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通向災難之路（下）：亞洲脊梁動盪的前奏曲
▍上篇：
隨著美國將武器賣給伊朗的行為被人們看作是為贖回美國人質的直接交易，這樣的作為並不能消除正在華盛頓發生的巨大爭吵。當總統親自批准將那些能給伊朗——康特拉方案提供證據的文件銷毀後，事情就變得更糟糕了。雷根在面對一個調查此案的委員會的質詢時聲稱，他的記憶不足以讓他回想起他是否批准了向伊朗出售武器。
在1987年3月，他發表了另一次電視演說，這一次是表達他對「在我不知情的情形下做出的行動」的憤慨——這是對事實不負責任的狡辯，雷根本人後來也表示，「幾個月前，我告訴美國人民我不會為了人質來做軍火交易。我的內心和良知仍然告訴我這是真的，但是實情和證據卻給出了相反答案。」
這些令人臉紅的揭露給雷根政府帶來了深刻的影響，一系列的高級官員後來都遭到了串謀提供偽證到隱藏證據等指控。這些人包括國務卿溫伯格；國家安全顧問麥克法蘭（Robert McFarlane）和繼任他的約翰・波因代克斯特（John Poindexter）；國防部長助理艾略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和一系列的高級中情局官員，其中包括中情局行動處主管克萊爾・喬治（Clair George）。這份顯赫的名單顯示出了美國為了確保在世界心臟地帶的地位已經做出了多深入的準備。
而且這些指控在事實上只是裝裝樣子罷了：所有的重要人物後來都得到了老布希（George H. W. Bush）總統的總統特赦，或是在1992年的聖誕前夜翻轉了定罪決定。法庭文件上是這樣寫的——「他們共同的動機，無論是對還是錯，都是出於愛國主義」。總統接著說道，他們的個人財產、事業和家庭所受到的影響，「與他們任何判斷上的失誤和錯誤相比都是不相稱的」。
在被赦免的人中，有些人受到的從做偽證到對國會隱瞞信息的指控已經被定罪了，而且對溫伯格的審訊將在兩週後開始。這是一個司法有彈性的經典案例，是以結果來證明手段的正當。其衍生的影響遠遠超過了華盛頓環城公路（Washington Beltway）的範圍。
「不要信任美國人」
當美國和伊朗交易的新聞曝光，薩達姆・海珊感到怒不可遏——伊拉克本還相信華盛頓是支持自己來反對這個鄰國和死敵呢。在1986年11月雷根的第一次電視演說之後，薩達姆立即召開了一系列的會議來討論美國總統的發言，薩塔姆痛斥軍火交易是可恥的「背後捅刀子」，美國的行為拉低了「惡劣不道德行為」的新底線。美國決定要「伊拉克人流更多的血」，他總結道，其他人也贊同被曝光的部分只是冰山的一角。
一個重要人物在幾個星期後評論說，美國將繼續搞密謀來反對伊拉克；這是典型的帝國主義勢力，副總理塔里克・阿齊茲（Tariq Aziz）也表示贊同。憤慨和受背叛的感覺是如此強烈。「不要信任美國人——美國人是騙子——不要信任美國人」，在20多年後從巴格達找到的一捲錄音帶中仍然能聽到這樣的懇求。
伊朗門事件讓華盛頓忙得不可開交，但也在1980年代中期伊拉克的受困心理形成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出於對美國的失望，薩達姆・海珊和他的官員們現在覺得密謀無處不在。伊拉克領導人開始談論關於第五縱隊的話題，並且聲稱一旦發現，就要割斷他們的喉嚨；那些為了自己的利益和伊朗及美國關係太親密的阿拉伯國家也開始受到高度懷疑。正如後來的一份高階美國情報中總結的，在伊朗門事件後，薩達姆開始確信「華盛頓不值得被信任，而且他們還想要抓到他本人」。
對於美國願意兩頭壓寶、耍兩面派的信念很難說是沒有事實根據。美國曾要跟沙王做朋友；現在他們正試著和霍梅尼建立聯繫。大量的軍事和經濟援助提供給阿富汗的一群令人討厭的人物，只是建立在美國和蘇聯長期對立的基礎之上。薩達姆本人曾在符合美國政策時得到援助——但是當他不再符合政策需要的時候就被犧牲掉了。美國利益優先的政策本身並沒有問題；問題在於帝國主義風格的外交政策需要更精細的手法——以及更深思熟慮地對長期後果加以考量。
在每次的案例中，在20世紀末對絲綢之路各國加以控制的爭奪中，美國都是只根據眼前的情形在做交易，解決今天的問題而不顧明天的——在一些案例中，這樣的做法給未來造成了更麻煩的問題。將蘇聯驅逐出阿富汗的目標完成了；但是很少有人考慮過接下來將會發生什麼。
另一個陷阱？
美國創造出來的殘酷的世界現實，可以在80年代末和1990年的事情上明顯地顯現出來。在伊朗門事件的災難後，尷尬的美國官員竭盡所能地如國防部長所說的「重建和阿拉伯國家的信任」。在伊拉克的例子中，這意味著做出大量的信貸措施以促進貿易關係建立，並且放鬆對軍民兩用和其他類型的高科技出口品的限制，給伊拉克千瘡百孔的農業部門提供資金。
所有的這些作為都是為了能重建薩達姆對美國的信任。事實上，巴格達方面對此的看法則大相徑庭：儘管伊拉克領導人接受了美國提出的交易，但是他認為這只是另一個陷阱的一部分——也許是軍事進攻的前奏曲，也許是企圖向已經出現麻煩的兩伊戰爭時的貸款施壓。
美國駐巴格達大使宣布：
伊拉克人十分確信美國……正在把目標對準伊拉克。他們無時無刻不在抱怨這件事……我認為這是薩達姆・海珊真心相信的事情。
在1989年底，有小道消息正在伊拉克領導層中傳開，說美國正在謀劃一場針對薩達姆・海珊的政變。塔里克・阿齊茲告訴美國國務卿詹姆士・貝克（James Baker），毫不掩飾地說伊拉克掌握了美國陰謀推翻薩達姆的證據。這種受困心態已經演變成了急性妄想症，不管美國採取什麼方式都十分可能被曲解。
伊拉克的遲疑並不難以理解——尤其是當華盛頓方面許諾的貸款保證在1990年7月被突然取消了，因為白宮給巴格達方面提供財政援助的企圖遭到了國會否決。更雪上加霜的是，除了撤回7億美元的援助之外，伊拉克還遭到了過去使用毒氣的懲罰性制裁。在薩達姆的觀點來看，這是歷史重演的例子：美國人說一套做一套——並且總是在背地裡搞鬼。
小結
到這時候為止，伊拉克的軍隊已經開始在南部邊境集結了。美國駐巴格達大使艾普若・戈雷斯比（April Glaspie）在1990年7月25日面見薩達姆・海珊時說，「通常來說，這跟我們沒有關係」。
在一份20世紀末最令人咒罵的文件中，這份遭到洩漏的美國大使在面對伊拉克領導人時的對話紀錄顯示，她告訴薩達姆她「得到了布希總統的直接指示，要改善我們和伊拉克的關係」，並提出了對薩達姆「為重建國家做出的傑出努力」的讚美。然而，戈雷斯比告訴這位伊拉克領導人，「我們知道你需要資金。」
按照一份後來公開的備忘錄中的記載，「在整個見面過程中配合、合理甚至熱情洋溢的」薩達姆承認，伊拉克正在經歷一段困難時期。少量的天然氣開採、長時間無法解決的邊界爭議，和低落的石油價格，都給經濟造成了麻煩，薩達姆說道——而且還有兩伊戰爭中高築起來的債台。解決關於和科威特長期存在爭議的阿拉伯河水域的控制問題，可以擺平當前的一些爭端。「美國人對此怎麼看？」薩達姆問道。
「我們對阿拉伯人之間的衝突沒有看法，例如你們和科威特之間的爭議，」大使回答。她還繼續澄清了自己的意思：「國務卿貝克已經讓我強調，最初是在60年代美國已經對伊拉克表示過，科威特問題和美國無關。」薩達姆要求美國開放綠燈，現在他已經如願以償了。在一個星期後，他入侵了科威特。
這件事的後果被證明是災難性的。在此後的30年中，全球事物被亞洲脊梁地帶的各個國家裡發生的事情占據著。對這些國家加以控制和影響的角力帶來了戰爭、暴動和跨國恐怖主義——然而也帶來了機遇和繁榮，不僅是在伊朗、伊拉克和阿富汗，對於跨越黑海一直向東延伸的各國都是如此：從敘利亞到烏克蘭，從哈薩克到吉爾吉斯，從土庫曼到亞塞拜然，從俄羅斯到中國，世界的故事總是在這些國家身上上演。但是自從入侵科威特以來，每件事都和新絲路的出現有關。
※ 本文摘自《絲綢之路：從波斯帝國到當代國際情勢，橫跨兩千五百年人類文明的新世界史》第24章〈通向災難之路〉，更多內容請參本書。
《絲綢之路》作者：彼德．梵科潘（Peter Frankopan）譯者：苑默文出版社：聯經出版出版日期：2020/0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