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醫醫「城」？19世紀歐美都市改革與台灣的淵源
巴黎的醫學發展，在原則及方法上，均是19世紀初歐美都市改革及都市社會科學的重要根源。現今的台灣，表面看來似乎與這種西方傳統無關，不過台灣與西方都市治理的醫學根源，其實與日治時期後藤新平的「市區改正」政策有所連結。
19世紀的西方工業革命，導致城市污染而擁擠，勞動階級的生活條件尤其不堪，疾病在他們之間橫行。為了因應工業城市的問題，當時法國、英國和美國的都市改革者開始進行跨國交流。其中，醫學扮演了關鍵的角色。
任教於美國麻州布蘭戴斯大學（Brandeis University）的猶太裔學者伊蘭・特倫（Ilan Troen），學術專長除了以色列研究，對19世紀的西方都市改革也有涉獵。1988年，他在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Tel Aviv University）以「19世紀法國、英國與美國的都市改革」（Urban Reform in Nineteenth Century France,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為題演講，本文將以該演講內容為本，進行導讀與評析。
特倫指出，這些分別居住在大西洋兩岸的19世紀都市改革者，將醫學方法應用於社會調查。調查的對象雖是因地而異，但調查的方法卻可跨國共享。這些調查所產生的文獻，教導了歐洲人和美國人一個信念，即「都市環境是必須控制、也是可以控制的」。這些改革者相信，更好的都市環境設計，可以改善人們的健康，甚至提昇人們的道德。
是環境造成不健康：以醫學研究方法調查城市病理
關於城市的社會科學研究，其誕生以1802年法國巴黎衛生委員會（Le Conseil de Salubrité de la préfecture de Paris）的成立為標誌。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帝制所造成的政治變動，以及包括孔多塞（Condorcet）和聖西蒙（Saint-Simon）在內的法國思想家提倡的「科學可改進社會趨於完善」理念，為城市社會科學在法國的誕生提供了土壤。
巴黎的醫學發展，也影響了新成立的巴黎衛生委員會對城市公共衛生狀況的調查方法。當時的巴黎醫學界，對疾病持「非傳染」論點，即認為疾病的流行並非源自於人與人之間的傳染，而是源自於對健康有害的空氣。
巴黎衛生委員會繼承了醫界對健康環境的重視，大規模調查了城市的衛生情形。調查的對象極為廣泛，包括用水供給、墓地、排水系統、糧食生產、工業污染、廢棄物處理、工廠位置、住宅條件、窮人身體狀況、城市各地區的疾病發生率，以及賣淫的盛行情況與原因。
巴黎衛生委員會所進行的社會調查，皆以數據為基礎，而這也與醫學有關。皮耶・路易（Pierre Charles Alexander Louis）首將數學推理方法引入法國臨床醫學，從而增強了醫生的診斷能力。法國的醫學研究，自此朝向系統性（systematic）及縱向性（longitudinal）發展，這不但使巴黎的社會調查也繼承了數據化的方法，更促進了統計學的發展。
以寫作與教育傳播理念：都市改革者跨國社群的形成
法國兩位醫生的積極參與，在城市社會科學的初期發展扮演了關鍵角色。杜沙特雷（Alexandre-Jean-Baptiste Parent-Duchâtelet）使用醫學的統計方法，對巴黎的賣淫進行調查，並得出一個不帶道德色彩的客觀結論，即賣淫的原因是就業需求和低薪資。維勒梅（Louis-René Villermé）研究城市貧民死亡與疾病的原因，並創立了全球第一本都市研究學術期刊。
英國深受海峽對岸法國的城市社會科學發展影響，當時提倡英國公共衛生改革的主要人物，皆從巴黎獲得啟發。法爾（William Farr）擔任英國政府主計長（Registrar-General）期間，下令定期蒐集英國生活統計數據，這成為了後來的英國全國人口普查。
倫敦國王學院的醫學教授蓋伊（William Guy），則領導了針對醫院、監獄、軍隊、公寓住宅和都市衛生的一系列改革運動。知名作家查德威克（Edwin Chadwick），致力透過寫作來整合當時公共衛生與環境改革的知識及思想，並以都市勞動窮人的研究而聲名卓著。
美國的公共衛生和都市改革，同時受到來自法國與英國的影響。美國爆發南北戰爭前，有多達數百名學生負笈巴黎學習醫學，其中有些人學成歸國後，在美國東北部的幾間頂尖大學講學，使法國的醫學及都市研究方法在美國開枝散葉。英國作家查德威克雖從未到訪美國，卻致力透過寫作與美國讀者建立聯繫，他甚至影響了格里斯康（John Griscom）等美國公共衛生與城市改革的領導者們。
慈善事業、都市政策，或者革命：緩解都市疾病的不同藥方
當時的都市改革者有一個共識：都市密度越高，死亡率也越高。他們將巴黎居民的高死亡率歸咎於人口密度，並且指出巴黎的高密度，是因為城市發展範圍一直受到限制而未曾擴大。在巴黎和倫敦，有關人口密度與健康狀況的調查漸增，為公共衛生及住宅與都市規劃之間的關聯，提供越來越多的證據。
在英國，理查森（Benjamin W. Richardson）是查德威克的虔誠信徒，他總結了當時的相關調查文獻，提出一個名為「衛生城」（Hygeia）的都市設計構想。該構想雖未實現，卻啟發了日後社區設計對公共場所的重視。
當時在英國，較盛行的都市改革思想，包括查德威克的思想在內，均是寄望社會上的開明人士出於自身利益考量而從事慈善事業，以改善都市生活的境況。但這種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理念，卻受遭受到一些批評。批評者認為，以當時都市問題的嚴峻，採取這樣的補救措施是不足的。
在批評者之中，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是特別著名的一位，他從事關於英國勞動窮人的研究與寫作，卻故意不提及從前查德威克針對相同議題的著作，此舉明顯是對於查德威克所代表的自由主義政治思潮的一種否定。與其採行自由主義改革，恩格斯贊成的是革命，他的思想啟發了後來的馬克思主義。
當然，馬克思主義並未在英國這片土地上實現。19世紀後期，英國政府加強干預力道，透過立法與創設機構，進行了大規模的都市改革，提供人民優質的住宅和生活環境。
後藤新平：台灣與西方都市治理醫學根源的連結
醫學，對於19世紀法國、英國與美國的都市改革，乃至於都市社會科學的誕生與發展而言，均扮演著重要角色。19世紀初巴黎的醫學發展，啟發了西歐與美國都市改革者對環境衛生與人口健康之間關聯的重視，並促其採行了以數據為基礎的調查方法，為都市社會科學的早期發展定調。
在現今的台灣，醫學與都市治理之間的關係，從表面上看來，似乎無法追溯到上述西方都市改革與都市社會科學的起源。然而，台灣向來不乏醫生從政，此乃源於日治時期台灣島內欠缺法政人才養成管道，因而使醫學教育成為本地社會頂層菁英的搖籃。這樣的風氣延續下來，造就了戰後至今醫生在台灣社會依然享有崇高地位的現象。
台灣與西方都市治理的醫學根源，其實正是在日治時期產生了連結。台灣的現代化都市治理起始於日治時期，1899年，主導制定及推動台灣「市區改正」政策的台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即成立「臨時台灣舊習慣調查會」，聘請京都帝國大學教授岡松參太郎及織田萬，調查台灣社會風俗文化做為施政依據。
施政之初需先展開社會調查，以達致合乎社會習慣的施政，後藤新平的這種「生物學原則」施政思維，或許來自於醫學訓練。後藤來台掌政之前，在日本本土擔任內務省衛生局局長，而在步入政界前他原是一名曾經留學德國的醫生，不無可能受過19世紀西歐都市改革思想的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