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嶼武俠的史前史：中國武俠與日本劍劇的刀光劍影（下）
▍上篇：
殺進時代劇裡的劍劇
就在上海電影熱之際，也有人刻意引進紀錄片拐彎抹角諷刺殖民者。
1928年5月13日《台灣民報》報導一則新聞：新竹地區有人成立電影公司進口上海電影，其中包括蔣宋結婚實況的影片，有民眾黨員將之在新竹座放映，盛況空前。記事裡記者藉此實況嘲諷同化政策，「在映寫蔣宋結婚的時候，觀眾的抽手喝采之聲，和結婚禮儀的全卷相終始，台灣人物對於中國人物的敬慕，可謂熱烈極了」。從記者報導的視角來看，顯然是援引中國民族主義來對抗日本殖民政府，記者也更進一步辛辣地指出：
我們有時看內地人最喜歡的舊劇《忠臣藏》等，當真是枯燥無味，連點興味都沒有。足見民族心理不同，對於趣味娛樂自然不能一樣，同化政策之不可行，於對影戲的嗜好之不同，也是以充分證明其謬誤。
這位記者所說的舊劇，是指時代劇，也就是以明治維新以前的時代為背景的戲劇。至於《忠臣藏》，則是以江戶時代元祿年間赤穗家臣47人為主君復仇的事件。這個事件隨時間推移，從小說到戲劇有多種版本問世，是民眾喜愛歷久不衰的題材。至於電影版，自電影問世以來，也有多個版本，不過，有著「日本電影之父」之稱的牧野省三與人氣演員尾上松之助在1910年代的實驗與創新，牧野省三終於在1920年代交出較具代表性的忠臣藏作品，劍劇也成為其中的重要元素。
1908年，30歲的牧野省三初次擔任導演的作品，就是被視為時代劇電影起點的《本能寺合戰》。隔年，牧野省三把大他三歲的歌舞伎演員尾上松之助帶進電影圈當演員，兩人在1910年代合作了為數眾多的時代劇電影，其中也包括1910年版的《忠臣藏》。從歌舞伎轉戰電影，尾上松之助一炮而紅，成為重要的人氣明星。
按日本歷史學者筒井清忠的《時代劇映畫的思想》（時代劇映画の思想）一書所述，此時，牧野省三為尾上松之助量身訂做的時代劇，多是根據立川文庫的講談本內容而來，所謂的講談本就是把傳統藝能——講談的內容加以速記，至於講談，有些類似說書，從第三人的視角說歷史故事。立川文庫的講談本，多以英雄、豪傑乃至忍者的故事為主，這些也就是1910年代牧野省三與尾上松之助合作的主要內容。
然而，儘管牧野省三與尾上松之助合作的電影人氣雖高，但電影內容仍有簡單之嫌，不被當時的文化人承認。牧野省三持續思索時代劇的變革之道。1917年，「新國劇」的興起，帶來劍劇的形式。新國劇是由早稻田大學畢業的年輕人澤田正二郎所組織的劇團名稱。澤田正二郎原來在島村抱月所主持的藝術座劇團，不過，對於劇團移植蘇聯作家契訶夫的作品並不滿足，他希望能創造打動一般民眾的本土戲劇，於是另組劇團。他的嘗試一直未能成功，直到最後決定在大阪一賭，推出有格鬥場場面的劍劇，結果大受歡迎，而後也繼續推出其他劍劇元素的戲碼。
劍劇也出現在牧野省三與尾上松之助最後一部合作的作品《實錄忠臣藏》（1921），這部電影將時代劇的水準提高許多。然而，兩人不合分道揚鑣，尾上松之助也在1926年去世。牧野省三仍繼續拍攝了其他兩部《忠臣藏》電影，劍劇也已成為不可或缺的元素。值得注意的是，1923年關東大地震，政治文化中心東京付之一炬，災後重建的過程當中，文化結構也出現重大的改變，《現代日本文學全集》之類的套書開始以一冊一円的「円本」低價銷售，薄利多銷，這也刺激瞄準通俗大眾的書籍與雜誌的出現，作家們也發表鎖定大眾口味的作品。
如同著名的大眾文學評論家尾崎秀樹在經典作品《大眾文學論》當中所說，1927年也正值明治年號60年，關於幕末維新的歷史也再一次成為小說們的創作題材，並掀起熱潮，大佛次郎的《赤穗浪士》、林不忘的《新版大岡政談》與《丹下左膳》、子母澤寬的《國定忠治》等小說，都在1930年代前後年代翻拍為電影。
轉向劍劇的年輕觀眾
當劍劇興起之際，台灣觀眾是否出現品味的轉變？還是如《台灣民報》記者所說的民族不同，趣味娛樂自然相異？
1927年至1932年在台灣讀書的海野幸一，時隔三十多年後寫下〈昭和初期台北的電影院〉一文，喜愛看電影的他，在台灣四年期間到過主要的電影館，甚至也到大稻埕看電影。關於第三世界館，有著文化雜揉的印象。第三世界館是日本人古矢正三郎的世界館系列電影館之一，位在台灣人居多的太平町（今延平北路）。在這裡，海野幸一看過《新版大岡政談》。他來過第三世界館幾次，也聽過詹天馬用台語講解時代劇，「他那頗為明快清晰的音調，連我這聽不懂台灣話的人也知道是敏捷俐落的高格調」。
海也幸一的記憶無誤，《台灣藝術新報》1937年9月號洪生的〈稻江映畫界：常設館巡禮一〉（稲江映画界：常設館巡り）的文章中便提到，古矢正三郎經營第三界館之初就遇到一些挑戰，所在的太平町是本島人居多，但要找到適合的辯士卻不容易，在偶然的狀況下找到詹天馬，詹天馬也從電影的粉絲變成招牌辯士。
1930年代初期詹天馬因辯士開始受到媒體注目，《台灣新民報》1933年6月14日刊登詹天馬專訪文章〈從映畫迷到活辯的轉化〉（映画ファンから活辯へ轉化）。專訪文章特別放上詹天馬照片，穿著西裝戴著圓框眼鏡的詹天馬非常斯文，頗有紳士風範。專訪文章中，以1930年代知名時代劇演員片岡千惠藏的外型來形容詹天馬的外型，這個形容，也可見時代劇開始受到台灣人的喜愛。
該文亦介紹了詹天馬的辯士生涯，在第三世界館時期，他就以解說《第七天國》與《夫婦》得到好評，他的解說之所以受到歡迎，在一般辯士是從第三者的角度解說電影，但是詹天馬是從電影中角色的角度出發，因此能夠生動。然而，詹天馬的電影解說不僅止於中國電影，他解說劍劇如《牢獄花嫁》等電影也極為精彩。
可以看到，劍劇透過辯士的台語解說在地化。事實上，進入1930年代之後，透過傳記與回憶錄，可以看到喜愛劍劇的台灣人確實增加當中。1900年出生、兩度赴日求學的葉榮鐘，在〈我看電影的故事〉一文當中提到，1930年代中期任職於《台灣新民報》期間，常到國際館看電影，日本武俠片也就是劍劇是他的最愛，理由是「更有力量能夠使我緊張，戰慄而暫時忘卻自己」。有趣的是，更年輕的一代，小時候看《火燒紅蓮寺》，長大之後看劍劇。
前面提到的楊基銓，到了1934年16歲考上台北高校後，喜歡看西洋電影之外，也喜歡看劍劇。至於王育德，到了1936年至1940年就讀台南一中時期，已開始到放映日本電影的宮古座，看諸如《水戶黃門漫遊記》之類的劍劇。
島嶼武俠的前夕
戰後的空窗期，電影尚未納入管理，幾乎就是把戰前的電影在此空檔拿出來放映，包括《鞍馬天狗》等劍劇繼續放映。1946年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台灣省電影審查暫行辦法」，自此，日片不准放映，放映電影中也不得有日語與日文，可說是相當激烈的禁止措施。
直到1950年開始，才開始有限度地引進日本電影。從禁止到開放，主要在於1952年日本與台灣建交，更重要的是，冷戰結構下，以「自由中國」自居藉以區隔社會主義中國的台灣，在現實上需要日本這樣的盟友，儘管國民黨對日本有著抗戰的歷史情仇。
對台灣觀眾來說，除了電影院能看到日本電影之外，1960年日本大使館也舉辦的日本電影欣賞會。之所以舉辦，在於黑澤明的《羅生門》1950年在威尼斯影展拿下金獅獎之後，日本大有擺脫戰敗國陰影之感。而後，日本政府也積極推動日本文化對外宣傳。
日本大使館於1960年3月10日至15日在大世界戲院進行電影放映。放映的六部電影當中，有一部《獨眼龍正宗》的劍劇電影。有趣的是，1960年3月8日《聯合報》的介紹當中，提到這部作品是「適合本省人口味的片子」，可以看到，記者眼中戰後本省人仍喜愛劍劇。
不過，劍劇很快也不只是觀眾喜愛的電影類型，上升為台灣電影的借鏡。主要原因在於1950年代是日本電影大放異彩的年代，不少作品國際影展獲得大獎，其中，也包括劍劇元素的電影，諸如《羅生門》當中也有劍劇式的打鬥，此外，一輩子都在拍時代劇的導演稻垣浩，他所執導的《宮本武藏》也在1954年獲得奧斯卡特別獎。1960年9月26日同樣在《聯合報》，一篇名之為〈如何建我國武俠電影的特色〉的評論文章，便呼籲台灣武俠電影應該「採日美之長，補國片之短」。文章所說的日美之長，日本部份是時代劇，美國則是西部片。
這篇文章的前一年，台語電影第一部武俠片《羅小虎與玉嬌龍》問世，再過幾年，胡金銓開始展開他的武俠世界，一般人印象中的武俠電影史自此展開。從島嶼武俠的史前史出發，未來，我們似乎還可以進入武俠電影史的脈絡追問：一是劍劇有沒有對武俠電影產生一些影響？二是從1960年到1972年台日斷交全面禁止日本電影輸入之間，當台灣武俠電影熱形成時，部份劍劇依舊得以輸入台灣，人們乃至輿論是如何看待兩種武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