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你的錢會愈欠愈多？金融業這隻「巨獸」的誕生
若是英國的金融體系可以按照計畫，在脫歐後的世界裡發光發熱，那其產業規模就不會是GDP的十倍而已，屆時的金融業會在四分之一個世紀裡茁壯為英國GDP的十五到二十倍。
——英國央行總裁馬克．卡尼（Mark Carney），2017年8月3日年八月三日
家中的負債
自1970年代以降，財富與所得上的貧富差距就深刻地形塑了金融業的發展。同時金融業的成長也反過來讓貧富差距加速擴大，其中一項原因是金融業者的影響力與遊說能力變強，它們最愛的就是減稅、減少社福開支，並促進金融市場的波動性方便買低賣高者累積財富。
隨著去監管化的開展，家家戶戶能夠取得的融資增加，也成了銀行獲利大增的主因。商業銀行從車貸、房貸、度假貸款等林林總總的直接（消費性）貸款與信用卡帳單中獲利，而投資銀行想賺錢則會把商業銀行的「產品」證券化，然後把這些它們親手「製造」出來的衍生性商品拿來買賣。
手握立法權的國會議員，或許任由金融中介者「自律」，也可能考量到相關產品設計實在太過艱澀難懂而只施予起碼的監管力度。按邊際主義者的看法，市場被視為具備「效率」——因為健康的競爭自會阻絕金融中介者從事魯莽的行為。
實際上，原本保守的銀行開始用信貸額度轟炸消費者，就此帶著人類進入誘人的信用卡促銷傳單每天掉進數百萬戶信箱的時代，家計單位的借貸一飛衝天且一去不返。放大到整個金融業來看，房貸授信受控管的放鬆，造就了銀行獲利的另一處來源，也擴大了家計部門借貸的規模。
相對於1970年代時，房貸在英國是有額度限制的，到了2000年代初期，購屋者已經可以全額貸款，甚至還有超貸者。到了2016年，英國累計家計單位借貸總額已經來到1.5兆英鎊——約為英國國民產出的83%，也相當於英國平均每名成年人負債達到將近三萬英鎊——遠高於他們的平均年所得。
政府亦樂見銀行把房貸提供給低收入者，它們相信這些債權很快就會被「證券化」，然後轉售給其他的投資人。在政府的眼裡，證券化讓銀行借錢給低所得者不像是魯莽的賭注，反而成了一種社會制度的創新。這麼做不僅讓擁有房產的人變多，讓「由屋主構成的民主社會」壯大，而且還可以讓原本就不缺錢的投資者階層賺到更多的所得流入。金融業成長與相關高階採購所帶動的稅收增加，甚至還推動美國與英國的政府預算，在21世紀之交產生了難得一見的盈餘。
金融業的凶險之處
放寬信用的供應管制來維繫消費動能，本身未必是一件壞事。但這當中確實有其凶險之處。
首先第一點得談到貸款的成本，也就是利息。趁利率偏低或走勢向下時放鬆融資管制，看似是合理的決定；若利率一旦回漲，那被錯誤的安全感給吸引去貸款的借款人就會進退兩難，到時候原本合理的政策就不再合理了。另外一個根本的危險是，經濟體系本來就有過度擴張的傾向：包括國際清算銀行（Bank of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都於近期承認信用易放難收。
當債務成長與舉債購買的資產增值並駕齊驅時，這個體系勉強可以保持穩定，但只要市場開始有人質疑資產的價值，這個體系就會出現裂痕。美國房地產價格在2008年崩盤之際，上演的就是這樣的故事。屋主發現房屋的淨值落入負數，甚至會被銀行查封回收，但之前繳的利息也早就被收走了，不可能拿回來。認真來說，銀行永遠有空間可以提供放款以外的服務。
當未來的不確定升高時，銀行甚至可以將錢囤積起來而不去投資——這種決定通常都算穩當，畢竟用高利率把錢貸放出去，就伴隨著投資無法回本的高風險。
私人債務在英美兩國的攀升，導致了家計單位儲蓄占其（扣除稅金後）可支配所得的比重下滑，特別是在經濟穩定增長的期間（1980年代、1990年代末期與2000年代初期）。與此同時，家計單位消費支出則持續熱絡，熱絡到超過可支配所得的增速，由此消費對GDP的貢獻程度也有所攀升。
更惡化的貧富差距
在過去40年裡，所得上的貧富不均在先進國家中普遍擴大，英美尤其顯著。以貧富差距在美國的惡化為例，是一種三合一的問題：首先，實質薪資對眾多中低所得家計單位而言，不是下跌就是停滯不前，若以源自OECD的美國經濟數據來看，你會發現實質最低年薪（按2015年幣值計算），從1975年的19,237美元降至2005年的13,000美元（2016年則為14,892美元）。
第二，在幾乎全數的OECD成員國裡，GDP裡的薪資占比重相對於獲利占比，都下降了數個百分點，但其實同一時間，這些國家裡的實質受雇薪酬是上升的。如圖九所示，這是在許多國家裡，平均生產力成長速度超過平均或中位數實質薪資增長所造成的結果，其中這一點在美國又格外明顯。
第三，個人之間的所得與財富分配變得益發不均衡。在美國與英國，乃至於不少的OECD成員國當中，所得層級最高者占國民所得總額的比重從1970年代以來不斷爬升，一如圖十所示。
再者，所得的分配也非常極端地朝向超高所得者傾斜，而且不是金字塔頂端的10%，甚至也不是1%，而是鳳毛麟角的0.1%，成為最大的受益者。財富分配也顯示出類似的模式，2017年在一份由樂施會（Oxfam）所出具，名為《屬於百分之九十九人類的經濟》（An Economy for the 99%）的報告裡，我們發現2016年的全球富人排行榜前八名，其財富相當於全球較窮的50%人口的所有資產。
在早一年發布的另一份報告《屬於百分之一人類的經濟》（An Economy for the 1%）裡，樂施會計算出以全球最有錢的1%作為門檻，富人俱樂部的規模從2010年的388人縮減到2015年的62人。
換句話說，即便在那雲深不知處的超級富豪世界裡，最最最最有錢的人都比最最最有錢的人更快變得更富有。這62個人的財富，在截至2015年的五年當中，增加了45%，相當於絕對金額增加了超過0.5兆美元。同一期間，後50%人類的財富成長，不進反退地縮水了超過一兆美元，跌幅是38%。
所得與財富兩方面貧富不均惡化的結果，便是以1980年代作為分水嶺，勞工若是想繼續享有二戰結束以來的生活水準，就得背負起益發沉重的債務負擔。以經濟大勢來看，若少了家計單位債務的持續成長，一路以來的市場需求會比較弱，企業的營收也不會那麼高。而在這當中，搭起橋梁的便是金融業所端出各種前所未見的信貸產品，而這些消費性貸款所衍生出的利息與規費，也撐起了金融業擴張的半邊天。
高度金融化消費行為的火坑
就這樣，以家計單位債務為主的私人債務，占可支配所得的比重顯著升高。圖十一顯示在1995年到2005年間，美國整體家計單位債務占可支配所得比，成長了42個百分點，在英國成長了53個百分點。
在美國，房貸是家計單位負債的主因（見圖十二），反映了家計單位傾向於從持有房產的增值中擷取淨值。
2007年，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支持了主張房地產增值代表典型「財富效應」的看法。它們預設隨著房價上漲，屋主在心理上會覺得自己變有錢了，因而比較願意或敢於消費。美國不動產價格的上漲，轉化為民眾拿房貸淨值去借錢的比率（比方說二胎房貸），最終衝高了消費性的支出水準。
美國聯準會做的消費性金融調查（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顯示，愈是貧困的家庭，就愈有可能債臺高築。圖十三是以2004年（金融危機前）的資料，針對償債金額占可支配所得達四成以上的家計單位製成。
這些家庭按照其所得級距（百分位數高低）與負債的程度分成各組，其中在所得最低的一組，也就是所得分配中屬於最後20%的家庭裡，「高度負債」的比例是27%。而在最有錢的10%那組，高度負債的比例只有1.8%。這意味著窮人家相對於有錢人家，前者負債的程度要嚴重許多。窮困級距家庭的實質所得停滯或縮水，逼著他們不得不借錢來消費。
透過家計單位借貸來維繫成長，被精準地定義為「私人化的凱因斯主義」，因為原本應該舉債來刺激經濟的角色從政府換成了個人。但面對無法由加薪帶動需求成長的窘境，這種靠私人舉債來為經濟成長添柴火的做法只是治標不治本。在政府政策的教唆與幫助下，中央銀行放棄了自己作為最終借貸者的職責，化身成為面對金融業的第一借貸者，具體而言就是降息來為金融業澆熄危機。
但這樣的政策也推高了股票、房地產等資產價格，更進一步鼓勵家計單位借貸。這麼一來，家計部門就正式被推入了用高度金融化的消費來間接操弄需求的火坑——而這些消費還算不算是真正的私人行為，已經很難有定論，可以確定的是，如此高度金融化的消費行為，導致消費者錢愈欠愈多，距離脫貧也愈來愈遠。
※ 本文摘自《萬物的價值：經濟體系的革命時代，重新定義市場、價值、生產者與獲利者》，原標題為〈金融業：一隻巨獸的誕生〉。
《萬物的價值：經濟體系的革命時代，重新定義市場、價值、生產者與獲利者》作者：瑪里亞娜・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譯者：鄭煥昇出版社：時報出版出版日期：2020/12/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