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座城市都是孩子的遊樂場——「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的親職教養術
（※ 文：李玉華，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成員）
親職教養術，在這一個中產階級對「教養」極度焦慮的年代，正在百花齊放、萬家爭鳴。教養術光譜上，我們常見到「直昇機親職」、「虎媽」、「除草機親職」、「外包親職」、「野放親職」或「樹懶媽」等名詞，針對教養的主力——母職——在各種層面研究探討。
而各類專家、學者、網紅及素人，也常對於母職個體提出各種教養術，為的就是要親職照護者能夠適切關注一個國家的珍貴資產——兒童。然而，對我們這些20至40歲區間的年輕媽媽族群來說，每每話語最後都會落在「媽媽這一個體」應該怎麼操作，孩子才會被媽媽教好；「媽媽這一個體」該怎麼操作，孩子才不會被媽媽教壞。
台灣都會化環境下的親職教養術
顯然，大家都忘記了，當全球各地為了更好的下一代，將「兒童友善城市」當作國家政策、把「兒童遊戲」當作治理方針時，台灣仍缺乏策略與結構，讓親職照護者能夠糧食、彈藥充足且無後顧之憂地教養小孩。於是，一位媽媽接著另一位，被逼著站了出來，在托育政策、在多元性平、在弱勢扶助，當然還有在友善空間等面向，提出基礎訴求。
當電視劇《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的熱潮，再次掀起媽媽個體的焦慮時，筆者希望藉著這一篇章呼喊：「的確，你的孩子，不只是你一位媽媽的孩子，而是整個社區鄰里要共養、整個國家社會要負責的孩子」。一位媽媽的心力、知能和資源有限，如何才是最不非難單獨一個媽媽個體，且適合每一位親職照護者的親職教養術？怎麼幫親職與兒童「以遊戲為改造路徑」去「撐空間」，獲得喘息？
特公盟的我們，望向帶著孩子日常走跳的公共空間，發現有時候硬體空間改造了，隨附的韌體（如營造親子友善氛圍的機制）和形塑空間的軟體（如對兒童遊戲主體的尊重），也需要跟著硬體空間而挪動位移。但是，什麼是符合親子使用者基礎需求的硬體空間？回想我們自身，因共學團體群聚及遊戲的關係，日常聚集在城市裡的唯一戶外綠地——公園及其附設兒童遊戲場——就是體感感受最深刻的公共空間。
誰組成「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
特公盟，是一個結構鬆散但行事機動的團體，發起人林亞玫常自嘲大家是一組「雜牌軍」人馬，只要是公園改造範疇內任何該做的事，就會有自發自學的成員主動跳坑和補位將其完成。但是，這樣的一群人，是怎麼聚集，並在三年之內，促成台灣許多兒童公共遊戲空間的改變呢？
這就要從2015年10月28日這一天說起。當時，開始發起這個運動的成員，是一位經常帶著三歲多孩子參加共學活動，並到台北市幾個公園玩耍的全職媽媽，也就是發起者本人。她發現一處原住民公園的磨石子溜滑梯被拆除了，一開始感受到好像有點生氣，但還沒有那麼在意，或許對自己的衝擊，還沒有那麼直接。
沒有想到「今天這樣搞他家，明天就會拆我家」，後來工程圍欄框住的，變成是她家附近的青年公園，而拆掉的是孩子最愛玩的太空堡壘磨石子滑梯，和一座瑞典原裝進口的高塔滑梯，她發自內心憤怒想著：「政府為什麼不能聆聽真正使用者的聲音？我不要被動接受，我要主動地去爭取。」看著施工告示牌上寫著「為了創造更舒適的遊憩空間，懇請您給予支持。如果您有建議，請致電：台北市民當家熱線1999」，她拿起電話反映心聲，但那一天台北市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的回答，卻僅是：「依法行事。不符合國家標準CNS，為了小孩的安全，所以拆了。」
因此，她開設了「還我特色公園」臉書社團，從推動兒童人權的共學社群開始，一位又一位，積極加入來自全台各地、各行各業的成員，同時也發起網路串聯連署，收集到一共3,000多名關注這個議題的簽具，「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於是儼然成形。
接著，這一群每天都會帶著孩子到公園活動的上百位媽媽、爸爸和孩子，因為社群網絡一呼百諾而聚集，有公關行銷背景並負責媒體和政策網絡的幾位成員，促成了2015年11月28日在台北市政府前的陳情記者會，告訴媒體、群眾以及政府相關單位：「兒童的遊戲，是他們的生存權，他們有權利為自己的遊戲空間表達意見。眾人要求台北市政府停止拆除磨石子溜滑梯、不再裝設『罐頭遊具』，甚至要讓『整個城市都是孩子的遊戲場』，台北市才能成為真正的兒童友善城市。」
雖然有個響亮的名稱，「特公盟」卻仍以一個結構鬆散但行事機動的模式在運作。台北市政府自此開始，召開與公園及其附設兒童遊戲場相關會議，便會邀請這一群成員出席，以兒童代言人和親職身分，帶著自己和盟友的孩子，行使《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的「兒童參與（表意）權」（Right to Participation）和第31條的「兒童遊戲權」（Right to Play）。
讓全世界的遊戲倡議網絡來當智庫
驚悚的是，當我們越是帶著大家一起看到不同國家對孩子遊戲的重視，越是驚覺台灣對於兒童與親職的忽視。少子化的現象，加上敬陪末座的新生兒出生率，並沒有讓政府因此在公共、非營利等多元托育或基設政策上茅塞頓開，也沒有因而把兒童遊戲政策，當作是可以從城市層級拉抬至國家層級的一劑維生素。
《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在國內的施行仍然只是表面文章，公共遊戲空間法令及管理辦法過時無效，教育部、衛福部和內政部對於兒童遊戲的責管，仍維持「民不動、我不動」。當芬蘭把「社區育樂公園」（Leikki-puisto）作為公共托育一環的消息傳來，特公盟更堅信將「遊戲空間當作親職教養術」，會是台灣親職能夠自助自救的方法之一。當國家沒有把「養孩子」這一件事當做份內之事，特公盟的成員就要把「大家的孩子大家一起養」這一件事，當作是「全世界的專家都可以幫台灣親職」的一件事。
2016年，在一場民間研討會上遇見蓋出「共融同玩：瑪格麗特．梅喜家庭遊戲場」的景觀設計總顧問漢米爾頓（Catherine Hamilton），他的作品透過孩子的歡笑，在紐西蘭基督城震災後，把人民對這一座城市的信心給找回來，讓城市因而復甦。特公盟成員便向他討教怎麼設計出這麼成功的遊戲場？他的回答言猶在耳：「孩子才是公園的主體，要傾聽孩子的聲音。」而要怎麼傾聽孩子？當我們得知日本著名社區設計師山崎亮將到訪台灣，我們便追到機場向他本人求教。他提點了我們「遊戲孩子王」（Play Leader）以及「地方創生」這兩個核心概念。
接下來兩年，曾前前後後給我們倡議兼實踐充沛靈感的，還包括美國的共融遊戲空間學者、澳洲的自然遊戲空間設計師、荷蘭的景觀建築講師、德國的冒險遊戲機構Kolle37、日本的遊戲倡議團體Tokyo Play、新加坡的兒童福祉團體Chapter Zero、英國的Arup城市規劃顧問、兒童權利學者、遊戲政策制定作者以及英國街道遊戲Playing Out發起人。最後這位發起人還因為我們的積極串聯而接受訪問，登上美國CityLab專題和英國BBC廣播節目。
2016年，幾位核心成員和「眼底城事」規劃專業人士，在等待政府部門緩慢改革、廠商和設計師在各個公園遊戲設計案練習同時，抱著「自己的公園自己蓋」的信念，申請了信義房屋「社區一家」計畫獲得獎助金，在同安街一處公園嘗試執行一年專案，帶著自己孩子，在地參與及空間手作，最後獲得了一個珍稀觀點：孩子的遊戲，不一定要從遊具產生，他們可以透過與空間產生關係，來發明玩的方法。所以，同安街這個公園，反而有在地意見表示：「不要溜滑梯或沙坑，我們要社交性的遊戲空間」。
在2017和2018這兩年之中，特公盟獲台北市公園路燈處支持，和設計公司一起實驗「以兒童為主體」的中央藝文遊戲工作坊和青年公園挑戰遊戲工作坊。希望兒童遊戲及兒童參與的倡議，不是淪為標語口號，而是在遊戲過程中將「遊戲孩子王」這個國外執行多年的概念實際演練，並將所需特質、需注意的細節以及工作項目清楚紀錄下來，看見孩子遊戲的本質是什麼，瞭解兒童如何遊戲，並透過觀察兒童自由遊戲的行為換位思考、同理、紀錄並轉譯，運用設計思維（Design Thinking），最後萃取出需求來履踐實作，替未來越來越多的兒童參與式工作坊，給出示範案例以資參照。
「賦權」兒童則是另一個重點，因為孩子未來終究會長大，會從小公民變大公民，會去關心自己生長的土地，這一個細微深植在孩子心房的種籽，才是兒童參與工作坊的長遠目標，培養小小公民，覺知對自己生活環境的權利，未來變成自由自在表達自己意見的大大公民。
※ 本文摘自《反造再起：城市共生ING》第12章，原標題「還我特色公園行動聯盟：在城市肌理中植入遊戲種籽」，更多內容請參本書。
《反造再起：城市共生ING》作者：侯志仁，朱冠蓁，羅秀華，蘇睿弼，許瀞文等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19/05/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