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宗弘／萬物有價，誰說的算？邁向「後疫情時代」的價值爭論

鳴人選書 05 Jan, 2021

（※ 文：林宗弘，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

人類如何決定什麼事物有價值？價值與價格相等嗎？從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著作開始，這就是政治經濟學上產生理論分裂的重大議題。

亞當．斯密本人的兩本主要著作《道德情操論》（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與《國富論》（The Wealth of Nations），提到經濟活動的兩種動機，前者關懷道德與價值，後者則認為市場供需與價格這隻「看不見的手」會調和個體利益與集體利益。然而許多學者曾經指出，亞當．斯密的著作裡並未解決兩者之間的潛在矛盾，後來的經濟學界太過強調市場的效益。

反思經濟學核心議題的重要著作

關於價值與價格的歷史，最近瑪里亞娜．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著，2018年英語初版的《萬物的價值：經濟體系的革命時代，重新定義市場、價值、生產者與獲利者》（The Value of Everything: Making and Taking in the Global Economy）一書的中譯本由時報出版引進台灣。

這是反思經濟學核心議題的重要著作，作者因此獲得2020年的馮．諾依曼獎（John von Neumann Award）與2018年的李昂鐵夫經濟學獎（Leontief Prize）這兩個提供給經濟學新星的大獎。此書內容深具啟發性，值得推薦給對經濟學，乃至於對廣義社會科學有興趣的讀者參考。

瑪里亞娜．馬祖卡托是倫敦大學學院經濟學教授，也是倫敦大學創新與公共目的研究所主任，並服務於蘇格蘭和南非政府所屬的經濟顧問委員會。書寫之外，瑪里亞娜．馬祖卡托是很有魅力的講者，具備公共知識份子的影響力。

《萬物的價值》一書的靈感，起源於作者的另一著作《創業型國家：解構公私部門對立的迷思》（The Entrepreneurial State: Debunking Public vs. Private Sector Myths，繁體中文版即將上市）。該書認為現代經濟學者過度高估廠商、低估國家在公共財與科技創新投資的影響力。在寫作前書的過程中，作者意識到她必須處理經濟學歷史上影響更為深遠的價值與價格問題，以釐清為何公共投資的價值被低估。

政治經濟學的典範轉移

當我們專注於許多當前的政治經濟爭論，例如兩岸服務業貿易協議、美中貿易戰等議題時，往往沒意識到自己重複了過去歷史上的價值討論。《萬物的價值》一書認為，古典政治經濟學裡一直存在著價值起源，與「生產力活動」（價值創造）及「非生產力活動」（價值萃取）的分類。

例如，在16世紀到18世紀的經濟學史上，經歷過「重商主義」、「重農主義」的爭執。前者強調多貿易多出口；後者則認為本土產業特別是農業才是價值的起源，商業貿易只是買空賣空，並不會增加些什麼。李嘉圖與馬克思則認為價值來自於工業勞動，後者因此認為，資本家（以及地主或金融業）所從事的，就是剩餘價值的萃取。

19世紀末開始的邊際效用學派造成學科典範移轉，擺脫了前述的價值起源與二分法所帶來的爭論。邊際效用學派認為人們的主觀效用在交易中決定了市場供需與均衡，凡是有價格的就是合理的，市場從此也可以擺脫「非生產性活動」或價值萃取與勞工運動的批判（見本書第二章）。

在1914年以前，大英帝國霸權維持下的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提供了邊際效用學派樂觀發展的歷史背景。然而，慘烈的世界大戰、俄羅斯共產革命與戰間期的經濟大恐慌，對古典自由主義與邊際效用學派帶來衝擊。

在蕭條與失業的政治動盪下，歐美工業國家擺脫了金本位、提高關稅壁壘，打造出今日的中央銀行雛型、開創國民會計帳（見本書第三章）、強化金融管制與反壟斷措施、擴大公部門財政支出與戰爭準備、建立勞資協商制度，構成了20世紀中葉的戰爭與福利國家。

而戰後的布列敦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內涵包括美元本位的國際金融制度，以及提供金融與貿易結算的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與提供發展貸款的世界銀行（World Bank，WB）兩大機構，經濟學主流思想也轉換成凱恩斯主義。

被高估的私企，與被低估的公共投資

不過，本書的重點倒不在於此前，而是在1970年代開始的新古典經濟學所造成的邊際效用理論回朝。1973年智利軍事政變，推翻左派政權，請來芝加哥學派進行經濟自由化改革，同年美元放棄金本位使得布列敦森林體系瓦解。

1970年代末期之後，在英國保守黨執政與美國雷根政府影響下，全球學界走向所謂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即小政府、大市場與民營化等經濟政策方向。

隨後冷戰結束與計畫經濟體制的失敗，迎來建立歐盟、貿易全球化與金融化的制度變革，本書的第四章到第六章介紹了這段期間金融中介機構的發展、股東中心主義影響公司的利潤分配、以及矽谷等地創投基金的出現，認為這些行業打著知識經濟或金融創新的名號，實際上做的卻可能是價值萃取的勾當。

本書的第七章與第八章指出，其實網際網路的發展，矽谷的新創知名品牌如微軟、蘋果，甚至最近特斯拉等廠商，其投資與研發的早期過程裡，全都接受過政府部門的資助，或是公家協助採購與推廣活動等。然而這些企業家很少吃果子拜樹頭，反而把創新的價值源頭，說成來自他們自己的天才，很多廠商成功之後就把資產移到免稅天堂、回頭罵政府無能。

顯然，新創活動非常需要依賴公共投資，市場卻高估了企業家的價格，低估了公部門外溢的價值。最後，作者建議重返古典經濟學對生產性與非生產性活動的分析，期待《萬物的價值》一書可以引起公民社會參與、反思價值的公共討論。

小結

雖然讀後意猶未竟，瑪里亞娜．馬祖卡托的觀點與筆者類似。在《崩世代：財團化、貧窮化與少子女化的危機》一書中，筆者與洪敬舒、李健鴻、王兆慶、張烽益等共同作者批評了全球化影響下兩岸貿易擴張與本土財團化的趨勢，認為政府應該扭轉新自由主義的小政府傾向，投資於科技創新，以協助托育、養老等社會福利制度，建構「創新福利國家」。

此次COVID-19疫情衝擊之下，國家實施邊境防疫管制、禁止口罩出口、「口罩國家隊」或是全民健保的資料使用，建立了公私部門合作的經典案例，在疫情暫緩之後，人們將更重視國家公共服務保護生命與健康的價值，本書的反思或許會更合時宜。

※ 本文為《萬物的價值：經濟體系的革命時代，重新定義市場、價值、生產者與獲利者》書評，原標題為〈邁向後疫情時代的價值爭論：從《萬物的價值》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