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議員就轉彎：避免成議會焦點，是警方執法依據？

日前傳出某分局的週報紀錄記載：「議會開議期間，如非屬重大惡性交通違規不予舉發，輕微案件則以勸導代替舉發，並注意執勤服務態度，避免形成議會質詢焦點。」

這種「遇到議員就轉彎」的潛規則，長期以來在警界都是大家「心照不宣的公開秘密」，然而這回卻被白紙黑字赤裸裸地寫在週報裡，引發該分局不少基層員警譁然。有警職人員語帶譏諷地表示：「警察看到議員就轉彎不是機密吧。」亦有認為：「儘管不是機密，但明文寫在紀錄裡，好像變成理所當然的文化？」

警察局到底是誰開的？

關於民意代表的「特殊身分」，在地方行政與對檢警辦案造成的影響，筆者曾為文〈民意代表代表的不是你的民意——從議員之子毆警案談起〉並舉事例與相關報導說明，但此等狀況，並非僅存於大家所以為的「鄉村地區」；縱然是大都會地區，民意代表以各種不公開、不透明方式，對著執法人員指手畫腳、百般羞辱執法尊嚴的狀況，也不惶多讓，而且是以更高明的技巧私下進行著。

日前有警職人員與筆者討論執法法律問題時，提及執法時遇到的困境，除了警政體系長期以來「績效至上」的歪風（參見〈為給交代衝績效，弊端叢生卻怪司法的警政亂象〉、〈戰神走下神壇後：「有績效是老大」的警界歪風幾時休？〉），不當政治力的干預也是嚴重問題。

例如，日前某派出所主管警官「被上級罵到飛起來」，只因為該單位第一線員警沒有「優先處理」某議員「為民服務」的糾紛案件。

還有分局接到某議員「不要開罰單」的關說，然而因派出所接到民眾檢舉交通違規，因此必須依法處理，後來該議員因為對處理結果不滿意，所以把分局長等人叫去辦公室「開導」。

此等問題，在實務上司空見慣，不只「輕微交通違規」，連涉及刑事犯罪的案件，地方民意代表都想方設法試圖上下其手，要求警方「放人」，或「不要將已經拘捕的人犯解送地檢署」。筆者過去擔任檢察官時，也因此曾扮演「黑臉」的角色，和警方上演一場「嚇退民意代表」的大戲。

某日凌晨，當時擔任內勤值班檢察官的我，接到某警官來電，表示「有事情要請示」，案件很單純，警方逮捕一名現行犯後，正在分局製作筆錄，這是非常普通的刑事案件調查程序，一般而言也不會有什麼重大法律問題要「請示檢察官」。

問題在於，那位被告是地方仕紳，他的家屬找來了某位非常有勢力的民意代表「關切警方執法程序」，要求警方把「逮捕」解釋為「自動到案」或《警察職權行使法》的「管束」，希望警方直接放人，不要把人犯解送到地檢署。

然而依照警方報告的事實與證據，該案被告確實為現行犯，且第一線派出所員警踐行權利告知後執行逮捕，也發出逮捕通知書，而該案案由依法必須在逮捕後解送地檢署，不能隨便放人。該民意代表與家屬竟然盤據警局不願離開，於是警方主管只好來電「請示檢察官」。

此類荒謬情事也不算陌生，我知道警方打這通電話的目的是什麼，於是叫他們按下擴音，在電話這頭大聲表示：「我剛剛聽過你們的案情報告，這件案件如果你們已經執行逮捕，這個案由是必須解送地檢署的，請你們依法解送，我只認法律不認政治，找哪個民意代表來都沒用！」

電話擴音把我的話傳到警局那頭，民意代表與地方仕紳只能摸摸鼻子離開。

要依法執法，還是遵照民代的「聖旨」？

依照《刑事訴訟法》第92條第2項規定：

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逮捕或接受現行犯者，應即解送檢察官。但所犯最重本刑為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專科罰金之罪、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其告訴或請求已經撤回或已逾告訴期間者，得經檢察官之許可，不予解送。

因此，在解釋上，如果被告符合現行犯的定義，經司法警察「合法逮捕」（而非濫權違法抓人），所犯之罪刑度超過1年有期徒刑、也非告訴或請求乃論之罪，警方執行調查、製作筆錄後，就應該解送地檢署；如果是1年以下有期徒刑之輕罪，或告訴乃論經撤回告訴等情況，才能夠經檢察官之許可，不予解送。一般實務上常見的酒駕、竊盜等罪名，都不符合得准予不解送的例外要件，警方一旦依法逮捕，就必須解送地檢署。

再回到本文開頭所舉的某分局週報案例，在不涉及犯罪而純屬行政罰的交通違規事件，是否得以勸導代替舉發，《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92條所授權由主管機關訂定的《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12條已有明文規範，在該條所規範的16款情況下，如果行為人未嚴重危害交通安全、秩序，且情節輕微，以不舉發為適當者，交通勤務警察或依法令執行交通稽查任務人員得對其施以勸導，免予舉發。

亦即，如果是法規所規範的「情節輕微」情況，那第一線員警執法時，考慮是否以勸導代替舉發的理由，應該「依法規所規定的標準」，而不是擔心自己的長官升官前程，或是「避免成議會焦點」。

以上的分析都是法律理論，然而實務的運作卻如同該荒誕的週報紀錄所載：「議會開議期間……避免形成議會質詢焦點」，或是民代（為民服務處主任）、鄉紳大亂派出所。這就是理論與實務的差距，也是我國荒腔走板的政治能量正常發揮。

是誰助長民代違法濫權？

身為一個法治國，國家權力的行使必須依照正當法律程序為之，所有公務人員的執法，都是代表國家行使權力，應該奉行的是實質意義的法律，而不是長官為了個人升官考量而赤裸裸違法、濫權的命令，更不是那些靠著「違法濫權」為民服務而騙到選票的民意代表「聖旨」。

但何以那些腦中只有升官考量的政府官員如此畏懼不通法律、不講道理的民意代表？何以我國民意代表的「為民服務」演變成一齣齣違法濫權、堂而皇之拿預算綁架行政機關的戲碼？何以人民用一張張選票選出的民意代表，卻變成破壞法治國的元兇？何以民意代表的服務處門口變成關說執法的大門？

而這樣的文化，演變到後來，竟然連檢察官依法辦案，民意代表都想要試圖染指，例如「指定相驗時間」、要求檢察官何時到場、「指定程序」、「指揮」檢察官、動輒以官威或醜化司法的報導來脅迫司法人員等（參見〈最難的是人情世故——從相驗案件反思「靠關係」的臺式特色〉）。

更荒謬的是，某些長期以來作威作福的民意代表，遇到具有較高度獨立性的檢察官不吃那套關說文化時，中央民意代表又會找上有預算壓力的法務部，試圖透過法務部來侵害檢察獨立（延伸閱讀〈檢察獨立、檢察事務與檢察行政，傻傻分不清？〉）。

是誰助長這樣荒腔走板的法治國之恥？在一個民主法治的國家，如果國家政客集體走向瘋狂，人民也難以逃脫政治責任。民意代表長期以來拿著預算、質詢等權力綁架行政機關違法，甚至企圖干預只能依法獨立辦案的司法人員，正是國人長期以來不守法的習性所致。民意代表服務處大門之所以變成關說警方執法大門，也是因為很多國人平時喜歡走旁門左道、鑽後門，欠缺法治素養、不依法行事。

甚至面對司法，也想要依樣畫葫蘆，找議員、找立法委員來干預偵查程序，遇上不接受「人情」關說的司法，打輸官司就高喊「恐龍法官」、「恐龍檢察官」，再來一句「司法迫害」、「司法改革」，完美成就了一個法治國之恥的「人情」文化。

在一個透過一張張選票表達民意的民主社會，政客之所以無恥，是因為人民喜歡他們的無恥。真正無恥的，是欠缺法治素養與思辯能力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