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榮大學案外案：報案紀錄消失？問題在注重表面的「數字文化」

吳忻穎 04 Nov, 2020

日前台南發生馬來西亞籍女性大學生遭人殺害之案件，震驚我國社會。而該案意外引起另一樁「案外案」，牽扯出警界多年來為了追求表面的「破案率」等報表表現，進而衍生的受理報案程序問題、隱匿紀錄甚至造假的陋習。

據報載，在馬來西亞籍學生A被害之前約一個月，尚有另一名同校的女性學生B在學校附近遭人摀住口鼻，險遭擄走，事後B在房東的陪同下前往派出所報案。然而台南歸仁警方在A被害後，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媒體與輿論關注，卻於10月30日發出新聞稿表示「B並未至派出所報案」，上開說法遭到B出面提出證據予以駁斥。

警方兩天後改口承認經台南市警局督察室調查後發現B女於一個月前有報案，係警方未依正規程序開立報案三聯單，過程明顯瑕疵，將依規定懲處，並擬撤換歸仁分局長。

被「數字遊戲」吞沒的報案紀錄

在這兩起事件中，B的報案紀錄為何「憑空消失」？為何受理報案員警沒有依照規定而未開立報案三聯單？這些問題引發媒體與輿論討論，學界與實務界也有不少省思聲浪，認為如果第一時間警方與校方重視B遇襲的事件，加強校園周邊暗巷的公共基礎建設與治安維護，是否就不會有A遇害的悲劇發生。

這個討論確實值得我們重視，如果要預防更多悲劇發生，我們應該思考的不光是追究員警個人責任，而是要探討，是什麼樣的制度，導致個別員警沒有依照正規程序製作報案紀錄？如果製作了報案紀錄，目前的警政體系下一步反應會是務實辦案，或是各種浪費資源又荒誕不羈的績效要求、虛應故事？

如果純粹就受理報案的程序規定、加強社會安全的理論來看，答案當然是早在B一個月前報案時，應該立刻依照規定將案發過程詳實記載，並且由警方、校方與負責地方建設的地方政府共同進行務實的治安對策與檢討，以保障學生夜間行走的安全。此外，也應該思考個案所透露出的警訊，進行社會安全的公共討論與思辯。

然而以上是理論與理想，實務的現實卻與之脫鉤。我國的公務體系向來就是不按照理論走，用表面功夫來愚民，甚至被嘲諷為「今日公祭、明日忘記」。正因為人民向來只有三分鐘的激情，且不思考問題成因，敲打鍵盤後，隔天就會忘記教訓。我們的政府與政務官也了解台灣人民以上的「民族性」，所以第一時間想到的不是解決問題，而是如何把問題「壓下來」、美化數字報表、靠公關給媒體和民眾交代。

因此如果第一線員警依照規定受理案件，並將這個「擄人案件如實時向上陳報」，面對的將會是排山倒海而來的歸咎。我國警政體系所謂的「維護治安」策略向來不是治本，而是美化數字的治標——也就是「破案率」的數字壓力，追求的不是真相、不是根本之道、也不是程序與實體正義，而是如何「給上級交代」。

在第一線的資源分配上，為了因應這種「數字遊戲」，也出現了許多捨本逐末的現象，正如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聲明所言：

關於受理報案問題，成因除偵查資源不足、勤務繁重，苦無事證導致的消極應對，在制度面而言，首先從整體績效考評設計，更因為過度重視特定類型刑事案件，「查緝案件有分數、受理報案的處理沒有分數」，形塑出「派出所專案人員」這種人力分配失衡的制度，瓜分對於一般民眾報案案件的偵辦人力。

除了玩弄數字以外，一旦出了更嚴重的事件——例如本案A的殞命悲劇——警政機關高層第一時間想到的也不是如何面對問題，而是如何推諉卸責，例如發新聞稿公然說謊，謊稱B當初沒有報案，如果不是B提出通聯等證據，這件事情的經過將會變成一樁羅生門，真相永遠石沉大海，檢討與改革永遠遙遙無期。

長榮女大生命案被告梁姓嫌犯（中）由台南警方押解移送高雄橋頭地檢署。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淪為表面功夫的「治安表現」

長期以來，警政體系在「愛與鐵血」等英雄主義文化下，於媒體鎂光燈焦點的各類案件類型中卯足了勁，力求各項專案績效的表現。¹

除了專案績效所堆砌的各類沒有實質意義的數據外，我國政府還有各類不符理論、脫離現實的「指標」。其實制定指標追求良好表現也無可厚非，問題在於我國制定出指標後，追求的不是腳踏實地的實現理想，而是各種表面功夫。

例如有幾位警官不約而同與我討論到所謂的「理想城市指標」，在警政機關追求的不只「破獲率」，而是檢討「為什麼案件會發生在這個轄區」，最後的檢討結果，既不是務實的思考案件發生地的問題，也不是找出社會問題根源、研究出通盤性的對策、在軟硬體等設施上力求改善，反而是懲罰基層員警，耗費大量警力進行無意義的「罰站」勤務，造成當地警方勤務的混亂，也使得「出事」的地方警察單位變成血汗工廠。

警察一方面必須在第一線受理並處理案件，另一方面卻還要兼顧美化的治安數據，加上各種治標不治本、沒有意義又搞錯重點的各類「震怒咎責」，反而使得案情越是嚴重、應予重視的暴力型犯罪，警方受理的壓力越大，進而催生令人詬病的「吃案」、「造假」文化。

遺憾的是，在本案發生後，我國行政與警政單位依然搞錯重點，重蹈覆轍。例如地方政府事發後既不是維護硬體建設，也不是檢討社會安全網的破洞，尋找最有效率的解決之道，反而是把警察巡邏車當成路燈使用，進行各類「擴大臨檢」，而政務官在媒體前不知所云的強詞奪理，宣稱「才兩盞路燈不亮」，引發當地許多大學生的不滿。

被忽視的社會安全議題

長期以來，我國的警政與治安政策一味講求鎂光燈焦點的緝毒、掃黑、打詐等各項專案，或是暑假時期名為保護婦女、幼童，實則搞錯重點、紊亂偵查、癱瘓偵查動能的青春專案²。

事實上，許多具有司法、社工、少年保護等實務經驗的工作者共同的心聲是，真正需要投入心力、務實打好根基的是性別不平等、兒童與青少年輔導與矯正、暴力與社會問題，卻往往不被警政系統重視，國家投入的「務實工作」資源更是有限，而警政系統在重視績效與達成率等「美化數字」的文化下，往往不把這些當成需要「穩紮穩打好好辦」的重要任務，使得許多法律與社會工作者面對資源不足、人力匱乏、孤立無援的窘境。

此外，這些社會安全議題背後涉及的社會問題深不見底，很難讓政治人物達到「速成表現」爭取選票的機會，所以許多政治人物選擇視而不見，轉向追求例如數字、與媒體結合打廣告等「速食治安」表現，這就是我國實務上當前的治安政策——不能解決問題，反而製造更多問題。

在問題被製造出來後，政治人物開始互相推諉卸責、媒體動輒以煽情的標題與內容來吸引點閱率，而人們也習慣了看到問題憤怒個幾天，不思考解決之道，旋即淡忘的節奏。社會安全網的破洞，在人們的跳腳中還是被忽視，直到下一件悲劇再發生，繼續下一個永無止盡的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