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天安門：那些記憶的債，要用「人性」才能償還

鳴人選書 31 May, 2019

（※ 文：林慕蓮，《重返天安門》作者）

四分之一個世紀前發生在天安門廣場上的事，到今日看來，還很重要嗎？中國最偉大的現代作家魯迅，或許可以回答這個問題。

1926年，政府也曾在天安門廣場發動了暴力鎮壓，那時的示威者抗議軍閥張作霖接受日本的要求。這場鎮壓造成47人死亡，數百人受傷。魯迅被事件觸動，他寫下：

這不是一件事的結束，是一件事的開頭。墨寫的謊言，決掩不住血寫的事實。血債必須用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負更大的利息！

在北京大屠殺事件後，成都學生帶著寫有「血債血還」字樣的床單走上街頭。流亡海外的學生領袖沈彤也對此感慨萬千。他認為中國領導層對大屠殺的態度，好比一個人正從高樓上摔下來，摔下來的過程中還一邊大喊著，「我沒事！我沒事！」直到最後一刻摔在地面上。

但是，1989年遺留下來的東西不是只有黑暗。六四之後鄧小平做出的決定，推動了成就非凡的經濟轉型和猛烈的民族主義，讓中國脫胎換骨成為一個世界強國。在短短一個世代的時間，政府大幅放鬆管制，不再管理人民的日常生活，不再分配工作，不再阻止人們結婚或旅行。

隨著收入呈現指數性的增長，每個人都變得越來越富有。經濟自由化改變了周遭的世界，人們開始轉移注意力，把精力投到購買公寓、創辦公司，汲汲營營於新世界帶來的無數新機會中。這些不僅不是因為這個國家已經告別了天安門，反而都是天安門的事後餘波。

壓制異見成了中共的首要任務

1989年發生的暴力鎮壓並非特例。在這之前還發生了1919年五四運動、1926年魯迅書寫過的「三一八慘案」、1976年哀悼周恩來逝世時爆發的抗議鎮壓，以及1986年至1987年失敗的學生運動。中國歷史宛如一種沒有始末、內外不分的莫比烏斯帶（Möbius strip），無止境地循環著自我毀滅，一代傳過一代，這都是源自於集體失憶的後遺症。

中國共產黨重寫了歷史，但它並沒有忘記自己在1989年的所作所為，也無意與之和平共處。這點從越來越多人因為紀念活動受到懲罰就可見一斑。例如成都維權人士譚作人，他因顛覆國家政權罪被判刑，或是異議分子朱虞夫，他在2012年被判七年徒刑，只因為他寫的詩中含有以下詞語：

是時候了，中國人！
廣場是大家的腳是自己的
是時候用腳去廣場做出選擇

共產黨疑神疑鬼的程度令人咋舌。這些文字甚至從未公開發表，詩人只是透過Skype傳給一個朋友，中國政府就將之視為顛覆國家政權的證據。顯然，這麼多年過去了，紀念活動始終觸動著中國共產黨的敏感神經。再加上還有些人堅持著拒絕遺忘，反而更突顯了黨的弱點。

當局相當清楚中國的農民革命總是有辦法推翻強大的王朝，而不滿的情緒眼下正在群眾之間蔓延開來。政府對動亂的恐懼經年累月不斷加劇。穩定如今已成為黨的口號、黨的執念，黨存在的理由。

因此，壓制不同意見是首要任務，迫切到讓地方政府可以毫不內疚地使用所有他們握有的工具。我在2013年春天訪問成都時，親眼目睹過一個例子。我在成都的時候，路上遇到的每一個人，無論是計程車司機、白領上班族，還是請願人士，全都在談論即將舉行的抗議活動，他們雀躍期待的神情，宛如高中生期待著他們的第一次畢業舞會。

此次示威遊行的抗議目標，是彭州一家耗資60億美元的石化工廠。該工廠距離成都18英里，由於靠近地震活躍的斷層帶，人們擔心汙染和安全問題。遊行計畫安排在2013年5月4日周六舉行，這個日期具有雙重意義，與1919年的學生運動以及反對同一家工廠的抗議「散步」五周年相呼應。

政府當局先從一些明顯的目標開始下手。首先他們找人當代罪羔羊：有一個女子在網路上發了一篇廣為流傳的文章，誤稱遊行得到政府批准。她先被拘留，而後上當地電視台公開「道歉」。接著，至少有六名維權人士被派去「強制休假」。其他人被軟禁在家中，還有更多人則是被邀請去「喝茶」——這是一種委婉說法，意思是他們受到國家安全部門的審問。印刷店如果上繳顧客影印的遊行傳單，就會得到獎勵。

接著採取更緊縮的防範措施。政府的工作人員被召集開會，在會議上被警告說，如果他們參加遊行就會被解僱。一夕之間，整個城市都在散發傳單，有的貼在公寓門廊，有的塞進門縫。傳單上的文字與之前1989年的說法如出一轍，都呼籲成都居民「堅定立場，勿信謠言，不去參加（抗議活動），防止有心人士製造動亂」。

但傳單的效果適得其反，反而讓那些未曾聽聞的人注意到了彭州工廠的事，從而引發了一場更大的不滿聲浪。上述的這些手法都還算是之前試過且有用的維穩戰術。但之後地方政府卻變本加厲，開始嘗試新方法：它決定把周末跟周間顛倒過來。

當局事前不發任何警告，就說成都這個地方下禮拜的周一跟周二放假，周六和周日上班。結果到了5月4日禮拜六，政府職員被逼著進辦公室，而學生們不情不願地到學校進行緊急考前複習。大學校園裡異常安靜。學生都被關在教室裡，整天上那些被刻意安排出來的課。還有消息稱，為確保中午沒有人離開校園，一些大學提供了午餐便當。校門口還進駐了一車又一車的警察，嚇阻任何忍不住想往外跑的學生。

然而，這些歐威爾式的預防措施還是不夠的。在原定抗議日的前一天晚上，當局突然宣布第二天有一場「抗震救災演習」。5月4日星期六，安全部隊占領了整個城市。天府廣場被完全封鎖，每隔20英尺就有警察駐守。在原定的抗議地點九眼橋，警察成雙成對地巡邏，便衣警察趾高氣昂地來回穿梭，對著他們的對講機竊竊私語，還有消防員坐在他們的車子上。在附近的一家茶館，幾十名抗暴警察全副武裝地在桌子旁打瞌睡，防彈背心上還掛著塑膠手銬。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人敢抗議。

街上的轉角處，我看到一位淚流滿面的女士被警察盤問；她無意中犯的錯，就是戴上一個廉價的白色口罩。這種口罩通常是在霧霾嚴重或者罹患感冒的時候使用的。但由於之前的抗議者曾經戴上口罩來無聲地抗議環境汙染，現在僅僅只是戴上口罩就讓她成了可疑分子。

如此一來，整個城市都變成了當局的閱兵場，讓政府顯示自己有多麼認真地阻止騷亂。如今，環境問題漸漸超過了政治訴求或土地糾紛，成為社會動盪的最大原因。像是對人體有害的空氣、幾乎不能飲用的水、食品中含有太多甚至無法追蹤的毒素，這類環境問題跨越了貧富與城鄉的界線，將中國人團結起來。

近年來，由於對汙染的憂慮，廈門、大連、寧波、昆明等城市上演了反對大型工業建設的大規模抗議活動。然而在成都，也許一九八九年那不可言說的記憶至今依然歷歷在目，政府並不允許人民用這種方式展示力量。

像天安門這樣的群眾運動，還會再發生嗎？

無論如何，殘酷無情的維穩機器實在相當有效，甚至厲害到讓我從成都回到北京家中時，開始懷疑我自己看到的一切。一個省級政府真的可以就這樣自行改變周末的時間，卻沒有人有意見嗎？這簡直就像是整個地區都往過去的極權主義開倒車。

我上網搜尋，卻無法在英語網路世界上查到什麼資料。接著我轉去找微博——中國版的推特。令我欣慰的是，我不是唯一一個人。電梯裡貼著警告傳單的照片、路旁排列著警車的鏡頭，還有數十名不滿的網友發文痛罵日常生活被搞得天翻地覆感到憤怒。

政府禁止人民在現實世界表達心中的怒火，卻導致了網路上的火山爆發。有人寫道：「你可以阻止九眼橋的遊行，但你不能阻止成都人民心中抗議的積壓！」另一個人問：「你要跟誰戰鬥？成都人嗎？」

共產黨會用最極端的方法避免動亂，即使只是殺雞都願意用上牛刀。但這些手段會逐漸讓人民離心離德。政府報復抗議者會讓社會變得更不穩定。例如，以兒子被成都警方打死的唐德英來說，這些策略並沒有效，反而只會讓更多人想破壞穩定，或是讓人設法從中獲益，例如那些花錢被請來監視她的「流氓」。在當下，這種方法好像讓共產黨得到了更多時間，但往遠想幾步，就知道只是時候未到而已。

未來像天安門這樣的群眾運動還可能再次發生嗎？有可能。

貪婪的土地徵用、隨處可見的官員腐敗以及令人窒息的環境問題，正逼得老百姓走投無路，覺得自己快活不下去了。但是只要各地方的問題沒有串聯起來，大規模運動的可能性就還不高。然而，地圖上的這些小點在規模和頻率上都在擴大，而同時中國邊疆地區的不穩定——鮑彤指的「小天安門」——也正加快步伐，因為在維穩的要求以及民族主義的雙重壓迫下，少數民族不得不鋌而走險反抗政府。

在2013年的一起事件中，一群藏人因拒絕在自家懸掛中國國旗而爆發衝突，4人被槍殺，50人受傷。2013年又一個動盪加劇的跡象是，當局指責維吾爾族分裂分子對天安門廣場發動「恐怖攻擊」。一輛吉普車在天安門廣場靠近懸掛著毛主席畫像的地方起火，5人死亡。外國媒體報導稱，當時國家領導人就在附近。

為了防患未然，政府當局在全國各地安裝了大約2千萬到3千萬台閉路攝影機，建立了一個暱稱「天網」的全國性監控系統。國家可能已經不再對人民的生活發號司令，但卻提高了對本國公民的監控能力。中國政府的恐懼在預算上一覽無遺：內部維穩已經變得比國防更重要，共產黨眼裡的主要威脅已經不再是外國人，而是中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