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也阻止不了的高爐煉鋼：中國歷史上的大躍進

鳴人選書 13 Jan, 2022

當時確沒有這樣認識，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眾實踐更啟發了我，才逐漸認識這是在社會主義建設問題上方針性的錯誤。
──周恩來

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
──鄧小平

20世紀有兩場重大的災難在中國降下。一個是為了快速工業化所造成1958年的「大躍進」，以及為了應對大躍進的失敗，毛澤東勢在必行地在1966年發起的「文化大革命」。在大躍進中，毛澤東的經濟觀點受到考驗，當大躍進失敗，所帶來的混亂造成幾百萬無辜者死亡。歷史學者對於是政治決定讓天然災害雪上加霜的說法仍有異議，而對那些和毛澤東一起工作卻不贊同他做法的人，那是一場痛苦的試煉。

反「冒進」

1957年1月，毛澤東的關心轉移到經濟上。他利用對想要討好他的地方領導發言的回答，提出「不斷革命」以求快速取得成果。相反的，周恩來、劉少奇和一些其他的領導人則主張要謹慎計畫，毛澤東認為這種做法會助長「右派」的氣勢。

毛澤東批評周恩來一直提「反冒進」，周恩來於1958年5月26日寫信給毛澤東，陳述他提出的反對並不是主要的政策錯誤。稍後他承認他對放棄自己的反對時有些遲疑，但他一直沒有公開承認是在毛澤東的壓力下所為。周恩來一直讓自己忙於薪資改革、工作條件、社會福利和人口控制等具體工作，但這些實際問題並不是毛澤東主要關切的焦點，毛澤東即便沒有指名道姓，但他抨擊的對象就是在1957年10月9日八屆三中全會上反對「冒進」的那些人。毛突如其來的指責講得很清楚，但意指為何則沒明說，毛澤東的決議在沒有反對的情況下就通過了。

精簡、體制改革和改變工作方式影響到國務院及附屬機構，年輕幹部下放。為了作為表率，周恩來把辦公室工作人員從25人減少到12人，並說明下放是為了協助領導了解基層問題。他要下放的官員做好工作並和中央保持聯繫，但對於自己在國務院的力量因此而削弱仍表示不甚在意。

毛澤東（右二）到機場迎接周恩來（左二），陪同在旁是國家主席劉少奇（右一）。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杭州會議

1957年毛澤東為了計畫加速經濟發展舉行數次會議，但到了12月8日，他卻離開北京前往華東停留將近一個月。毛澤東告訴曾於1957到1966年間擔任周恩來國務院副總理的薄一波，他覺得「那時北京的空氣沉悶，華東的空氣活躍，想以地方來促北京。」那個地區的黨員忠於毛，尤其忠於他的妻子──曾在上海演過電影的江青。

周恩來於12月14日抵達杭州，在招待一個緬甸代表團的同時，還參加毛澤東想要推動他政治算計的幾場會議。在1958年新年期間，周恩來和葉門（Yemeni）外賓回到杭州，並在1月2日至4日參加幾場有關經濟發展的討論，那幾場討論參加者還有毛澤東、胡喬木、和張春橋等人。張春橋當時是上海《解放日報》編輯，稍後因列名「四人幫」而人盡皆知。

毛澤東動了氣，嚴厲指責周恩來和推動「反冒進」的人。他對周恩來承認在1958年5月29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他是在「放火」：

「就在杭州，實在憋不住了。幾年之氣，就向薄一波發洩。我說：『我不聽你這一套，你講什麼呀？』」

毛澤東還因為周以身為總理對毛澤東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所做序言的評論而向周恩來大加抱怨，這篇評論明指那篇序言就是明顯的「個人崇拜」或是「偶像崇拜」¹。毛澤東堅稱這本書造成很大影響，部隊、招收工人和學徒都增加了，而他卻被衊成「冒進」的禍首。

1959年4月，毛澤東主持召開擴大的最高國務會議。前排左起：鄧小平、林伯渠、程潛；右起：沈鈞儒、黃炎培、李濟深、宋慶齡、班禪額爾德尼．確吉堅贊。圖／維基共享資源

大躍進開始

中共中央（此時就是意謂著毛澤東個人）決定召開另一個會議加強政治局權威，在一場由毛澤東掌握的中共中央會議²後，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會議³即於5月5日在北京召開。

毛澤東前往重慶、三峽和武漢去樹立對他大躍進的支持。劉少奇回到北京準備全國代表大會會議的召開，周恩來則和鄧小平、陳雲於3月27日回到北京。他當時心裡正在痛苦掙扎，那是一段他政治生涯中最難過的經歷之一，但他在外表上卻沒有顯露出來。周恩來並不是一個天生的意識型態追隨者，也不擅長應對毛澤東的侮蔑以及理解自己是否真的犯錯。當黃河三門峽大壩發生問題時，卻剛好讓他有機會離開這些困擾，數次前往現場視導。大壩又經過幾十年才完全投入運作。

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在5月5日到23日於中南海的懷仁堂召開，由毛澤東主持，更確認整肅「右派」和加速經濟發展的正確性。周恩來和陳雲再次被折辱，並在幾次毛澤東主導要他們做自我批評的冗長議程後，被要求對「反冒進」作檢討。一位周恩來的祕書梅行回憶，他們那些工作人員不忍心看著周恩來沮喪地坐在桌前，就找到一間空房間，架起桌球桌，說服周恩來去打球。另一位祕書范若愚，被叫到周恩來的辦公室協助他整理發言內容，卻發現那是一份自我批評。這些第一手的描述讓人可藉以一窺周恩來的內心世界和中南海內部工作。

周恩來所經受的，不只是場公開羞辱而已，而且還是被一個他曾經非常忠誠對待的人所背叛的深深傷害。毛澤東很明確地把不同的意見視為是忤逆，就是必須嚴懲以對的反叛行為。領導人的集體決策已然不復存在。

周恩來履行著他在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中的工作，盡可能維持著他的尊嚴。5月25日，就在會議結束前兩天，中共中央通過一批新的任命案，包括任林彪為中共中央副主席及政治局常委。周恩來提出辭去總理一職，而彭德懷則指出他應辭去國防部長一職。政治局常委會在毛澤東於中南海游泳池召集的會議上對這些事情進行討論，周恩來的兩項職務都被保留，又在政治局底下設立政經、政法、外事、科技和文教幾個小組。雖然黨和政府機構都表現出一派和諧，但實際上卻更進一步壓低國務院和周恩來的工作層級，抬高毛澤東得以掌控的黨組織。周恩來沒有其他選擇，只能默默的服從黨的命令和要求。

大躍進勢如破竹的進行，即便有經驗的幹部都告訴自己，憑藉著驅動群眾力量，他們可以不必理會一般經濟發展規律而解決中國的貧窮和落後。鄧小平在後來曾評論：

「毛澤東同志頭腦發熱，我們不發熱？劉少奇同志、周恩來同志和我都沒有反對，陳雲同志沒有說話。」

群眾的熱情讓他們大感意外。周恩來發現他所處位置讓人極為困擾，他不想給這樣的群眾運動潑冷水，但是身為總理，他又要面對那些會失控而損害國家以及大多數人民利益的過分行為。在他做過自我批評後，他甚至無法提出質疑的意見，雖然在他身邊的工作人員都知道他是怎麼想的。他唯一的辦法就是盡量變通解釋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指示以減少損害。

大躍進最基本的是農業。周恩來參訪新成立的人民公社⁴，並向公社書記們了解詳細情形。他對那些不切實際的高指標和誇張作為不太相信，但覺得對那些新成立的公社仍應保持正面看法，尤其是參觀當時還陪同著外賓。由於不能對政策有所衝撞，他跑去看十三陵水庫工程建設，還三度親自參與勞動。他如常的履行著職責，但藉由他的訪視行程以確保他對大躍進進展能擁有第一手了解。他的公開發言都是正面的，但是敏銳的觀察者卻察覺出其中沒什麼信心。

當企業競相虛報高產量目標時，周恩來注意到1958年農業秋收產量不切實際的增加。當政治局8月17至30日在北戴河度假地開會時，新的生產指標甚至還要把全國鋼產量翻一倍。為了完成這項生產指標，形成全國性的建造「土高爐」風潮，煉出質量極差的鋼鐵。由於對官員所報的產量深覺懷疑，周恩來派出習仲勳（現任國家主席習近平的父親）帶領的領導小組前往調查。他最怕的事情獲得證實，但他唯一能做的就只有減少損害。

台灣海峽危機：炮擊金、馬

1949年國民黨撤退到台灣後，據金門及馬祖等島嶼以守，因而這些島嶼也成為1950年代與北京間緊張情勢的焦點。

7月17日當台灣宣布戒嚴而美國第七艦隊也進入備戰狀態時，周恩來正在上海。雖然他已不再是外交部長，但他仍然比繼任的陳毅更有經驗，而且台灣向來被中華人民共和國視為是內部事務，因而周恩來為了警告此事著急趕回北京。毛澤東下令自8月23日開始炮擊金門。

為了了解這個「第二次台灣海峽危機」⁵的情況，周恩來每天都要閱讀兩大冊「參考資料」。「參考資料」是由周恩來發起，將外國媒體及新聞機構發布消息翻譯後刊印並限制閱讀的出版物。周恩來桌上滿是他用筆標註過的「參考資料」，他並要求新華社實施24小時輪班制度，以便一有重要通訊就可以立即送到他那裡，更規定在「參考資料」編印成冊前，要先將清樣送往他的辦公室、外交部、國務院外事辦公室、總參謀部及中聯部。讓所有這些部門的人員都能知道在國際媒體上所報導台海危機的內容。

9月6日，北京發一份強硬但理性的公開聲明，這份聲明是由周恩來所起草，特別針對美國總統艾森豪所任命的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所發。當美國堅稱將停火作為重起談判的前提時，周恩來召集專業官員進行討論，但內容都向毛澤東作簡報。一個月後中共國防部長彭德懷宣布炮擊暫停，再稍後暫停變成無限期停止，台海危機結束。對照著他們在內政上的衝突，毛澤東對周恩來在國際危機處置上讚許有加。

※ 本文摘自《周恩來：毛澤東背後的力量》第18章〈高爐煉鋼：大躍進〉，時報出版授權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