通過25%門檻成案，都越發艱困。若發起公投是要喚起社會對此議題的關注、成為議題拉扯的籌碼，如何謹慎利用此工具都得慎思；若發起公投要劍指直接翻轉，顛覆既有政策，無論是否成功，付出的社會對立代價也必須得綜合評估。
投票結果是一次政府執政方向的肯認，但回歸基本盤的對決，更顯示六成民眾對於重大公共議題的冷漠，對台灣民主絕非好事。公投制度一直以來都是滾動式修正，而執政者如何拋下政權延續的主觀，進而建構友善、有效的民主制度是一大挑戰；而社會改革者要如何思索推動改變的策略，也將是無盡地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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