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校園的日常：教官該不該、能不能退出大學？
最近政治大學主任教官於2月26日下午撕毀學生社團在校園張貼的二二八事件傳單，遭學生質疑是「校園秘密檢查」。教官存在於校園的適宜性又開始被討論。部分學生與社會人士認為，教官是軍權體系滲透教育、替政府或政黨植入意識型態的推手。
先講幾個簡單結論。教官能在大學能發揮功能，但並非全體適用，且須制度修改、漸進縮減人員乃至退出、提出配套措施。而校園教官在中學教育中，更該積極退出國中教育環境，於政府承諾期限內退出高中職，回歸軍人專才專用。下文將分別以國防角度、法治角度、學生與人權角度，三者綜合討論。
▎因為全民國防國防教育，所以要置教官？
我知道這論點很「軍方」，但教官存廢問題勢必要從國防角度審視。
首先認識「全民國防（All-out Defense），《國防法》第3條「中華民國之國防，為全民國防……」。全民國防並非要人民都替國家打仗，而是以各種形式成為國防後盾（包含了經濟防禦戰、社會防禦戰、心理防禦戰），使得國防可以分擔於全國人民。
儘管目前人民在國家認同上沒有共識，但就在這個大家不見得認同的情況下，我們已經身在國防戰爭之中，各國也用不同的方式抵擋敵對勢力。比如經濟制裁、抵制進口或消費，就能造成對方國家發展壓力，連帶削減國防能力，這是國際上常見的新式戰爭。
就連之前中共網民帝吧出征，大家見到翻牆而來的網軍，自恃為「中國爸爸」來留言羞辱住在台灣的人民，我方網軍們也紛紛用酸言筆戰讓對方玻璃心碎、大肆崩潰，讓翻牆者看到民主世界後產生認同動搖，就連「鍵盤國防」也算是一種自願性的心理防禦國防戰。也許我們對於自己國家認同還有爭議，但不論自願或非自願、有意識或無意識，我們都已經以不同形式保衛家園、做出貢獻。
教官的身分，就是讓全民國防的精神從小開始教起。以上，就是國防角度認為教官留在校園的必要性。國防教育必然會強化國家認同，殖入國家認同感，才可凝聚向心力，讓全民國防效果更好。有人認為這有爭議，認為教官存在是國家洗腦認同的機器、不具合理性；事實上國防教育有其必要，卻不見得要設置教官、教官室，我們稍後討論。
先來聊聊為什麼教官怎麼會出現在高中大學校園，卻不會出現在大部分的國中、所有小學中。
▎高中職為什麼會有教官？為什麼要有教官？
高中職每校設置教官，早於中華民國建國早期蔡元培發表「軍國民教育」的思想，實行於民國17年。國民政府以五三慘案為由，通過《中等以上學校軍事教育方案》，強制全國所屬高中以上學校學生，男生必修軍事科、女生應習護理學。這規定曾被共產黨成員反對，認為軍訓教官為國民黨制止各大中學罷課、示威、遊行的工作人員。
後來國民黨於民國40年繼續在臺灣高中職設置教官，先試行於8間師專師範院校，再來實行於全國高中大學。早期的教官業務，就是營造成軍事化教育的環境，以推動當時環境背景所需的全民國防精神，其中也有讓今日詬病的「推展黨務」、「思想政治教育」。解嚴至民進黨執政以後，教官的身分轉變為訓輔、校園安全、春暉教育（如防毒宣導），並配合教育替代役之校外會管理業務。
學校內國防教育的重心從國家認同、灌輸思想，轉為全民國防中的國民身心健康輔導。這點可在近年的國防教材編撰上看出端倪，大幅減輕國家認同的灌輸，改為群眾性公民防衛 (Civilian-Based Defense, CBD) 非暴力不合作的防衛精神。而原本軍事科教育，分開為護理、軍訓，男女皆要修習以弱實性別平等、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而教官負責軍訓課的教學。
從過去歷史淵源，與現在教官訓練背景來看，教官被人說是權威體制下的遺毒不無道理；近年教官的觀念、態度、角色在變化，卻也是不爭的事實。然而，即使當今高中教官在校園中已刻意避免政治意識形態的流露，但現役教官大多長期接受軍事化訓練，難免流於人治思想、誤解法規、並傾向權威化管理，致使管教容易失當。
筆者記得過去就讀台北縣清水高級中學國中部時，就遭受不當管教，當時被人誤會是我丟椅子砸人，教官叫人問話時，一邊吃著便當，二話不說直接踹人肚子。過去軍事教育習慣用恫嚇方式管教，現今不符合主流教育思潮。這經歷讓我質疑：
沒修習教育學分的教官是否能常駐於校擔任教職？軍事權威的訓輔方式，若濫權或不當管教要怎樣申訴？完全中學的高中教官為何能管到國中端？
有支持校園有教官者，以國防角度認為教官因國防教育有存在校園必要。事實上國防教育不見得要於高中設置有教官室才能教。從全民國防的精神來看，全民國防精神是要施實在國民教育、高級教育、社會教育，是有普及性的。既然政府都同意國中小不該設置教官、又要教官到國中小定期以講座方式宣傳全民國防，那麼為什麼不在高中以外設置「真正在學校外的校外會」，讓人力集中管理、共同規劃教材呢？把人力分散各處、塞在高中裡頭，應只有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我們的國防蠢到不會集中管理利用人力資源；第二種可能則是動機不良，想利用國防藉機在高中作思想管理。
即使國家有全民國防的需求，卻無法合理化「學校在高中職設置教官室」的理由；高中職的教官跑去管完全中學的國中部，更是踰越法規的踰矩。2013年2月份，時任教育部長蔣偉寧依據《各級學校全民國防教育課程內容及實施辦法》第8項第3款「國民中學、國民小學：由該教育階段合格教師擔任；師資不足時，得由前款人員協助教學工作」，承諾2014年後改為一般國中小師資上課，高中職教官不得入校。又查該法該項第1款，「師資不足時，得由教育部認可經全民國防教育人員培訓合格之軍訓教官擔任」，要求教官上國防教育，已經是人才缺乏下不得不作的方案。全國教師工會總聯合會曾指出政府過去無積極作為培育國防師資，也有立委認為教官的體檢、治裝費又排擠教育預算，難怪教官的存在被人質疑目的不純，損及國防教育的美意。
我們不能因為體制的錯誤，抹煞個別教官於高中職的諸多貢獻。然而教官在校的法理性有問題，這職位依法並非必要，而僅僅是過度措施。目前2013年6月27日，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後提出共識，附帶決議「八年內讓教官回歸國防體系」，預計於2021年完成「教官退出（高中職）校園」，還剩下5年時間讓政府準備準備。
高中職端，教官必然退出校園，然而大學端呢？
▎大學的教官退場機制未明、期限也未明
回顧上段文講的教官入校歷史，有沒有發現國民政府最早只把教官置於高中，並無規定大學置教官呢？因為大學教官的存在，是很後期才設置的。
1948年「四六事件」，逮捕臺大學生20多名、師院學生200多名，整個省師範學生重新登記入學，知識份子被好好的「整頓」。不到一個月內，《臺灣地區緊急戒嚴令》、《懲治叛亂條例》出現，正式進入白色恐怖時期。1950年正式頒佈《戡亂建國教育實施綱要》後，緊接著1952要求「高中以上設置軍訓室」。這之間緊湊的連貫性讓人合理聯想，我們可發現這時期軍訓室突然出現在大學之中，似乎有些針對大學的性質。無怪乎有人認為教官室撤出大學，是轉型正義的體現。
解嚴以後《大學法》跟教官室的關係，又被搬上檯面討論。大學法當時明定各處室的設置，其中包含了教官室在內。然而1997年大法官釋憲《司法院釋字第四五０號解釋》認為硬性規定設立教官室違憲。大學有憲法保障的講學自由，而當年教官室設置的理由是要「國防教育、護理教育」，強制規定教官室設立，等同強制規定了大學必學習國防教育。而從講學自由的精神來看，有於國防教育需求，則是各大學自己課程制定的自由，且要學生自願選修、不能強迫。國防教育本就該融入社會教育中，若該大學認為無國防教育的需要，則教官室也沒必要存在。
因此《大學法》修成。大學內教官室的規定是：「依照各大學自願」。教官室若設置的合理性是：「大學課程規劃擁有軍訓教育（現改名為國防通識教育）」。教官室的存在，本來就不必須、不見得成立。如上面所言，國防通識教育的師資也不見得要教官。而教官的職責，也應在國防教育為主，不該有其他限制學生言論自由、教師講學自由的狀況。
以最近事件來看，政治大學主任教官，跨部門以非學生活動組的身分，擅自撕毀學生社團傳單，已經明確踰矩。
就我過去擔任教官室工讀生的所見，教官室在大學的職務有「交通安全宣導 （含校園內汽機車、腳踏車停車管理）」、「緊急事件處理」、「防毒教育」、「失物招領」、「協辦學校活動」、「學生關懷輔導」、「校園維安」、「協辦宿舍管理」、「新進學生兵役緩徵」、「提供替代役與士官申請資訊」。這些職務雖然都是芝麻小事，卻能累積成一堆繁瑣雜事。當今大學教官室業務五花八門，若是立即性裁撤教官室，將會造成學校行政困難。
然而這些事務並非不可替代，學校若有能，可將教官室裁撤，將原本業務回歸各行政處室。2007年玄奘率先去除教官室；2015年11月18日，台灣師範大學「軍訓室」熄燈，而保留軍訓課程與教官人員，一同併入「專責導師室」。顯示原有教官室業務的確可回歸各處室，已有成功案例。
教官於大學，沒有存在必要性，但有了也不急著廢掉，尤其當今大多數的教官們與學生保持良好互動。唯請身在大學的教官們應該注意自己職業的來源，是為了國防教育而非管教學生。今日政大事件教官如此行為，僅僅是顯露意識形態、強硬限制他人言論自由，又厚著臉皮不道歉的丟臉行為而已，校方應該介入調查，教育部或國防部則該規範、懲戒個別教官離譜行為。否則過去大學設置教官室的「建國教育」塵埃，又要重新籠罩在今日民主社會學術殿堂的上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