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100：「文化運動」和「政治運動」間的反覆辯證
「五四」的合法性，我們今天看來，當然是毫無疑問的，但在1920年代初，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五四」為什麼會發生，它的精神是什麼，從中可以得出怎樣的經驗教訓，這些都是敵友之間以及同盟內部爭執不休的話題。
「五四」的權威正是在反覆的辯難、修正中確立起來的。
「五四」價值的辯論
運動發生的即刻，就連陳獨秀這樣激進的新派人物，也未能立刻辨認出「五四」與尋常的學生風潮迥異的面目，更沒有意識到這一事件的「偉大」意義，及其背後蘊藏的社會能量。
陳獨秀的第一反應竟然是「學生鬧事！」他在給胡適通風報信時，描述了「五四」當天的混亂情形，接著說：
京中輿論頗袒護學生。但是說起官話來，總覺得聚眾打人放火，難免犯法。
梁漱溟對學生運動的表態，正面指出「五四」的不合法性。梁氏以為幾千年的專制養成了國人要麼「揚臉橫行」、要麼「低頭順受」的習慣，得勢時明明犯禁卻倚仗民意，不願接受法度的裁判，他主張學生集體自首，遵判服罪。
梁漱溟這種論調即便中理，在當時狂熱的空氣中，顯然是不合時宜的。因為「五四」的合法性並非建立在法理基礎上，要解決這一問題，只能依靠輿論的引導，盡量淡化、袚除「五四」的「非法」色彩，將突然崛起的學生群體導入平和的方向。
《晨報》發起的「五四紀念」，就含有這樣的意圖。《晨報》算是輿論界與「五四」淵源最深的，雖帶有黨派背景，還一度被譽為學生的機關報。它為「五四」舉辦一年一度的生日會，有社會儀式的意味，不是單純的黨派行為。
《晨報》作者群大致可以歸為三類：一是五四運動的主角——學生，二是社會名流，以北大教授為主，三是《晨報》所屬的研究系的頭面人物——梁啟超及圍繞在他周圍的報館主筆。紀念者的身份無疑會影響到各自對「五四」性質的界定。
學生內部爭執的焦點是：「五四」究竟是文化運動，還是「武化」運動？作為學生運動的骨幹分子，羅家倫認為所謂社會運動不光是群眾的表演，還要重新喚起對個人的重視，而文化運動的目的未嘗不可與思想革命的計畫合二為一，並「以思想革命為一切改造的基礎」。
羅家倫的規畫是想把「五四」後學生運動的走向納入《新青年》一派未盡的事業中。
儘管學生領袖極力要將「五四」扭到文化運動的軌道上去，仍然不能消除「無知」小民對學生「打人」的印象。當年還是學生，後來執掌《晨副》的孫伏園就聽老輩議論，說「5月4日是打人的日子，有什麼可以紀念呢？」
在他看來，「五四」以前的宣傳活動，即《新青年》同人的主張，「很有點像文化運動」，卻未能引起國人應有的注意，「直到青年不得已拔出拳頭來了，遂大家頂禮膜拜，說這是文化運動，其實這已是武化運動了。」
作為學生運動基層的活躍分子，張維周的見解更為激進，聲稱五四運動所以可貴，正在學生肯起來打人這一點上。
「五四」以前雖已有新思潮的呼聲，然只是理論上的鼓吹，對於實際的政治問題，還未見發生什麼影響。
惟有「五四」，學生「認真拔出拳頭，實行與外力及民賊宣戰」，這種舉動「比文化運動更有效果」。所以五四運動的真價值，就在不用「筆頭」，而用「拳頭」，不是「文化」而是「武化」！
北大教授關注的問題，也是整個「五四紀念」的核心議題：學生應否干預政治？
在文化史上的政治運動
1920年的紀念文章中，胡適、蔣夢麟稱「五四」為變態社會裡的非常事件，希望將街頭、廣場的學生運動收束為校園內部的學生活動。「五四」在他們眼裡也是「出軌」的運動，這裡的「軌」不是國家的法軌，而是教育者預設的思想進程。
到了第二年的「五四紀念」，胡適對學生干政的態度陡轉，借清初大儒黃宗羲之口，稱讚學生運動是「三代遺風！」《晨報》及其副刊上的「五四紀念」，雖說不是純粹的黨派行為，但也不是毫無主見的。
1920年「五四」一週歲誕辰之際，該報就在紀念增刊之外，發布了題為〈五四運動底文化的使命〉的社論，為紀念活動定下基調。主筆陳博生稱五四不是「高等流氓底政治活動」，也不是「偏狹的國家主義底愛國運動」，而是社會的運動、國際的運動，如此才配在文化史上占據一席之地。
從文化史的意義上為「五四」定位，符合《晨報》20年代初期的輿論導向。
為首屆「五四紀念」打頭陣的是研究系的精神領袖梁啟超。梁氏也承認「五四」本身不過是一場局部的政治運動，但這場政治運動以文化運動為原動力，繼而又促成了澎湃於國內的新文化運動。
今後若願保持增長「五四」之價值，宜以文化運動為主而以政治運動為輔。
以文化運動為政治運動的根基，是梁啟超1917年底淡出政界後形成的思路。他所謂的文化運動，骨子裡仍是一種泛政治的，或者說為政治重新「起信」的運動。
「五四紀念」就是不斷轉義、不斷正名的過程，以紀念的名義，給「五四」添加進新的意義，同時塗抹掉不合時宜的界說。
1920年代中期，五四運動逐漸被一般社會所淡忘，以致「篤於念舊」的《晨報》也放棄了一年一度的紀念活動。紀念的枯竭，從虛的方面講，基於社會心理的變遷；從實的方面說，與五四運動的主角——學生身分的轉變有關。
20年代前期的文化運動，包含著新勢力的培植與舊勢力的重組，其實是失去民意的政黨政治恢復聲譽、積蓄能量的過程。學運分子加入黨籍可以說是從文化運動到政治運動的轉轍器，戳穿了文化運動與政黨政治表面上水火不容，事實上水乳交融的關係。
※ 本文摘編自《五四@100：文化，思想，歷史》，原篇名為〈五四：「文化」還是「武化」？〉，更多內容請參本書。
《五四@100：文化，思想，歷史》作者：王德威、宋明煒編出版社：聯經出版出版日期：2019/04/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