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莛庭／鄰家月更圓？日本合作住宅的百年物語

OURs 都市改革組織 22 Apr, 2020

許多人對日本「合作住宅」的認識，或許是從2018年的日劇《鄰家月更圓》（隣の家族は青く見える）開始。這部日劇以合作住宅為背景，講述四個不同的家庭——不孕的中年夫婦、一家四口的傳統家庭、打算再婚時遇到前妻離世的情侶、同居的男同性戀者——從規劃階段就共同參與合作住宅興建計畫的故事。

劇中每個家庭都有自己的獨立屋，而獨立屋中間的公共空間是共享的，四個獨立屋就像小屋苑一樣，共同擁有一個出入口。除了多元形式的家庭種類，鄰里之間互相認識、互相羨慕，矛盾與理解也隨著合作住宅的建造交織開展。

說到合作住宅，大多會想到歐洲住宅合作社的悠久歷史。不過將眼光放回亞洲，鄰近日本的合作住宅至今也已有將近百年的發展歷程。1921年至1972年，《住宅組合法》透過中央的法律、政策等制度層面，解決戰後住宅存量不足的危機；1970年代之後，建築師等專業者推動了新一波合作住宅運動；近期則是以民間企業為主，在大都市周圍興建合作住宅，形成另一種商品化的住宅選擇。

日本合作住宅發展與時代的社會、經濟條件息息相關，過程中也面臨到各種挑戰、危機與制度調整，更有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銀行融資、NPO法人與民間企業等不同角色協作互動。

《住宅組合法》：日本合作住宅的DNA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因著大量人口湧入都市，日本近代首次面臨到住宅存量不足、租金與物價上漲等危機。當時正是大正民主主義浪潮時期，政府提出的政策並非直接興建住宅，而是透過公共團體協力建造「公益住宅」。另一方面，當時的大藏省（現財務省）預金部透過低利率融資鼓勵以「互助模式」興建住宅，帶著強烈的民間自主色彩。

《住宅組合法》是希望擁有房屋的居民（七人以上）組成互助組織，透過相互扶助與信用，增加獲得政府的融資額度，並將其作為取得土地、建設房屋以及後續租賃管理的資金基礎。償還期限以20年為限，國家負責監督該組織所擬定的償還計畫與分期付款的狀況。

不過，此一條件也需建立在居民有長遠穩定收入之上，因此當時大多只有地方政府職員、郵局公務人員、軍人或任職於財團企業的員工們負擔得起，《住宅組合法》也被視為提供中產階級住宅需求的策略。

然而，《住宅組合法》在執行方面也面臨各種問題與挑戰。1923年關東大地震之後，日本全國財政狀況陷入困境，參與者無法償還貸款費用。針對此一困境，政府曾提出低利率優惠，但卻一度使申請人數增多，政府卻沒有增加對應的融資預算，導致無法順利推動後續程序。再加上，若成員因償還債務困難而解散組織，損失還得由地方政府吸收，地方政府只好又祭出繁雜手續以及連帶保證人等嚴厲的審查標準，形成惡性循環。

直到1950年代，作為戰後住宅供給三大支柱的「住宅金融金庫」成立，直接對個人提供低率融資，《住宅組合法》的定位與目的漸趨模糊，才讓使用人數大幅下降，並於1972年廢止。雖然低利率融資效果有限，此法但也確實達成改善住宅存量的效果，共提供日本高達35萬戶的住宅單位。

在《住宅組合法》廢止之後，取而代之是《消費生活協同組合法》以及「日本勤勞者住宅協會」，一樣鼓勵民間興建合作住宅，直至1975年接手《住宅組合法》共提供約6萬5,000戶的住宅單位。

日本政府透過這些金融策略推動住宅政策，幫助中產階級從租屋轉向擁屋階級，改善住宅的質量，也塑造中產階級的居住文化。合作社成員一起居住在同一社區，並且與鄰居形成社群，形成嶄新的居住文化，奠定日本合作住宅的發展基礎。

社區共同造屋：新一波合作住宅運動

1960至1970年代，日本進入經濟高度成長期，當時市中心勞動人口過多、房價高漲、人民無處可居等社會問題層出不窮。藉此，日本政府設立特殊法人「日本住宅公團」，大規模開發郊區的住宅團地，一處又一處的「團地」遍地開花，形成昭和時期中產階級的集合住宅風潮。

相較於這些高層樓、密集且設計單一化的團地新市鎮，另一些建築師則追求在市中心打造自主設計、需求彈性的「My Home」（理想住宅）。1968年四名建築師在東京涉谷區千駄谷協力建造的都市住宅，被視為「日本第一號合作住宅」，也被視為日本新興階段合作住宅的雛型，但當時的合作住宅僅侷限於建築師等專業人士網絡中。

直到1975年，由「產經住房協會」和「農協建築研究會所」企劃的「合作住宅柿生」，成為第一個以報紙廣告公開招募參與者的基地，使合作住宅普及到一般民眾，且更加重視社區自治的概念。在當時的風潮之下，市場上也出現不少掛著合作住宅名號的預售房屋，更進一步促使「全國合作住宅促進協議會」等NPO成立，投入倡議合作住宅的核心精神。

1978年建設省（現國土交通省）也給予合作住宅明確的定義：「有意建造自己居住的房屋者，組成共同合作社，共同訂定事業計畫，執行土地取得、建築設計、工程發包等業務，最後取得住宅並且持續進行管理。」

面對高齡化、少子化與都市型態改變帶來的居住環境變遷，以及大型天災的出現，使得人們開始反省當今的居住模式，重新審視社區網絡的重要性，也提出更加多元的居住想像。1995年阪神大地震之後，以連結為核心的合作住宅再次獲得注目。

2011年311東日本大地震，震災復興的住宅也傾向建造合作住宅，強調「人的安心」和「建物的安心」。針對一般民眾，書店內介紹合作住宅的裝潢雜誌吸引人的目光，甚至成為電視劇的題材，助長合作住宅的概念普及。近十年來，專門提供合作住宅的民間企業隨著市場需求而成立，以居住社群、自主設計為主要號召，在日漸冷漠的都市中開創新興居住模式。

居住空間經過多年的演變，現有公寓或住宅的型態已經無法完全滿足使用者。有鑑於此一趨勢，當今日本大型建設公司，如東急不動産、野村不動産與朝日建物等，都開始在市場上推出能夠讓使用者參與設計的出租合作住宅，可見當前日本合作住宅正朝向更多樣化的路途邁進。

合作住宅的未來課題

合作住宅需要集結大量的知識與經驗才能眾志成城，而日本至今仍有許多待解決的課題。根據「全國合作住宅促進協議會」的調查研究報告書，目前主要有「業務落實」和「普及」兩個層面的課題。

業務落實方面，首先依照現行法律制度，建設公司在合作住宅要召集參加者之際，為了不違反「宅地建物交易法」、「不動產表示公平競爭規則」的規定，需要明列土地來源與合作方式。然而參與者之間該如何進行合作、設計、發包等後續事項，卻必須等參與者確定並全體同意之後才能進行，因此也出現打著合作住宅名義預售，實際上卻是掛羊頭、賣狗肉的現象。

再者，合作社成員並非民法承認的團體，不具有接受融資與調度資金的法人資格，因此在執行的過程若有突發狀況，相關責任和補償條款不明確，對參與者而言都是風險。

由於近年電視劇或相關雜誌的報導，日本一般住宅消費者對合作住宅並不陌生，但大多數人仍停留在根深蒂固的「買房」觀念。如何讓一般消費者能將合作住宅視為一種選項，以及針對土地所有權者，能強化說明良好住宅與創造優質社區網絡的效益，都是日本合作住宅未來能否普及的一大關鍵。

日本的合作住宅從《住宅組合法》發展至今已逾百年，不論是政策、融資貸款、民間企業與NPO協力等不同層面，都值得台灣借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