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氣球飛行家》：世界的樣貌，取決於我們冒險過的一切

Couldn't wait 'til I got outside 我已迫不急待地出走
Wondering what the world be like 想知道這世界是什麼模樣
I knew I had to change my mind 我知道我必須改變我的心意
Didn't realize it would happen all so soon, all so soon 卻沒想到它會這麼快就發生

But I see the world so different now 但我現在看這世界的眼光不同了
But there's a place by the sea and that's my town 而在海邊有一個地方 那是我的小鎮

When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當我不知如何傾訴
When I don't know what to do 當我不知所措的時候
There's a room I need to sit in 那裡有我的安身之處
Surrounded by my favourite view 周遭有我最愛的風景
When I need a hand to hold 當我需要有人將手讓我緊握
Someone to tell the truth 說實話
Would it be okay if I came home to you？我是否可以返家 回到你身邊

有時候，一首動人的電影（配樂）主題歌曲，往往能夠令原本優異的影像場景與故事劇本相得益彰；相對之下，也能讓一部稍嫌拙劣的爛片顯得不那麼尷尬，並且召喚螢幕前觀眾的記憶。伴隨著電影進入最後一幕鏡頭，當熟悉的旋律響起，腦海中的某些畫面便彷彿歷歷在目。

尤其在今年底上映的《熱氣球飛行家》（The Aeronauts）這部電影當中，片尾由挪威新生代創作女歌手西格麗德¹（Sigrid Solbakk Raabe，1996-）獻唱一曲直抒胸臆的〈Home to You〉，帶有一口獨特清甜的質地、略微沙啞的搖滾聲線，儼然將片中人物不斷與地心引力抗衡、挑戰極限，其間歷經重重阻礙和驚險橋段，最後終於順利返回地面，卻始終牽引著觀影者情緒的那份忐忑不安之心，竟然就這樣莫名地被歌聲給安撫、療癒了。

甚至是餘音繞梁、久久不絕，其後勁之大，你可能還會禁不住想像，在某些時刻與曾經共患難的另一半彼此相擁。

探險是求知欲的行動展現

試問，那些一生熱愛登山、極地探險、極限運動等相關人士，為何屢屢冒著生命危險依然堅持？甚至不計性命投入全副身心，只求超越世界當下的侷限，至死方休？似乎也沒什麼特別的理由，得到的回答大概不難想像：只要試過一次，一旦成功跨越那道障礙，往往就會有一種讓人「上癮」的快感。

2019年由英國導演湯姆．哈波（Tom Harper）執導的新作《熱氣球飛行家》，故事講述1862年熱氣球女飛行家艾米莉亞（Amelia Wren，由英國女星費莉絲蒂．瓊斯Felicity Jones飾演）與英國氣象學家詹姆士．格萊瑟（James Glaisher，由英國男星艾迪．瑞德曼Eddie Redmayne飾演），為了實地瞭解大氣層高空的對流現象，並且探索天氣預測的科學奧秘，兩人乘坐著早期尚未發明飛機之前的唯一飛行工具——熱氣球——踏上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冒險旅程。

片末，他們終於順利接近對流層邊緣的高空，以海拔一萬零九百公尺（約35,000英呎）的高度，打破了有史以來人類搭乘熱氣球飛行的最高紀錄，完成了這趟首度測量大氣分層樣貌的重要旅程。

不過，對照於真實的歷史記載，格萊瑟當時的合作搭檔並非艾米莉亞，而是另一位男性飛行員亨利．考克斯維爾（Henry Coxwell）。他不僅是充滿熱情的熱氣球冒險家，更是當時首屈一指的專業飛行員，曾多次駕駛熱氣球，從英國飛往歐洲各個城市，不斷測試熱氣球的飛行極限。他更於1862年受英國科學協會的請托，擔任許多航空實驗的熱氣球飛行員，也因此與格萊瑟多次合作。

歷史學家艾許考特（Jefny Ashcroft）表示，當年格萊瑟這項破紀錄的歷史完全是場意外，他們上升的高度超越了當時人類可承受的極限，若不是考克斯維爾及時打開氣閥下降，兩人可能早已喪命。

對此，我們或許更不該忘記1910年英國極地探險家史考特（Robert Scott）率領團員五人搭乘帆船「新地號」（Terra Nova）前往南極進行調查踏勘，其後卻因體力不濟及燃油缺乏相繼倒下，致使全員在飢寒交迫下集體罹難的意外悲劇。後來，曾經參與調查行動的成員之一——英國動物學家艾普斯雷．薛瑞-葛拉德（Apsley Cherry-Garrard，1886-1959），將當年這場壯烈犧牲的冒險過程記錄下來，於1922年發表了《世界最險惡之旅》（The Worst Journey in the World）這部描述南極探險的經典著作。

「激發史考特一行人從事探險行動，並促使他們勇往直前的最大原動力，並不是男性的氣概，而是求知欲」，薛瑞-葛拉德在書中強調：「這趟旅程讓我們的語言淪為無用武之地，沒有任何話語可以表達其中的恐怖」。

遊走於真實和虛構之間

電影本身備受爭議的是，《熱氣球飛行家》雖在片頭打出「改編自真人真事」的引言，但主要人物卻離真實的歷史甚遠。

影片中，導演設定一名虛構的女飛行員艾米莉亞，不僅取代了史實裡真正協助男主角格萊瑟完成熱氣球飛航壯舉的亨利．考克斯維爾，甚至更翻轉了十九世紀英國科學界的主流性別特質。

對比於格萊瑟這位男性科學家的陰柔內向、拘謹固執，甚至抱著必死覺悟，不要命地強迫攀升，只為滿足一己探詢科學真理的熱情；相較之下，艾米莉亞則是性情剛烈外放，憑著多年熱氣球探險的飛行經驗和直覺，不僅面臨生死存亡的嚴峻考驗時懂得臨機應變，且因過去她丈夫在飛行途中喪命的慘痛經驗，讓她更清楚明白必須要在哪個關鍵的臨界點緊急踩下剎車回頭，並且堅持平安落地。

在這趟探險的旅程中，格萊瑟與艾米莉亞兩人個性截然不同，卻能各司其職、兩相互補，彼此缺一不可。因此本片的英文片名The Aeronauts，乃象徵著飛行員不只是一人，而是複數。有趣的是，該片上映之初，透過媒體打出的宣傳口號，即是《愛的萬物論》（The Theory of Everything）男女主角艾迪．瑞德曼與費莉絲蒂．瓊斯再度相會。

針對片中以第一女主角（女英雄）之姿佔據了所有觀眾目光的艾米莉亞，幾乎完全無視考克斯維爾這位真實人物的歷史地位和角色，諸多影評家對此提出強烈質疑，甚至認為多少有些欺瞞之嫌。

導演湯姆．哈波特別澄清，艾米莉亞雖是虛構人物，但她的人物原型卻取材自十九世紀的法國熱氣球飛行員蘇菲．布蘭切特（Sophie Blanchard），她是歷史上第一位獨自駕駛熱氣球的女性飛行員，就連當時的法國皇帝拿破崙，也經常邀請她在各個重要節慶活動當中進行飛行表演。

小結：「夢因時代而起」

我赫然想起將近一百年前（1920年）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年方二十歲的飛行員謝文達（1901-1983）陸續在台中、台北等地進行首次「鄉土訪問飛行表演」，他的飛行壯舉證明了殖民地台灣人也可以和日本人「一較高下」。

之後（1923年）為了響應蔣渭水的政治理念，他更駕著「台北號」飛機，在東京上空散發數十萬張為台灣設置議會請願運動的空飄傳單，轟動全台，並由此激發台灣人的平權自覺意識。

從升空到落地，背負著各自的夢想和想要掙脫的枷鎖，遨遊於天際之間，諸如此類「台灣首位飛行員」的傳奇事蹟，絕對也值得本土電影工作者拍成一部富有歷史意義，且兼具視覺特技娛樂效果的經典大片。

• 年少成名的西格麗德，從小就聽著加拿大民謠女伶瓊妮．蜜雪兒（Joni Mitchell）與搖滾歌手尼爾．楊（Neil Young）的歌曲長大。她在16歲時簽署挪威的獨立唱片廠牌Petroleum，從此開啟了音樂生涯。在2017年上映的超級英雄電影《正義聯盟》當中，西格麗德翻唱了李歐納．柯恩（Leonard Cohen）1988年的經典歌曲〈Everybody Knows〉（眾所皆知）。同年（2017），西格麗德憑藉單曲〈Don't Kill My Vibe〉（別扼殺我的氛圍）獲得了國際上的成功，並於2018年贏得了BBC年度新聲獎（Sound Of the Ye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