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土地之人：移動的布農

自80年代，原住民運動開始至今，都試著一步一步討回自己的權利，那是在一種名為「國家／政權」下的失去，尤其是土地 。這篇文章，將藉由一個在莫拉克風災後流離失所的部落的故事，同我們訴說，這一百年來，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們經歷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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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農工作勤墾，族人或種植經濟水果或野生茶，或當挑夫，還有人入林班，憑藉遺傳自祖宗奔山越嶺的好腳力討生活。他們每個年月都有祭典儀式，種植小米前要立白，狩獵後會射耳，依循著歲時規律，守著天地法則。但2009年夏，天降豪雨，雨如大豆，撒落而下，嘩啦地打在山林裡，布農的屋簷上，哐噹哐噹，無窮無盡的雨豆擊打在所有能承受它的物體上，劇烈聲響在山間迴盪。

颱風來了。1939年出生的阿澤伯夜不成眠。這雨太急太大，出生至今，未見過這般急烈天候。

他的部落「藤枝」，以行政區劃分是今日高雄市桃源區寶山里，就地理位置而言，位在中央山脈南端卑南主山西側區域，邦腹溪右岸頭剪山及寶山溪左岸中腹。儘管這個地方無良田耕地，阿澤伯仍早晚操持農務，種茶栽果樹，不曾想過遠離。他從不畏風雨，在這島國，春日有雨，逢夏有颱，早已習慣，只要將果樹紮好，關窗閉門，任風雨吹刮個一日一夜，又是好天。況且，在這海拔1500公尺高處，雲霧飄渺，過午就積雲落雨，風總是溼漉漉吹起。那風那雨，早是布農的氣息。

但這一日的風雨格外不同。族人大多下到平地工作暫居，部落顯得空蕩，風雨的佔領更為狂肆，風劇烈哭號，雨如金鐘蓋罩，天地轟隆，如崩裂一般。陳春澤只覺自己被孤立在這世界。

捱過了一夜，他出門探看情況，卻見門前道路出現裂縫，整個部落如地震過後一般，出現類斷層的錯位。阿澤伯驚慌了。但這天候，動彈不得，只能繼續待著，他頻頻端看那縫，心想：這山，不會要塌了吧？

這座看似要崩塌的山，是當代布農最後遷移之地——從十九世紀末，到2009這一年，藤枝已數次遷移，為了生活，為了政治，卻成了近代遷移最多次的原住民。而陳春澤所在之地，是國民政府來了後，二次遷移之所。本以為安全無虞，如今卻面臨坍陷危機，他不免望著對面山頭，想著布農的命運：今天，為什麼會在這裡？

他的童年記憶，還刻著在山的那頭，那屬於馬里山的生活記憶。

馬里山：一段遷移的故事

原住民最初的移動，都和生命相關，都是為了為後代找尋適合繁衍、生活之地，不斷遷移。阿春伯和藤枝族人的祖先，本也不是在這裡；根據族人陳清榮（Aziman Ismahasan）所做的口述調查報告可知，其祖先在1870年代，從台東海瑞利稻，跨過卑南主峰，找尋適宜的居地。

最後，這群布農來到台灣南部（高雄東北部）的馬里山流域。馬里山並非一座山，境內也沒有半隻馬，這個稱呼源於魯凱語。魯凱族稱發源自卑南主山濁口溪的舊萬山段以上區域為Valisanae。布農遷入後，因溪里魚類非常多，便稱其為Masuskan，意指魚多的地方。日本殖民台灣後，沿用魯凱名，並將之譯為日語Balisan，國民政府來台後再翻成「馬里山」。

在布農遷移這個地區前，馬里山溪東岸早有魯凱族部落聚集，西岸則有鄒族獵人進出。當時還在台東海瑞的布農，時常往西翻越中央山脈到這個地區狩獵，1875年，其中一個Ismahansan家族，決定舉家西遷，搬到卑南主山西南麓的Usuzuk居住，同時開啟了布農大舉西遷的歷史。當時，他們藉著與原居於該地區的魯凱族聯姻，在1880年代取得土地居住權。馬里山溪東岸，遂成布農部落最終遷移之地。

布農很是團結，他們透過凝聚力，逼退遊走於此間的鄒族獵人，1910年左右全面退出馬里山區。除了日本殖民者、少數魯凱，以及上山買賣工作、擔任通譯的漢人遊走之外，馬里山區盡歸布農所有。

為了徹底制伏原住民，台灣總督府在1910-1915年間實施「番人討伐五年計畫」，這項計畫源於一個理論：「國家對於叛逆的生蕃，擁有討伐權。其生殺予奪，只在於我國家處分權的範圍內。」換句話說，站在殖民政權的角度，「國家」位階高於一切，土地生命由它定義且施為。

殖民者對於未能歸順的原民區域往往以電網、地雷區隔，而後再以武力征服。 我曾聽當地原住民對我比著對面山頭：「當時這裡都是電網。」隨後自嘲：「很先進捏！平地都還沒有通電，我們山上就有電了。」

原住民說起日本人殖民，往往雲淡風輕又帶點嘲弄式的幽默，彷彿那是很久以前的過去，現在也改變不了什麼。然而，他們確實從那時開始，就被改變了：只是為了方便殖民者控制。

當時馬里山地區有二十多個大大小小聚落散居，日方很難推展一般行政事務，也難以掌控原住民行蹤。儘管使出威嚇、教育、感化等手段，令原住民與日本人之間呈現平靜之況，但那只是表面，摩擦的小火花在其下埋伏著，隨時可能點燃引線，爆發衝突。例如，為了怕原住民反抗，日方強制收繳原住民打獵用的槍枝，激發了族人的反彈，於是，日方改變管理方法。

1919年，台灣總督府執行「集團移住」政策，加上幾起原住民出草日警駐在所事件，集中管理蕃社，勢在必行。

而這群布農遭到集體遷村，也有背後原因：原本不敢隨意進入山區的漢人，看上馬里山這區的平靜、安全，成群結隊進入，開採樟腦油或是進行民生物資買賣，賺了不少錢。這些漢人若做這般簡單生意就罷，實際上卻不停走私，將違禁的槍彈、火藥，不停往原住民手裡送，還便宜收購山林的珍貴藥材與動物皮肉。這交易，叫日本人看得又怒又妒，決議將馬里山住民集中管理。一九二七年，橫貫馬里山的內本路警備道竣工後，便正式執行。

當時日人將馬里山溪東岸三十幾戶、五百多名布農，招到馬里山駐在所開說明會，每戶必須派出一名代表。多名日本長官也從山下的六龜來到這裡列席。表面上是看著台下族人的面孔，其實只盯著其中一位看似最具權望之人——Lakav Laung，亦即帶領大批布農來到馬里山區依親的Ismahansan家族領袖Biung Tudang之子。

這個家族能夠帶領布農遷移，自是很威望。除了到場的諸多家族都與他們家有姻親關係外，也有一些剛搬來不久、為了抗拒日方強迫遷移到鹿野才來馬里山的布農，不料，這是一個全面性的政策，誰也無法逃避。

Lakav Laung當時已繼位頭目，成為領導者，日本人認為，只要他同意遷移，事情就會非常順利。但Lakav Laung卻很疑惑：「日本人會怎麼管理這個集中式的部落呢？」他對這一切都毫無頭緒，畢竟，過往從無「集中管理」之事可言——自古以來，布農不管要遷到哪裡，過怎麼樣的生活，都是依家族的意願而動，無人干涉，但現在，日本人要指揮他們集體行動，甚至共同居住，這會導致什麼結果，他無從想像。

會場中擠滿了馬里山地區的布農，他們跟Lakav Laung一樣困惑。但日方承諾只要部落願意遷移，可以維持他們原本的生活條件，他們想著：反正會過著一樣的生活，還可以打獵，也不用離開富饒的馬里山，便同意日本人的要求，答應配合遷移政策。一個四十餘戶、五百多人的布農聚落就此生成。

這看似「維持文化」、「保有權利」的讓步，是一個失策。二次大戰末期，日本人又強制族人遷徙到那瑪夏移墾，後因瘟疫爆發及人口擁擠，這批布農不堪忍受，陳清榮的父親偕同倖存者又逃回馬里山；有些族人則到了今日的二集團與藤枝部落。陳清榮的家人也曾到二集團，卻因耕地早被佔據，良田稀少，又回到馬里山，死守舊部落，直到1950年這塊區域在國民政府時期被劃為國有地，交由林務局管理，才不得不搬遷到藤枝。陳清榮的家族，成了最後一個遷移的布農。

往山裡去

八月八日那天，阿澤伯這方布農在山上發抖，猶豫如何下山時，人在六龜的阿珠和夫婿則頂著疾風勁雨往山裡走。

從六龜市中心繼續往北走，過了長長的六龜大橋，沿著台二十七甲，走十分鐘左右，可上藤枝林道，那兒便是寶山、二集團與藤枝等布農部落所在。這個布農聚落離六龜不遠，故人口流失也快。原住民下山定居，圖的是工作方便。山上道路開拓、引電、發展後，也破壞了原本原住民的傳統生活，年輕人受城市吸引，亦不從事農獵，部落人口漸漸外流。藤枝部落尤最，一九七○年代，這部落唯一一所小學甚至遭到關閉。不論如何熱愛部落生活，族人都面臨著帶孩子下山的抉擇；「沒有讀書，沒有未來」，原住民懂得這個道理。

阿珠一家人便是因此移居六龜，但他們從未放棄山林。阿珠夫婦倆在馬里山舊部落留著耕地，種植大片野生茶和水蜜桃等經濟作物，同時忙著造林，他們的心血都在這裡，所以即使要從六龜沿著藤枝步道回到部落，再從部落步行到馬里山舊地，如此耗時耗力，從未抱怨也沒有想過放棄。每個風雨之日，若氣候不那麼劇烈，他們還是勤勞地上山去。過往，有人試圖收購他們在森林遊樂區周邊的大片土地，但數百多萬台幣的利益並未動搖這布農的決心，即使其他族人一一拋售，他們這家子仍堅決持有這土地：「這是我們祖先留下來的，怎麼可以拋棄？」阿珠每每提及此，語氣帶點驕傲，也有點怒氣，只覺族人們都不珍惜土地，才換來部落凋零。

這日，颱風到來，天落豪雨。阿珠一家到六龜避難所避難，但抬頭望了望黑灰天空，突然想起山上工寮的兩隻狗。「他們怎麼辦？」風雨越暴烈，她的心越不安，於是同先生商量，收拾簡單行李，準備好狗兒的食糧，準備隔天無論如何都要上山去。途中他們數次遇到落石，差點身亡，終於找到狗，並在隔日步行下山。動物不能被拋棄，山和土地也不行。嬌小瘦弱的阿珠，比任何人都堅持這些的重要性。

從陳清榮與他的部落的遷移足跡，可以發現，他們是如何一點又一點失去自己的土地。退到最後一個據點，以為從此安定，卻沒料到可能再度失去——因林務局大規模砍伐原始林，舊藤枝周邊林木被砍乏殆盡，地層因此滑動，難以居住，1980年代，藤枝部落又向下遷移，到了阿澤伯在這風雨中站立之地。如今，這地，眼見就要崩落。