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敬舒／合作，是無殼蝸牛的春天嗎？——評《互住時代》
作為居住正義的推手，OURs都市改革組織再次譯出合作住宅專書《互住時代：打造社區共融生活的合作住宅》，萃取歐洲十多個成功的共融居住案例，將這種居住形式推展至國內，為只能在買太貴、租不穩定，又被迫二擇一的無殼蝸牛們，打開第三種居住類型的完整視野。
本書足以列為研究者的入門資料，其內容豐富與詳實，已無須多言。至於合作住宅的需求與必要性，亦可參考OURs書末後記的完整介紹1。渴求安居的讀者，只需泡杯好茶、勻撥幾個小時，就能從這些第一手紀錄中領略精髓。所以本文便想換個角度，從本書提綱挈領的〈通往共融合作住宅的12項指引〉中，就「肯認複雜性」（complexity）這道組織關卡，聊聊合作的艱難。
共融不是慈善
合作住宅的特性是在產權共有之下履行共同管理，將民主共治代入居住生活，再加上本書採納「共融生活」為題，代表共融是合作住宅的重要價值。
共融的同義詞是多樣性。從反覆磨合的動態中，讓截然不同的社會背景與價值觀逐漸達到平衡，期間個體既可保有主體性，又能在共生的生態系統中互為支持，這過程通常漫長。將一群人組成協作系統，很難簡簡單單，所以作者直白表明，「在私與公、個人與社區、同質與異質性之間對話的複雜性，是此類住宅計畫最重要的特質，這帶來了巨大的收穫，同時也可能會是阻礙」。可見要用平等參與及對話在生活中實現共融，實屬不易，但也不能求簡單或速成，將共融解讀為慈善。
作者刻意提醒「共融絕不能退化為削減成本的選項，或以為在法令和條例中放入一些觀點即可」，書中反覆提及的共融對象除了成員，還包括難民、新移民、身心障礙者或LGBT+，這些國內習慣統稱為弱勢者，但在合作住宅中並不會用慈善思維將其矮化為弱勢。
慈善的本質是給予，合作住宅的共融則伴隨相應的權利與責任。書中提列不少採用合作社的共居案例，代表合作社的定義、文化與原則2必須履行在共居生活中。合作社的價值不是它有什麼高尚的道德光環，而是必須由使用、參與及組織它的人共享權利及責任，風險與利益。
只是單純撥出居住空間安置弱勢者，並不完全符合共融旨意。就算是領取租金補貼的經濟弱勢，或被冠上社會弱勢，只要身為合作住宅的成員，就同等擁有一人一票、履行民主治理、維護集體共識的義務，一樣是承擔共同管理，扛起民主責任的行動者，既非權力弱勢，也不是置身事外的福利受眾，或被冷落在一旁的局外人，所以勿將合作住宅簡化解讀成慈善福利；同理，只想掏錢買空間，無意提撥時間精力參與共同治理的「純消費者」，也不適合這種形式，煩請出門右轉找家良心建商。
共融需要效率
這裡的效率不是計算經濟邏輯下的成本利潤，而是準備程度與因應能力的有效配搭。人與人的合作可以短到用分秒計算，居住可不能如此。要想長長久久，就得在跨入合作前對未來情境逐一沙盤推演，才能為作者強調的過程導向（process orientation）與逐步發展（step by step development）撐出足夠餘裕，在共同參與的對話中一同尋求適當策略。
就像成員經濟實力互有高低時，得先設計一套合宜結構，讓全員既可抽出時間精神履行共同義務責任，又不致於對某些疲於生計的成員過度加重工作重擔。若成員無法按時支付費用，社群何時該站在互助位置，何時該回到債權人的角色？當家庭衝突或暴力發生時，除了報警，組織應當介入到什麼程度？該提供哪些支持？紛雜的庶務工作，哪些應由成員自己來，哪些該外包，才不會流失維繫連帶的機會？
愈是期待關係緊密，需要設想的情境也就愈多。千絲萬縷無法全然預知，但凡能預想並納入規範的事，就沒有理由拖到分歧演變成矛盾，到時成員思慮的就不是解決，而是退出。
合作需要通盤行動，若只想靠一個人數有限的管理委員會，以志工來服務全員，是難以形成共融的。舉凡運作良好的住宅合作社，除了全員大會、理監事會，還會依據共同需求，額外組成各種功能型委員會，強制成員擇一參與。一方面將集體捲入共治與連帶，也盡可能配合成員相異狀態及能力，擴充更多參與機會。所以合作住宅雖可降低經濟性成本，但強制義務、民主對話所支付的時間及精力，這些社會性成本絕不便宜，若只考慮到經濟優勢，最終只會跌入一場美麗的誤會。
共融不可違背初心
相對於可惠及成千上萬人的消費或生產合作，合作共居通常不會採取大規模量體，即使此舉可從土地及營造上節約更多成本，卻也得負擔天價的溝通成本與不穩定風險。位在美國紐約的Co-op City，全世界最大規模住宅合作社，正是一個血淋淋例子。
1955年紐約推出合作共居的〈Mitchell-Lama〉法案，由政府提供土地開發權，並為開發商提供低利貸款貼補及減稅，換取中低收入者承租的可負擔住宅。該法案執行期間通過269個開發項目，興建超過10.5萬戶住宅單位。其中擁有15,372個單元約四萬名居民的Co-op City，至今仍是全球最大規模的住宅合作社。
很長一段時間Co-op City一直維持「有限股權」，支付兩萬美元入住費用，就能以股東身分獲得長期居住權，若要搬出只需以相同價格將股權回售予合作社，再轉予下一位入住者即可。不過這道看似穩健的防弊措施，事實上曾一度瀕臨崩潰。
由於該法案允許股東集體投票決定是否開放購買所有權。日後當紐約房價快速飆漲時，鉅額的價差利誘立即感染集體，2010年起要求「買斷」的呼聲日愈強大，甚至引發管委會內鬥，隨時可能瓦解。直到州政府在2012年以6.2億美元融資抵押貸款買斷並徹底閉鎖Co-op City資產，危機才告解除。可見就算順利啟動，成員終其一生也得戰戰兢兢地避免使命漂移。
共融離不開包容
基於人性丕變，作者殷切警告「共融性在未來幾十年能否持續落實則是另一個問題」，除了是警示財務穩定與維護可負擔價格的必要性，也可以視為代際融合的提點。
任何議題只要談到「永續」，都必須主動聯想到代際關係。合作住宅不會只是一代人的事，要想打造居住永續，必會遇見先來後到的歧異。愈早入住的先到者，通常擁有絕對權力與優勢。他們可以透過規約擇選或排除後來者，先到者也容易形成共同意識，因為他們從一磚一瓦中扎下鄰里情感，但這些穩定的關係情誼，對無緣從頭參與的後來者卻是融入的高牆。
合作住宅通常只有在遇上大麻煩時，才會出現大規模成員交替。發展愈是正常穩定，成員交替頻率自然愈少，偶有一二戶新血加入才是常態。緩慢的新陳代謝，使得社群內部總有已經完全融入的大族群與等待融入的小群體，此時新來的社員無疑是少數族裔。
同一代人相互協作彼此支持是共融，要為後進者提供對等機會與時間，就得展現「包容」。大族群得容忍小群體跟上集體的緩慢，容許適度的文化差異，也得為後來者建構從容空間，激發任何組織都不可或缺的創新。所以每次新生報到都得重新啟動集體合作教育，從包容逐步調和「再共融」。若缺乏代際包容，動輒大老前輩姿態，被撐開來的就不是融合，而是只容同儕或近親繁殖的同溫層。
作為一種社會使命
人際、關係、自主及參與，都足以為共融提供充足養分，若任一環節太過弱薄，再加上伺機吞噬的市場誘因壓力，都會通往解裂。所以單靠共居成員不易產生強大的穩固性，通常得納入其他利益關係人共同支撐。
作者將政府、募資計畫、社會團體、特定利害關係人、民間倡議組織等全列為利益關係人，這些角色可分別從資源連結、教育培力、諮詢規劃乃至於防止退化，以不同專業及能力，為漫長的合作共居過程提供穩健支持。其中政府的角色，頗值得一提。
各國的合作住宅型態雖有異同，卻都離不開必要且合宜的政策協同，書中琳瑯滿目的政策支持，多展現在融資及長期土地租約或使用權的可及性，不難看出各國維護居住人權的用心程度，看在寸土寸金的國內，著實令人稱羨。不過，作者卻不只一次提醒「補助應該被視為選項之一而非必須，關鍵是這個計畫是否能回應社會需求與促進居住型態的多樣性發展」。顯然，國家的功能及角色不自我設限於補貼者。
國家或政府不是慈善或沉默的利益關係人。任何公共資源投放都應該具備正當性，合作住宅本質仍屬民間私有財，便可能像Co-op City一樣變質，作者也確實提到「許多住宅合作社已在討論如何轉變為私有產權，來為個別成員自身牟利」，因此政府必須拿捏妥適的支持力道，在靈活的支持政策中搭配實用的防火牆，時刻提防合作的退化變質。
與此同時，合作住宅也要自我警覺。要求政府給愈多，介入必定愈深，愈不利於組織獨立性，所以永續謹守正當性是絕對要件，一如作者愷切呼籲「自身定位的過程中，應優先審視其可負擔性以及社會共融性，取得補貼並不是最優先任務」。顯見，若要爭取合宜的政策支持，得看各項社會使命如何被逐一實踐及堅持。
請別害怕合作
歐洲民間百年來不斷用自主合作抗衡資本與市場化，除居住外還有消費、勞動及生產面的多元合作，這是因為合作原本就是應對人性所生成的自然行動。以共治發揮人性的善，以規約抗禦人性之惡，在共同需求之下妥切因應異質及變化，因此良好的合作離不開複雜，也必須肯認複雜。
長期缺乏合作概念與基礎，再加上完美範例有限，讓合作共居在國內看似險阻重重。但請別被合作的艱難嚇跑了，複雜不等於不可能，尤其現今居住只剩價格計算，人人都有可能淪為無殼蝸牛時，我們還有什麼理由害怕合作？況且已有像OURs這種專業團體從旁提供協助引導，部分實作及實驗方案也已在路上，正像作者說的「缺的不是工具與方法，而是實現的意願」。
無論如何，歡迎所有厭倦被居住綁架勒贖的民眾，細細品味本書，盡情感受作者述說的美好，當然還有字裡行間的反覆提醒，正確理解合作住宅，共融與合作，從來不是由法律名詞來定義，它是集體行動擴展的動態結果。
- 〈邁向「共融」：台灣推動合作住宅的切入點〉。
- 合作社身分定義及七項原則可參考國際合作社組織（ICA）之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