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鴻瑋／當戰爭遺跡成為顯學？台灣二戰防禦工事再造的困難與展望

特約作者 29 Oct, 2021

屏東枋寮新開村光電開發工程，發現二戰時期「石頭營」碉堡遺跡，引發種電毀文資疑慮。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 文：呂鴻瑋，研究歷史的島上踏查者，常被新挖掘到的事物感動到。）

睽違四年的全國文化會議分區論壇，上周「由南方出發」，在高雄衛武營登場。論壇中除了聚焦於文化資產、文化轉譯、文化平權、青年參與等議題，在「強化在地文化歷史」場次時，因南部地區有著多樣化的軍事文化資產，且近年又有幾處保存爭議事件，引發大眾關注。與談人針對戰爭文化資產拋出了諸多討論，甚至提出「戰爭遺跡已成為顯學！」

筆者在研究所時期進行二戰日軍防禦工事研究，並在之後有機會延續踏查足跡至全島各地。在此本文將簡單回顧，這些台灣二戰防禦工事為何常常再造失敗？以及如何做得更好的幾項觀察與展望。

為何「台灣二戰防禦工事遺跡」活化很難成功？

地形是決定戰爭的關鍵因素。只要中共不放棄武力統一台灣，這些重要的戰略高地在過去、現在、未來都還會是軍事要地。縱然有些營區看似長年荒廢，但也是國軍「平封戰啟」政策下的表面狀態。

近年在社區營造活化的風潮下，許多社區對於閒置的營區，總有著能夠古蹟再利用、為社區帶來觀光客與營收的期待，而國軍也可以釋出部分空間讓社區代為管理，達到敦親睦鄰的效果。然而沒有完整規劃與體驗設計，往往在初期可以吸引遊客，熱潮退後就以失敗收場。而急就章的硬體整修，卻對於遺跡帶來了破壞。

筆者認為前置調查的精準非常重要。二戰期間的防禦工事大多進入地下化階段，關於實際坑道、碉堡位置的研究與測繪，需要仰賴大量現地考察；這種類型的考察往往是在叢林與地形破碎的環境下工作，這絕非一般文化資產調查那麼簡單；而史料的梳理，則需要有對日、美、國軍檔案的理解與判讀能力，也需要有對軍事體系與武器的基本認識。

接著，提到再造階段，則應該選擇幾處較為完整、且能吸引人的遺跡活化，其餘做好基礎調查、保持原狀即可¹。同時，這些要塞往往幅員廣闊、錯綜複雜（治安死角疑慮），同時也有建築物安全與長期維修的挑戰（坑內氧氣問題與崩塌落盤）。後續團隊管理能力，絕對是在設計規劃前應該要考慮清楚的²。

「台灣二戰防禦工事遺跡」再造需要有對戰爭年代的了解

這些防禦工事大多位處軍事要點，在台灣史的長河中，基本上都會維持著一脈相承的狀態。舉例來說，大家可能知道高雄旗津的國定古蹟——旗后砲台，它建立於清光緒元年（1875年）。但是在這座砲台的周圍，日軍於二戰末期興建的「斯加式九糎速射加農砲穹窖」則鮮為人知³，而戰後國軍接手增建的碉堡，又是要塞地帶時代的見證者。

若沒有把這些時間序與建築工法整理清楚，常常疏忽脈絡，在活化階段剷除認為不必要的增建物（有時候連建築周圍的有刺植物，都是不同時期軍隊刻意種植的防禦工事），造成無法挽救的遺憾結果。對於再造的設計，將要呈現的是「哪個時代？」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戰爭遺跡故事哪裡來？

「故事」是活化古蹟中重要的一環。但在歷史學界同意「觀落陰田野調查法」成為合格的研究方法前，這些戰爭遺跡，通常不會有太多可以採信的故事。理由很簡單，這些戰爭遺蹟在二戰的年代就已經是軍事機密，對於外部的民眾而言，口耳相傳的很多事情，往往是穿鑿附會而來；而曾經在其中服役的軍人呢？或許可以透過訪問來了解一些變遷的歷史，但其參與的時間與對於概況是否充分了解？要如何採信與判斷需要深思。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防禦工事遺跡往往位在郊區荒野之處，除了動植物資源可以大書特書外，挖穿地層的坑道，總能在其中看到令人驚嘆的地質景觀，例如：石灰岩、砂岩、礫岩露頭乃至生物化石等，都是相當適合整理的題材。除了原本的歷史導覽外，增加生態解說、環境教育方面切入會是不錯的方向。

戰爭遺跡活化需要軍方力量積極參與

許多重要的檔案，例如：戰後國軍接收日軍要塞的統計資料、地圖、建物整修概況，仍須透過國軍管道取得。當然其中哪些資料依舊是軍事機密、哪些已經可以釋出供研究者使用，軍方的角色在此就顯得相當重要了；而在當代各軍種分門別類的狀態，也更需要軍方協助實際還原當地狀況，例如國軍對於建築的使用方式狀況梳理、甚至取得古砲，回到防禦工事內展示等。

過去在中華民國國軍的史觀之下，對於1945年以前，台灣島內的事物往往模糊帶過。但是近幾年也能看到幾處不同的案例。例如高雄左營的左營軍區故事館，其呈現方式即是從現地出發，把左營軍港周圍的史前時代的考古遺址，至日本帝國的海軍營區的史實，皆能認真梳理與釐清，即是一個成功的例子。若能將這些手上的珍貴遺產善加對待，對於國軍也是個提昇品牌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