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仔聊齋（五）：檢察體系升官路上的「宮鬥」戲碼

在檢察體系數十年來一成不變的「升官圖」架構下，每年都有固定的「升官時程」——升主任檢察官、升任二審（高檢署及其分署）等，大抵都有固定的時程。而在某些特殊情況下開缺的高層大位，也都會提前傳出風聲，開始人事布局。

每年升遷前夕，某些「志向高遠」之士，在辦案之餘，總是會出乎意料地多出很多閒暇時間進行升官之路的運作，除了拜會有力人士、商量如何「喬」位子，有時也會黑函、謠言滿天飛。有些辦案能力很好、有所作為而得罪小人的檢察官因不實流言中箭落馬，也有些蠅營狗苟之士趁亂上位。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我於司法官學院擔任學習司法官期間，曾有檢方前輩善意提醒過我們，「承辦過的新聞案件，記得要把新聞報導影印或存檔」；「要記得，到了升主任的時候，跟你們同期的同學、前後期的學長姐與學弟妹，有可能就是對你們放冷箭的人」。

檢方的「宮鬥」之路

只要有司法官實務經驗的法律工作者，對於檢方這套「升官圖」必定不陌生——擔任檢察官滿一段期間後，接下來面對的就是「升主任」的競爭，而升主任更是「升二審」的重要前哨站。

年資如果太過資深卻始終無機會雀屏中選者，便「過站不停」，原則上再也沒有機會往上升官，成為所謂的「萬年陽春檢察官」，除了必須承受大量的工作負荷，還要忍受遭人在背後指點的孤獨。

這套潛規則成為許多檢察官在官場上難以突破的宿命，於是到達升主任的年資時，就會開始出現一些明裡暗裡的人事布局，前輩所謂的「敵人就在同學與前後期學長姐、學弟妹之間」箇中深意，如人飲水，冷暖自知。

是誰提供了強大競爭的升官誘因？蕭淳尹法官在〈扭轉官越高責越輕的檢察體系刻不容緩〉這篇文章中做了深刻且詳盡的描述：

地檢署檢察官業務負擔，整體高出高檢署業務負擔數十倍不只，但高檢署檢察官人數卻約莫為地檢署檢察官人數十分之一強，合理嗎？至於最高檢檢察官，業務負擔相較於高檢署檢察官，又是完全微不足道，人數也約莫為高檢署檢察官人數十分之一強，合理嗎？官當越高，業務負擔越輕鬆，越有權無責，多少人能抵擋升官的誘惑呢？

這就是檢察體系為何會形塑出強烈升官文化的根本理由。官越大，權越大，責任卻越輕，多麼美好的升官圖！在這樣的升官圖下，有志升遷者，多少人會願意忤逆上意，置前途於險境呢？

升官的這條路，人人都知道，但要「如何」才能升官，卻少有人知道具體的標準。由於這條路充滿太多不公平與不確定性，並非靠著自己努力就可以達成的，許多人選擇放下，以平常心看待，實現檢察官的使命。

但也有一些人看不開，於是，有人選擇盡可能八面玲瓏的好人緣，不做出讓檢方高層「頭痛」的事情，在同事之間當濫好人，對受自己指揮監督的司法警察與行政同仁永遠睜一眼閉一眼。

有人選擇當辦案紅人，博取新聞版面，在升官布局前夕丟出大量「新聞案件」，也不管偵查是否完備、是否精緻，先起訴再說，後續丟給法院和公訴檢察官煩惱。縱然審判期間拖很長、部分判決無罪，但是自己已經成為記者筆下與高層眼中的紅人，順利升遷。

有人選擇在長官之間蠅營狗苟、「奉命辦案」，不惜成為政治打手，靠著攀附派系一帆風順。縱然所承辦的案件最後在地檢署署誌裡被記載一筆「本案因此蒙上政治迫害的陰影」，然而為了升官，其等對於史官之筆亦無所懼。

還有一種人，靠著背後造謠、黑函、暗箭傷人，將有實力的人拉下馬後，自己趁虛而入。

必須革除的暗箭文化

黑函與流言橫行的暗箭文化，在匿名的法官論壇、檢察官論壇歪風盛行，因此不少司法官將這兩個論壇戲稱為「暗黑論壇」。筆者曾聽聞前輩描述這樣的一套升官腳本：

檢察官A、B同為某年準備升任主任檢察官的人選，就在人事布局期間，某法官登入檢察官論壇，撰寫文章譏諷A檢察官的人格，將其描述為「靠著高層罩」之流，就在這封黑函公開發文後，A中箭落馬、B順利升任主任檢察官。

在升官布局塵埃落定後，因事涉刑責而經檢方向法務部調取檢察官論壇使用人紀錄，赫然發現該登入檢察官論壇發布該黑函的法官，恰好正是B的配偶。這段往事，因此蔚為司法圈內的奇談，描述該案事實的處分書，更成為某地檢署書類「代表作」。

類似的腳本，層出不窮，甚至以影射男女關係、影射操守、影射私生活等含沙射影的流言內鬥，鬥倒了一些主任檢察官、高層官員。有人垮台、有人藉此上位，此等在「宮鬥」連續劇裡的戲碼，竟然在本應公正、客觀、獨立、憑證據辦案的檢察官官場中出現，令人咋舌。

這些欠缺實據、捕風捉影的鬥爭，也犧牲了一些在實務工作中兢兢業業且具有辦案能力的前輩。尤有甚者，某些靠著這類不入流手法上位的檢方高層，也動著歪腦筋以類似手法對付從事改革活動的基層年輕檢察官。

例如，將從事改革活動的檢察官列為貪瀆被告「特交」廉調機關調查，查無不法後，還不甘心，發函要求地檢署政風室、主任檢察官調查「檢察官是否有在加班時間從事法普與改革宣傳活動」，經查這些指控純屬子虛烏有，政風室、主任檢察官都感到無言以對。

也莫怪乎兩年前曾有幾位資深前輩善意提醒我：「不要再想改變了，你們不知道官場有多凶險，更難以想像會有哪些手段對付你們。」

司法記者何以令檢察官害怕

檢察官被賦予獨立性使命，也有高度的身分保障，只要依法執法，「理論上」面對民意代表、政務官，應無所畏懼，至於媒體亦然。

例如司法記者因偵查不公開而拿不到「獨家」，導致司法記者爾後對該檢察官的案件撰寫惡意、扭曲的報導。面對此等亂象，該反省的是記者的素養、人民媒體識讀的能力，以及地檢署發言人澄清的能力，而不是嚴守偵查不公開的個別檢察官。然而，這是理論，與實務的真實運作有著鴻溝般的距離。

筆者初分發時擔任澎湖地檢署檢察官，該署嚴禁記者進入辦公樓層；2017年調派至新北地檢署任職，卻發現司法記者可以自由出入辦公樓層，如入無人之境，甚至不經敲門直接開門進入堆滿卷宗的辦公室。我與部分同事頗不以為然，為文批評，並要求記者離開我的辦公室，引發司法記者不滿，向襄閱主任檢察官抱怨。

面對此等抱怨，我認為關鍵在於地檢署發言人制度的失靈，為何襄閱主任檢察官沒有好好善盡發言人的義務，反而是讓記者自己去找檢察官。然而，有同事認為是我「不知好歹」、「不知入境隨俗」，記者進出辦公室，正是給檢察官「表現」的機會；還有學長向我們分享媒體操作的技巧，甚至分享自己會拿有趣的案子給記者寫，還「幫記者下標題」。

當時，面對這樣的路線爭議，一位長官找我談話。

他告訴我：妳的「問題」在於妳是個無法被體制內規訓的人，在這個體系內，我們都知道什麼是事實，然而說實話是要勇氣的。
我提問：如果沒有人說實話，要怎麼進步？
長官告訴我：是的，這些實話需要有人說，而且應該讓沒有包袱的年輕人說。
我則反問：但是這些說實話的壓力應該由我們扛嗎？

在我的堅持下，地檢署上級面對司法記者的施壓，於是轉而要求「既然妳不准記者直接問妳，那妳這股以後的結案書類全部都要求書記官隱去個資後，製作媒體版交給地檢署發言人，妳自己也要小心妳的案件被記者放大解讀。」

對於這樣的要求，我無所畏懼，但我知道，上級這樣的做法，是讓配股書記官增加工作量，透過書記官在紀錄科的抱怨與流言，達到對我施壓的結果。也因此，當時有幾位同事笑我傻：「何必用自損一萬的方式來殺敵三千呢？」

最後的結果呢？我真的「自損一萬」了嗎？根本沒有記者有耐性閱讀每個月數十甚至上百件、枯燥萬分的書類全文（或者說，也有可能是根本看不懂，所以才需要去辦公室問個別檢察官？）最後不了了之，書記官沒有增加多少工作量，我也沒有因此遭到媒體「報復」。

但在這個「抗爭」的過程中，讓我看清了現實與理論的距離，也深刻體悟到：一個人如果要在數十年來如一日的體系中對於權力無懼，前提是他要先對於權力無慾。

在升官圖中迷路的人們，還記得初衷嗎？

「檢察官為法治國之守護人及公益代表人，應恪遵憲法、依據法律，本於良知，公正、客觀、超然、獨立、勤慎執行職務。」這是《檢察官倫理規範》第2條的規定，也是所有檢察官都知道的「應然」。

在我提出辭呈後、離職前，一位我所敬重的學長跟我分享其對於檢察體系升官圖的批判：

我根本不認為升主任、升二審、升主任是多偉大的事情，再怎麼升，在刑事訴訟法中總之都是「檢察官」，升官代表的應該是責任更重，而不是可以不附書面的任意耍弄淫威。想當官？檢察官這個職稱中不就有個「官」字了嗎？還想當什麼官？

但檢察官們面對的是鐵板一塊、數十年來難以撼動的「官越高責越輕」僵化體制。於是在被卷宗壓垮、越基層案件越多、壓力越大的負荷中；在每個挑燈夜戰開庭、加班的疲憊中；在每月加班時數超過地檢署經費所能支出的額度，仍選擇割捨與家人相聚時光，無償加班「做功德」的假日裡，本來充滿熱血初衷的人們，就會開始選擇走向截然不同的道路。

有些人選擇咬緊牙根，打落牙齒和血吞，不忮不求，堅持刑事訴訟法中的檢察官圖像，面對法定職權，不惜與高層抗顏直諫，甚至揭發高層關說的醜陋面；但也有人開始以各種投機取巧的手法，甚至暗箭傷人，走向終南捷徑，通往升官大道。

有人一生擔任陽春檢察官，笑看檢察體系中數十年來如一日的宮鬥戲碼；也有人在失望之後，轉身離去；還有一些人，拉幫結派，自甘淪為政治工具，因為派系首腦在政治中沉淪，最終違法遭判刑，樹倒猢猻散；現在也有不少人在官場上春風得意，操弄鬥爭手法，卻參不透眼前權力只是一時，難敵蓋棺論定時的史官之筆。

「勿忘初衷」四個字寫起來何其簡單，但在官越大責任越輕、越基層責任越重、僵化的檢察體系升官圖中，根本就是對於人性赤裸裸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