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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電影在台灣(下):反殖民或反階級?電影作為社會運動的教材

對台灣觀眾來說,《火燒紅蓮寺》之類的功夫武俠電影大抵是滿足了觀眾的奇觀。 圖/IMDb
對台灣觀眾來說,《火燒紅蓮寺》之類的功夫武俠電影大抵是滿足了觀眾的奇觀。 圖/IMDb

▍上篇:

上海電影在台灣(上):愛情萬歲?二〇年代家庭倫理劇裡的自由戀愛

1920年代的上海電影除了家庭倫理題材,1928年的《火燒紅蓮寺》更是將中國的武俠文化推上高峰。武俠成為大眾文化的一環,約略從1920年代平江不肖生的兩部作品《江湖奇俠傳》與《近代俠義英雄傳》的問世開始。本名向愷然的平江不肖生,愛好文學與武術,曾兩度赴日求學。《江湖奇俠傳》以清代湖南平江、瀏陽交界處為爭奪土地的械鬥帶出崑崙派、崆峒派的江湖世界。

小說中最具影響力的一段莫過於正邪交戰的紅蓮寺。紅蓮寺外表是幽靜的修道之地,但廟裡和尚卻都非善類,廟裡亦設有機關,女俠張小青與清官卜巡撫分別誤入,最終女俠紅姑進入成功拯救。《江湖奇俠傳》的特色之一是女俠眾多,二是官員多以腐敗形象出現,卜巡撫是少數的例外。此外,江湖亦多險惡。

《火燒紅蓮寺》的武俠奇觀

電影《火燒紅蓮寺》就是以這個段落為素材,旋即引燃武俠電影熱潮,《火燒紅蓮寺》系列三年間就拍了18集,足見受歡迎的程度。台灣則是1930年2月13日舊曆新年台灣電影館最重要的檔期開始放映第一集,在相關的放映記事當中,「觀者滿座」、「情景逼真,觀者大喝采」之類的描述,乃至台灣公司前去上海接洽最新集數的消息都成為新聞,在此之後,武俠電影也接續被引進台灣。

值得注意的是,1930年代台灣的通俗文化當中,武俠文化有其一席之地。專營漢文書籍的嘉義蘭記書局也固定在社址位於台南的《三六九小報》刊登廣告,1931年12月,便出現《火燒紅蓮寺》連環畫的廣告。不僅如此,《三六九小報》內文亦設有「電影小說」的專欄介紹電影梗概,武俠小說也占一定比重,諸如《荒江女俠》等。

對台灣觀眾來說,《火燒紅蓮寺》之類的功夫武俠電影大抵是滿足了觀眾的奇觀。1918年出身台中清水的楊基銓,在《楊基銓回憶錄》(1996)裡提到,公學校時代所看電影都是無聲電影,聽到好的辯士講解便覺精彩萬分!小時候所看電影都是來自中國,《火燒紅蓮寺》讓他印象深刻。

1920年出生於台北的曹永和則在《曹永和院士訪問紀錄》(2010)裡談到,公學校時曾看過中國武俠片,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飛簷走壁的特效。1924年出生於台南的王育德對中國武俠電影與曹永和的印象相似,他在《王育德自傳暨補記》(2018)裡提到的中國武俠印象是「吐劍光」與「掌心雷」。凡此種種,不脫奇觀效果。

圖為1930年臺北市永樂座放映《火燒紅蓮寺》的剪報。 圖/台灣電影史研究史料資料庫
圖為1930年臺北市永樂座放映《火燒紅蓮寺》的剪報。 圖/台灣電影史研究史料資料庫

蔡培火是最早注意到電影功能的反殖民運動者,圖攝於1981年。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蔡培火是最早注意到電影功能的反殖民運動者,圖攝於1981年。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上海電影也可作為社會運動教材?

上海電影在台灣開始捲起風潮的1920年代,也是台灣反殖民運動團體臺灣文化協會(文協)從力量集結到因路線分離的風風雨雨年代。對殖民者來說,電影是宣傳殖民者文明與治績的最佳工具,從早期來台放映電影而後也拍攝宣傳治績的高松豐次郎,到台灣教育會都執行了這樣的任務。

對反殖民運動來說,電影同樣也有啟蒙大眾的功能,蔡培火是最早注意到電影功能的反殖民運動者。1925年他以文協幹部致贈的母親壽禮禮金購買影片成立電影巡映隊,以影像外加辯士講解對民眾進行啟蒙。尤其是日本警察都已注意到,文協的演講雖然都是人山人海,但台上演講者所說的話都是現代知識,和台下聽眾有很明顯的知識落差。在這種情形下,電影的影像與辯士的言說,成為填補知識鴻溝的最佳工具。

1927年文協分裂,其背後原因是台灣社會結構隨著殖民政府主導的發展快速變化,反殖民運動究竟該以階級運動優先還是民族運動優先。有趣的是,民族運動支持者或是階級運動支持者,都不約而同以上海電影的放映加上解說,來支持自己的立場。

1928年5月13日的《台灣民報》報導了「中國影戲大盛況 蔣宋結婚的人氣」的新聞。其內容是幾位新竹地方人士出資籌組引進中國電影的公司,新竹的台灣民眾黨成員蔡清池等與之合作,在新竹座放映蔣介石與宋美齡的結婚影片,放映三天皆滿座。此刻的蔣介石正值高峰,民國1912年成立以來,南北對峙軍閥割據,1926年蔣介石發動北伐,1928年完成中國形式上的統一。1927年,氣勢正盛的蔣介石在上海與豪族女兒宋美齡結婚,而放映者有意透過中國電影來對抗殖民政府。

報導裡,「在映寫蔣宋結婚的時候,觀眾的抽手喝采之聲,和結婚儀禮的全卷相終始,台灣人對於中國人的敬慕,可謂熱烈極了」、「三夜間的入場者將近三千人,除臨場的巡察而外,未嘗看有內地人在內。據某特務說,因職務上不得不上戲園,可是系毫不會湧出趣味,呆呆終宵,真是苦差。這話到覺得老實得很,我們有時看內地人最喜歡的舊劇如《忠臣藏》等,當真是枯燥無味,連點興會都沒有。足見民族,對趣味娛樂自然不能一樣,同化政策之不可行,於對影戲嗜好之不同,也是充分證明其謬誤」。在此,可以看到放映者有意透過中國電影來嘲諷日本殖民政府。

左翼運動者也藉上海電影啟蒙理念,他們主要播放的影片就是《愛情與黃金》。 圖/豆瓣
左翼運動者也藉上海電影啟蒙理念,他們主要播放的影片就是《愛情與黃金》。 圖/豆瓣

另一方面,左翼運動者也藉上海電影啟蒙理念。1929年2月24日的《台灣民報》介紹了通霄青年會,這個組織從1928年開始親自到上海購置影片回台巡映,在文協與民眾黨成員的協助下,已從1928年11月在中部與北部巡映,未來更準備到台南與高雄巡映,他們主要播放的影片就是《愛情與黃金》。

《愛情與黃金》是1926年的上海電影,主題是女主角陳連珍為求愛情自主,拒絕家人安排相親對象,和在小學當老師的貧窮青年黃志鈞私奔同居。黃志鈞到了紡紗廠工作,善於察言觀色的他深得總經理儲某欣賞,黃志鈞也對總經理女兒大獻殷勤,總經理更有意促成姻緣。不過,黃志鈞道出實情之後,總經理給黃志鈞800元錢,要陳連珍知所進退。陳連珍斥責黃志鈞無情,黃反過來指稱兩人只是同居關係無法律婚約關係。最終,黃志鈞與總經理女兒成婚,陳連珍聞訊出現在婚禮上斥責兩人並當眾自殺身亡。事後,黃志鈞也因慚愧自殺身亡。

台灣大眾時報》,一份1928年3月發行於東京的左翼雜誌,王敏川、蘇新、楊逵、賴和、連溫卿等左翼人士都在其中。在創刊詞裡,《台灣大眾時報》強調台灣眼前看似安定,但其實是既得利益者鞏固了體制,分享了其中的利益所致,農民工人一無所有。《台灣大眾時報》的責任就是到民眾中做工作,除了宣傳主張,也要組織大眾形成力量。

1928年7月,《台灣大眾時報》便刊登了通霄青年會將放映《愛情與黃金》的消息,「該片的內容,恰如劇名所表明,就是愛情和黃金的戰鬥。本報記者還沒有看到該片的開演,所以還談不到。但是據當事者的自信所言,此片《愛情與黃金》完全把布爾喬亞社會的欺瞞性、罪惡、腐敗等暴露出來,觀眾一看,對於現代社會制度必定會起了一種反抗心來。而苦悶於戀愛問題的青年男女,在劇中必定會得到好個共鳴」。從這個脈絡來看,一個愛情悲劇也能成為啟蒙左翼理念的活教材。

一個愛情悲劇也能成為啟蒙左翼理念的活教材。 圖/豆瓣
一個愛情悲劇也能成為啟蒙左翼理念的活教材。 圖/豆瓣

換個角度看上海電影在台灣

台灣人對日治時期的記憶隨時代有不同呈現,電影觀看經驗亦然。

在日治時期擔任過辯士的呂訴上在1961年的《台灣電影戲劇史》當中提到,「民國17年,由啟明公司廈門人柯子歧帶來的《和平之神》、《復活的玫瑰》國片,其中包括《蔣介石北伐記》的時事片,獲觀眾未曾有的熱烈歡迎,日本政府怕台胞激發起愛國精神,把尊貴的國父鏡頭剪去了」。呂訴上的說法呼應了當時國民黨統治台灣意識形態裡的抗日元素,或許如果不提到這點,《台灣電影戲劇史》無以出版。

筆者並不否定日治時期台灣人曾經有過以「祖國」作為對抗日本殖民的情緒,此外,日本殖民政府對中國電影因警戒而來的刪減也存在。然而,當時台灣人的中國電影觀看還包括哪些?他們的反應是什麼?1990年代接續出版的回憶錄乃至日記,帶出了不同的日治時期生活的實況。

如果從所引進的中國電影及其內容與回憶錄、日記、新聞記事一併考察,並放在社會變遷的脈絡下來看,筆者發現台灣人對中國電影的引進,其實有著不同的動機——家庭倫理劇讓觀眾苦思人生難題、武俠電影讓觀眾驚呼奇幻、民族運動者放紀錄片嘲諷日本殖民政府、階級運動者用電影進行啟蒙。這樣的視角比較能呼應1920年代台灣社會的變遷與漸趨多樣化的觀眾層,從這個角度出發,或許較能豐富日治時期電影史的內涵。

對反殖民運動來說,電影同樣也有啟蒙大眾的功能。圖為1925年10月臺灣文化協會新竹州支部成立合影。 圖/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
對反殖民運動來說,電影同樣也有啟蒙大眾的功能。圖為1925年10月臺灣文化協會新竹州支部成立合影。 圖/數位典藏與數位學習聯合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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