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學會不說加油」——福島核災後的平凡美德
在地震和海嘯過後前往東北救助生還者的志工，很快就學會了絕對不要講「加油」，因為當人們受到稱讚，他們會覺得自己被告知「你得靠自己了」，沒被稱讚的人則感到自己被譴責。對他人韌性的稱讚以一種絕非故意卻隱含惡果的方式，反倒無助於安全地帶和危險地帶的團結：道德讚許成了未受損害的人們撇清責任的方式。
——葉禮廷，Michael Ignatieff.
「歡迎來到福島」
東京出發的子彈列車駛進福島市時，每一位下車的旅客都受到手持「歡迎來到福島」標語的退休人員迎接。站長和站務人員也舉起白手套，親切揮手致意。而除了我們之外全是日本人的下車旅客，大多別過頭去，匆匆走下樓梯來到街上。
2011年3月，當福島第一核電廠六座機組的其中四座接連損毀，它們釋放出放射性的銫、鍶、鈽、碘，在風雨中形成火焰狀的煙霧，向西北偏北方擴散，籠罩了一片50公里長、10公里寬的區域。住在這個區域中的10萬人被緊急疏散，四年後仍不得返家。
福島農民們抱怨東京的消費者不再購買他們的大豆和菜籽油。漁民們也說他們的魚沒人要。整個福島縣至今仍然活在恐懼與猜疑的陰影下，正因如此，任何造訪的旅客都會在車站受到歡迎。
政府將輻射汙染區域分為綠、黃、紅三區。在南端的綠區，政府極力勸說民眾可以安全回家；而在黃區，民眾可在白天進出檢查房屋，但入夜之後不得逗留。而在紅區則設置檢查站，由配戴面具的警察駐守，任何未經許可的人都不得進入。
當我們北行進入紅區，我們使用Safecast的輻射偵測儀測試自己的輻射曝露讀數，這個充滿電路的塑膠盒由美日兩國工程師共同研發，是大眾確信政府並未告知他們關於輻射水平的真實資訊，而以群眾募資做出的回應。
輻射偵測儀與電腦和全球定位系統連線，因此輻射劑量的即時數據可以立刻上傳到伺服器中，與每一個持有偵測儀的人共享。Safecast提供了日本全國各地輻射水平的即時概況，和警方與政府提供的數據互相匹敵。
而在路邊，除汙團隊則穿戴面具、長靴、頭盔和手套，將全身皮膚完全覆蓋而進行工作，他們在雨中彎下腰，將好幾公分的土壤刮去，裝進大塑膠袋中載走，送往已除役的核電廠廠址進行最終貯存。除汙團隊每次換班後都要接受檢測，要是身上的輻射劑量過高，就會從這份工作被撤換；批評者指出，這些除汙人員被開除卻得不到補償。
你以為科學已經解決了輻射安全曝露量的問題。車諾比災變容許輻射汙染區域的民眾平安返回的標準是每小時1微西弗，日本政府則將標準訂為每小時20微西弗。反核勢力和環保遊說者們則堅稱政府的標準不安全，這次有兩位和我們搭巴士同行。
1毫西弗，也就是1000微西弗，讓你有0.055%的機會罹患癌症或遭受遺傳基因損害。那些在廣島和長崎原爆中曝露於4500毫西弗上下劑量的人，一個月內就因此而死。
而在福島第一核電廠，緊急狀態最嚴重的時候，員工則曝露於170到180微西弗不等的劑量中。事隔四年，核電廠的輻射水平仍然過高，只能運用機器人和遙控裝置進行除役作業。
至今為止，死於福島災害的所有將近2萬人都是因海嘯而死，沒有一人死於輻射曝露。醫生在全日本各地檢查了30萬名病人是否罹患甲狀腺癌，迄今發現84例，但無法確切證明是因輻射曝露致癌。我們還需要幾十年才會知道福島災變的真正代價。
「正常」的生魚片
在一個輻射汙染區裡，你很容易在不知不覺間感受到某種不安。你預期樹葉應該都掉光了，稻田枯黃，樹木只剩枝幹。實際上樹葉卻還是閃閃發亮，稻苗一片翠綠，大樹和其他地方一樣濃隱蔽日。正是這樣的全然正常狀態令人不安。
在乘坐一個半小時的巴士，穿越林木茂密的山谷之後，我們來到了海邊的南相馬漁港，前往一座魚產加工廠，它取代了四年前在海濱被海嘯吞沒的那座。從漁港水道的出口可以看見大海，在雨霧中顯得灰暗無聲。
魚商高橋永真（Nagamasa Takahashi）以白色頭巾纏頭，身穿黃色風衣和齊膝靴。他的麻臉被雨水打濕，肌肉發達的身體也在牛仔褲中濕透了。出生在相馬市的他，親眼看見海嘯將他的工廠和住家一掃而空。如今他正在重建一座新的魚產加工廠，但不在福島。
而在這座魚產加工廠裡，幾位穿戴著面具、白外套、長靴和塑膠手套的工人，正在金屬檯上加工一堆堆的灰色章魚，將它們切碎，再將碎塊丟進白色塑膠箱中，交付冷凍或裝船輸送。每一船魚貨都經由輻射偵測儀掃瞄，取得安全無虞的證明，但東京的消費者仍不願接觸任何福島產品。
當我問他3月11日地震發生後的情況，他苦笑著搖頭。從警方發布的一張海嘯來襲前一分鐘由直昇機上拍攝的照片，你也就可以想見這位魚商所看到的景象：磅礡的白色巨浪從地平線此端峰峰相連到彼端，在陽光燦爛的3月午後閃閃發亮，以令人畏懼的速度撲向岸上。
當他意識到地平線上的白色線條是海嘯襲來，他立即奔向城鎮後方松林掩映的砂質山壁上避難。他看著浪峰高過路燈桿的巨浪淹沒工廠，將外海的漁船捲起拋入田野，並摧毀棚架、房屋、蓋板、道路、商店、車輛，以及逃生的人們。
在城鎮後方的砂質山壁上，有一座數百年前的海嘯生還者修建的神社；神社保持完好，但神社下方的一切，包括現代工廠、房屋、船塢在內，全都在不到一分鐘內支離破碎。
隔天黎明時分，這位魚商返回山下，在瓦礫堆中遊盪。朋友的漁船橫躺在大街上和田野中，有的上下倒轉，有的側翻，船體外露，桅杆折斷，死者的屍體仍倒在街道和碼頭無人收拾。
有些屍體再也無法尋獲，或是被海水捲走，或是被埋進泥土深處再也找不到。直到今天，志工們仍在城鎮附近的海灘上四處尋覓，偶爾會發現一塊手錶或一根碎骨埋在沙中。接下來幾個月內都在清除瓦礫、拖走田地裡的漁船、把四腳朝天的車輛扶正、運走殘骸、找出值得保留或必須拋棄的財物。
「我們是一個小社區。鄰居都是朋友。每個人都失去了親人。」其後漫長的日子他都不太記得，除了兩個月後的那一天，他在當地的一家餐廳用餐，餐廳送上了生魚片——正常地方的一頓正常午餐——而他開始哭泣。
重度疲勞的公務員
海嘯來襲時，小林直樹（Naoki Kobayashi）正開著町役場的公務車在街道上來回穿梭，以擴音器呼籲居民避難。現年30出頭的他是個沉靜、溫和的人，給人的印象是重度疲勞的町公務員。
「我真的記不得情況到底是怎樣」他說：「到處都是恐慌」他能說的只是，要是他再接近一點，沿著濱海公路再往前開，離海再近一點的話，他恐怕就沒命了。當他掉頭向高處行駛，他從後照鏡看到巨浪從身後撲來，像一群黑狗那樣追趕著他。
他家的房子被沖走了，隨後幾個小時他都不知道母親的下落，直到母親在町役場現身。他至今仍然對東京電力隱瞞消息感到憤怒。東電疏散了鄰近的兩個町，卻讓距離核電廠僅僅5英里外的浪江町自生自滅。
町役場職員自行決定疏散全町。他們運用社區無線電系統聯繫40公里外的市長們，詢問能否將居民疏散到當地，然後將居民載上巴士。有時需要連續進行四次疏散，才能讓被撤離的居民獲得長期居留之處。
那段時間的記憶一直沉甸甸壓在他心頭，災難過後一開始是以星期計算、然後是以月計算，再來則是以年計算。「最糟的是被我們的町民提問，卻給不出答案，完全得不到消息。我們感到責無旁貸。」結果是這些得不到指示的年輕町役場職員們，得直接面對疲憊驚嚇的鄰居和朋友。
「我們覺得孤單又沮喪」他說：「我們自己也是被撤離者，大多時候都和家人分開。我們承受了非常大的壓力。」
規則正在瓦解，指揮系統變動不定——他有時會接獲命令，有時又得自行決定——至於可供依循的程序，能遵行的也所剩無幾。他只能記得居民需求的壓力，以及居民們的鮮明個性：體育館裡牙齒掉光的老太太們對他吼叫，說是町的流動廚房供應的飯糰太硬，老人家吃不下去，以及他粗暴地回答她們時所感受到的，如今也還在感受著的羞愧。
我們視察了體育館，這個如今空無一人之處，曾是浪江町的家庭在找到臨時住所之前居留數月的地方。體育館很冷，沒有暖氣設備；每一家人都打地舖；食物只夠基本需求；廁所也只有體育館的基本配備；在他們給我看的照片裡，可以看到一個個家庭在地墊上聚在一起，鞋子整齊排列在地墊旁，許多人戴著面罩，有些人靜靜盤腿坐著，雙手摀住耳朵隔離噪音，雙眼向下看。
這個町在海嘯來襲前有21,000人口；如今，被撤離的居民四散於日本各地，而在最近一次調查中，將近一半的人表示他們不會再回家鄉。因此，浪江町正在為疏散命令解除後規劃的災民返鄉只有5000人規模，但沒人知道疏散命令何時會解除，也許是在輻射危害減退，銫-137半衰期過去的2020年之後。
我問了現年31歲，仍然未婚，還在家鄉30公里外的臨時町役場上班的小林直樹會不會回到家鄉。他停頓了一下「他們是這麼說的。」
我們得在黃昏時分離開浪江町。町役場職員們排成短短的隊伍，向我們揮手道別，直到我們走遠。我們懷抱著各自的感觸。而我想著通往核電廠的光禿柏油路上，那座祭祀死者的臨時神龕：石膏佛像，凋萎的花朵，以日文寫著家族氏名和死者名字的木牌；除汙工人在四周留下作為祭品、沒被打開的啤酒；還有燒盡的殘燭。
我也想著新設的町墓地，就在浪江町小學生前往避難的高地上，由此可以俯瞰整片人們曾經居住、此時土壤和生命跡象卻已一併刨除的不毛平原；如今墓地位在松林掩映的砂質山壁上，成了海嘯死難者的安息之地。
※ 本文摘自《平凡的美德：分歧世界的道德秩序》，完整內容見第六章〈福島——韌性與不堪設想的事變〉。
《平凡的美德：分歧世界的道德秩序》作者：葉禮廷（Michael Ignatieff）譯者：蔡耀緯出版社：時報出版出版日期：2018/05/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