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涵榆／無知、盲從與冷漠之外，如何面對「監控資本主義」時代？

鳴人選書 13 Aug, 2020

谷歌原先的功能應該是組織資訊與知識，但現在已演化成一頭怪獸，控制了所有資訊的取得。圖／路透社

（※ 文：黃涵榆，臺灣師範大學英語學系教授）

手機或筆記電腦內建的記事本或日曆排定了活動讓鬧鐘在枕邊響起，智慧型溫度偵測器察覺到你在臥室的動作，啟動了你所需的電器用品，你在屋內所做的任何動作，都被轉化成資訊傳送到某個中央資料庫。

這一切不再是科幻小說虛構的情節，而是喬治亞理工學院電腦科學家和工程師在21世紀第一年合作推動的「智慧居家」（Aware Home，或可譯為「聰明家」）計畫，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大部頭的《監控資本主義時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就從這一項研發計畫開始，思辯數位化帶來的是「異地還是故里」。

「智慧居家」所使用的偵測器不只可以安裝在室內，也可以由使用者隨身攜帶，讓晨跑、通勤、發簡訊、文件傳輸、購物、網路搜尋等日常活動都可以被記錄、處理、傳輸，甚至成為有利可圖的商品。如同掃地機器人Roomba在工作的時候，同時也能夠描繪家中的樓層配置，把資料轉售給其他企業。

這不僅徹底翻轉「居家」的意義，也意謂著使用者無時不刻不在偵測器和攝影機的監控之中，如同楚門的世界。問題是，我們對於類似的「智慧型」生活環境是該滿心期待、保持警覺或無所謂呢？

掃地機器人不僅徹底翻轉「居家」的意義，也意謂著使用者無時不刻不在偵測器和攝影機的監控之中。圖／路透社

可以賣錢的「行為剩餘」

「有事問谷歌大神」似乎已成網路使用者的金科玉律。谷歌原先的功能應該是組織資訊與知識，但現在已演化成一頭怪獸，控制了所有資訊的取得，並且能夠進一步利用我們搜尋的資料，開採出祖博夫所說的「行為剩餘」（behavioral surplus）。

使用者透過谷歌搜尋引擎學習，谷歌搜尋引擎也從使用者學習。越多人搜尋就提供搜尋引擎越多的學習機會計算、排比、預測甚至制約將來的搜尋。谷歌利用行為剩餘這個新發現發展出優越的運算能力，機器會不斷成長，持續擴大將搜尋指令轉化為廣告預測分析所需的數據，大幅提高預測廣告特定對象的的精準度，透過使用者點擊率乘以每次點擊之價格，將較佳的搜尋位置提供給能出較高籌碼的廣告商。

簡單來說，行為剩餘已經成為資本累積與收益成長的不二法門。在祖博夫對谷歌的分析下，我們使用的每一個文字、我們的每個想法和行為都被吸納到資訊系統。她尖銳地指出：

谷歌的發明開創一種全新能力，這種能力能推導、演繹出個體或團體的思維、感受、意圖和興趣。
——《監控資本主義時代》頁134

這種能力可以精準預測或製造消費者的需求，塑造、引導和控制他們的日常生活，帶來豐厚的市場交換價值。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剝削概念，似乎已無法完全解釋這種狀況——畢竟使用者並不是谷歌和相關企業雇用的勞工，他們已成為這些企業獲利所需的原物料。

從資本主義到「監控資本主義」

事實上，祖博夫早在1988年出版的In 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就已經開始關注公司內部的通訊工具具有管理與控制的功能，也會產生侵犯隱私的效應，員工更暴露在無時不在的考核和連帶的懲罰壓力之中。

但是，她與麥可斯民（James Maxmin）在2002年合著的The Support Economy: Why Corporations Are Failing Individuals and the Next Episode of Capitalism，則主張數位科技具有民主化的潛能，能讓管理式資本主義（managerial capitalism）轉型為分散式資本主義（distributed capitalism）。

到了《監控資本主義時代》，祖博夫似乎已相當確定，資本主義已然變形為「監控資本主義」，一頭更為隱形、自我提升的能力更強的怪獸。它持續以生產力、利益最大化等做為運動邏輯，寄生在市場資本主義之中，又偏離市場資本主義。

這頭怪獸不再棲息在虛擬世界，而是走進了實體世界，控制了我們的社會世界。它變得更為貪婪，對於人與資訊的控制更不知節制，不再理會互惠原則。它表面上打造一種集體的社會願景，實質上卻是徹底的冷漠，祖博夫稱這種冷漠為「基進冷漠」（radical indifference）。如祖博夫所言：

基進冷漠的原則是，管線裡裝的是什麼不重要，只要載滿物資、保持運作就好。
——《監控資本主義時代》頁798頁

這給了假新聞和不實廣告滋生的機會，讓網路世界的資訊品質持續敗壞。許多臉書用戶應該都碰過自己的貼文莫名其妙被檢舉違反社群使用守則，甚至再平凡無奇的大頭貼都被檢舉為色情圖片遭到下架，向臉書管理單位反應卻不見得有效。

「我們的無知是他們的福氣」

幾個月前因為武漢肺炎疫情的衝擊，包括台灣在內的許多國家都以視訊上課取代實體課程。當Zoom視訊軟體傳出資安問題，也就是大量的個人資料會傳輸到中國官方，我們聽到臺灣社會出現一種聲音，覺得不需要擔心個資外洩的問題，因為沒什麼特別的東西好擔心外洩。

祖博夫在《監控資本主義時代》紀錄片裡也提到類似的反應，網民們一樣覺得沒什麼好隱藏，甚至不在乎谷歌和其他企業拿走什麼個資，他們甚至還表示喜歡那些針對個人需求的廣告。

祖博夫銳利地指出，諸如此類的反應都顯示，人們對於監控資本主義到底做了什麼有很深的錯誤認知，那些科技鉅子甚至比我們自己更瞭解我們。西方諺語「無知是福」（ignorance is a blessing）已不適用，當前情況比較像是「我們的無知是他們的福氣」。

祖博夫在書中從不同角度，深入探討監控資本主義隱晦陰險的特質，使得我們很難思考和看清它的運作機制和對我們的控制，而我們的無知、盲從和冷漠正是整個科技體制運作的核心策略，但她相信會有越來越多人對於監控資本主義帶來的疏離和缺乏信任的社會世界感到不安，企圖尋求出口。

中國的「機器控制主義」

誰知道？誰決定？誰決定誰決定？這些是貫穿《監控資本主義時代》的核心問題，我們可以從中思考監控資本主義不同以往的權力形態和帶給民主體制的危機。祖博夫稱監控資本主義的權力型態為「機器控制主義」，具有反民主的本質，徹底拔除了支撐現代民主的自律、自由意志與契約等原則。這樣一種權力型態下的社會關係自然也不是建立在公平交易的基礎上。

至此，我們很容易聯想到歐威爾《一九八四》裡的老大哥，但是在監控資本主義時代裡，老大哥變形成無所不在的數位裝置的幕後操控者，也就是「大他者」（the Other），它能夠將主體的內在和外在切割開來，將經驗轉化成可估算、可觀察的行為，但對那些行為保持漠然，也就是上述的「基進冷漠」。這個大他者不像傳統的極權主義製造死亡恐怖，容易使我們低估其影響，包括對自由的限制、對行為的制約、否定自主和自我理解、降低人們對公共權威的信任和溝通理性——簡單來說，從內部腐化民主體制。

《監控資本主義時代》在這樣的理路下談到「中國症候群」（the China Syndrome）（見第十三章）再自然不過。根據祖博夫的觀察，中國政府設置「社會信用體系」的主要目的，是將中國社會轉化成一個自動化裝置，預先消除不穩定性，強迫人民只能執行國家設定的行為，強化社會控制。

例如，一些像是「西藏獨立」、「天安門事件」等敏感的搜尋關鍵字（近日當然也會多了「武漢病毒」、「香港反送中抗爭」等）都被下架。這個信用體系會製造各式各樣的排比和清冊，紀錄不佳的人將被剝奪旅行、小孩就學、工作職位升遷等各方面的權利。

祖博夫認為中國的案例是機器控制主義的完美示範，不是一般人常說的「數位極權主義」，更不是《一九八四》的極權主義。祖博夫在中國個案的分析似乎忽略了中心化的黨國體制、類似勞改營等無所不在的國家機器暴力。同樣值得關注的是極權主義政權的演化，如何像中國政府那樣利用機器控制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