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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100:「文化運動」和「政治運動」間的反覆辯證

中華民國8年5月4日北京學界遊街大會,被拘留之北京高師愛國學生7日返校時攝影。 ...
中華民國8年5月4日北京學界遊街大會,被拘留之北京高師愛國學生7日返校時攝影。 圖/維基百科

五四」的合法性,我們今天看來,當然是毫無疑問的,但在1920年代初,還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五四」為什麼會發生,它的精神是什麼,從中可以得出怎樣的經驗教訓,這些都是敵友之間以及同盟內部爭執不休的話題。

「五四」的權威正是在反覆的辯難、修正中確立起來的。

「五四」價值的辯論

運動發生的即刻,就連陳獨秀這樣激進的新派人物,也未能立刻辨認出「五四」與尋常的學生風潮迥異的面目,更沒有意識到這一事件的「偉大」意義,及其背後蘊藏的社會能量。

陳獨秀的第一反應竟然是「學生鬧事!」他在給胡適通風報信時,描述了「五四」當天的混亂情形,接著說:

京中輿論頗袒護學生。但是說起官話來,總覺得聚眾打人放火,難免犯法。

梁漱溟對學生運動的表態,正面指出「五四」的不合法性。梁氏以為幾千年的專制養成了國人要麼「揚臉橫行」、要麼「低頭順受」的習慣,得勢時明明犯禁卻倚仗民意,不願接受法度的裁判,他主張學生集體自首,遵判服罪。

梁漱溟這種論調即便中理,在當時狂熱的空氣中,顯然是不合時宜的。因為「五四」的合法性並非建立在法理基礎上,要解決這一問題,只能依靠輿論的引導,盡量淡化、袚除「五四」的「非法」色彩,將突然崛起的學生群體導入平和的方向。

《晨報》發起的「五四紀念」,就含有這樣的意圖。《晨報》算是輿論界與「五四」淵源最深的,雖帶有黨派背景,還一度被譽為學生的機關報。它為「五四」舉辦一年一度的生日會,有社會儀式的意味,不是單純的黨派行為。

《晨報》作者群大致可以歸為三類:一是五四運動的主角——學生,二是社會名流,以北大教授為主,三是《晨報》所屬的研究系的頭面人物——梁啟超及圍繞在他周圍的報館主筆。紀念者的身份無疑會影響到各自對「五四」性質的界定。

五四運動時期學生燒毀日貨。 圖/維基百科
五四運動時期學生燒毀日貨。 圖/維基百科

學生內部爭執的焦點是:「五四」究竟是文化運動,還是「武化」運動?作為學生運動的骨幹分子,羅家倫認為所謂社會運動不光是群眾的表演,還要重新喚起對個人的重視,而文化運動的目的未嘗不可與思想革命的計畫合二為一,並「以思想革命為一切改造的基礎」。

羅家倫的規畫是想把「五四」後學生運動的走向納入《新青年》一派未盡的事業中。

儘管學生領袖極力要將「五四」扭到文化運動的軌道上去,仍然不能消除「無知」小民對學生「打人」的印象。當年還是學生,後來執掌《晨副》的孫伏園就聽老輩議論,說「5月4日是打人的日子,有什麼可以紀念呢?」

在他看來,「五四」以前的宣傳活動,即《新青年》同人的主張,「很有點像文化運動」,卻未能引起國人應有的注意,「直到青年不得已拔出拳頭來了,遂大家頂禮膜拜,說這是文化運動,其實這已是武化運動了。」

作為學生運動基層的活躍分子,張維周的見解更為激進,聲稱五四運動所以可貴,正在學生肯起來打人這一點上。

「五四」以前雖已有新思潮的呼聲,然只是理論上的鼓吹,對於實際的政治問題,還未見發生什麼影響。

惟有「五四」,學生「認真拔出拳頭,實行與外力及民賊宣戰」,這種舉動「比文化運動更有效果」。所以五四運動的真價值,就在不用「筆頭」,而用「拳頭」,不是「文化」而是「武化」!

北大教授關注的問題,也是整個「五四紀念」的核心議題:學生應否干預政治?

五四運動的主要倡議者胡適(中持花者)與羅家倫(右2)在1949年後皆到台灣。圖為...
五四運動的主要倡議者胡適(中持花者)與羅家倫(右2)在1949年後皆到台灣。圖為1954年2月胡適返台,知識界人士接機。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在文化史上的政治運動

1920年的紀念文章中,胡適、蔣夢麟稱「五四」為變態社會裡的非常事件,希望將街頭、廣場的學生運動收束為校園內部的學生活動。「五四」在他們眼裡也是「出軌」的運動,這裡的「軌」不是國家的法軌,而是教育者預設的思想進程。

到了第二年的「五四紀念」,胡適對學生干政的態度陡轉,借清初大儒黃宗羲之口,稱讚學生運動是「三代遺風!」《晨報》及其副刊上的「五四紀念」,雖說不是純粹的黨派行為,但也不是毫無主見的。

1920年「五四」一週歲誕辰之際,該報就在紀念增刊之外,發布了題為〈五四運動底文化的使命〉的社論,為紀念活動定下基調。主筆陳博生稱五四不是「高等流氓底政治活動」,也不是「偏狹的國家主義底愛國運動」,而是社會的運動、國際的運動,如此才配在文化史上占據一席之地。

從文化史的意義上為「五四」定位,符合《晨報》20年代初期的輿論導向。

為首屆「五四紀念」打頭陣的是研究系的精神領袖梁啟超。梁氏也承認「五四」本身不過是一場局部的政治運動,但這場政治運動以文化運動為原動力,繼而又促成了澎湃於國內的新文化運動。

今後若願保持增長「五四」之價值,宜以文化運動為主而以政治運動為輔。

以文化運動為政治運動的根基,是梁啟超1917年底淡出政界後形成的思路。他所謂的文化運動,骨子裡仍是一種泛政治的,或者說為政治重新「起信」的運動。

梁啟超承認「五四」不過是場局部政治運動,以文化為原動力,繼又促成新文化運動。 圖...
梁啟超承認「五四」不過是場局部政治運動,以文化為原動力,繼又促成新文化運動。 圖/維基百科

「五四紀念」就是不斷轉義、不斷正名的過程,以紀念的名義,給「五四」添加進新的意義,同時塗抹掉不合時宜的界說。

1920年代中期,五四運動逐漸被一般社會所淡忘,以致「篤於念舊」的《晨報》也放棄了一年一度的紀念活動。紀念的枯竭,從虛的方面講,基於社會心理的變遷;從實的方面說,與五四運動的主角——學生身分的轉變有關。

20年代前期的文化運動,包含著新勢力的培植與舊勢力的重組,其實是失去民意的政黨政治恢復聲譽、積蓄能量的過程。學運分子加入黨籍可以說是從文化運動到政治運動的轉轍器,戳穿了文化運動與政黨政治表面上水火不容,事實上水乳交融的關係。

※ 本文摘編自《五四@100:文化,思想,歷史》,原篇名為〈五四:「文化」還是「武化」?〉,更多內容請參本書。


《五四@100:文化,思想,歷史》
作者:王德威、宋明煒編
出版社:聯經出版
出版日期:2019/04/02

《五四@100:文化,思想,歷史》書封。 圖/聯經出版提供
《五四@100:文化,思想,歷史》書封。 圖/聯經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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